她山拾光录|多幸运有个我们

文|高绪丽

生命旅程里总会有这样那样不可理喻又无法抗拒的相聚与别离。一想到同一片蓝天下，往上使劲追溯，还有人与自己有着些许联系，就常常会有一种错觉，那个最爱我又离开我太久的人，她回来过。

小姨姥是外婆最疼爱的小妹妹，也是我的上上辈亲戚里面唯一还健在的亲人。

今年正月里，我像往常一样陪母亲去她的小姨家里拜年，小姨姥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小姨姥的儿媳也就是我的舅母跟我们聊起小姨姥的事情。

世人都说“老小孩”，小姨姥这一年比上年的“老小孩”症状要严重一些，但别看岁数大，她能吃能睡，拄根拐杖能上楼，唯独听力走下坡，常常答非所问。子女的意见是，可以不用戴助听器，毕竟年岁大了，有些听力障碍也正常，但小姨姥不肯，嚷嚷着要戴助听器。小姨姥的女儿回来给她戴上了助听器。

见我们来了，小姨姥还高兴地给我们作示范，没想到，戴上助听器的小姨姥比从前更加安静。

我问她，还认得我吗？小姨姥伸出她枯树枝般的手指握住我的手，她一笑，那张塌陷的脸颊很快被随意挤压，她反问我：“你是开车来的吗？你把车子停在哪里了？”

我疑惑地看向舅母，舅母用手指指自己放大的嘴型，轻声说：“戴的其实是耳机，她不知道。”原来，是个善意的谎言。

当你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听得懂未必会比听不懂幸福。有时候，时光也是需要和解与妥协的。

舅舅、舅母与我的父母亲继续客套寒暄，盘腿坐在炕上的小姨姥，好像一尊佛笑眯眯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连眼皮都不舍得多眨动一下。她的视线仿佛可以穿过时间的隧道，停留在我们的脸上，期待从每张日渐陌生的脸庞上找寻出更多昔日熟悉的模样。

母亲说起她十几岁时随外婆一起去小姨姥家的情形。那时还健在的小姨姥爷有公职在身，家里孩子与老人都是小姨姥一个人张罗。小姨姥要强，每个孩子身上的衣服也许旧些，但总是干干净净的，还被抻得板板正正，走上街，没人不夸奖。

那时候没有手机，大家都喜欢串门，亲姐妹串门更有说不完的话题。小姨姥做饭，外婆就给锅底添柴烧火；小姨姥找出针线笸箩缝补衣服，外婆也坐一旁陪着一起做。母亲说，外婆与小姨姥晚上睡到一起还能聊上半宿。

扯起记忆的长线，舅母也说起她与舅舅搬进城里以前，与小姨姥同住一个村子时的故事。舅家的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小姨姥的身边长大，小姨姥但凡有点好吃的，总想着留给那两个孩子……说起这些，舅母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昔日憧憬，仿佛又回到了时间的长廊里，伴着一些如同石头一样质朴的音节从她的口腔里跳出来，大半个世纪也不过成了一瞬。

一截腌得恰好的“想象”，好像早年挂在灶间木棱窗前沾了灰尘的腊肉，看着没有食欲，可是吃进嘴里只有回味无穷。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愈发感激岁月的恩赐，可以让我拥有。是的，一株路边的草，一棵生长的树，一个路过的人，都可以与你有灵魂上短暂的交融与交流，即便是虫鸣或雷霆，也会令你有许多感触。

那一日，当掩藏在时间深处的旧事终于踉踉跄跄来到我的跟前，有一瞬间，我一下子读懂了正月里走亲戚拜年的意义，禁不住感叹，“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幸好我还有那么多亲戚可以来往，不像再年轻一些的孩子，哪里会有那么多亲戚让他们去走动？

原本还在炕上稳坐的小姨姥开始打起瞌睡，她的头向左点一下又向右晃一下，我连忙起身要扶她躺下。可是我的手刚刚碰到她的肩膀，她醒了。

“你们要回去了，是吗？”她的声音好像刚从遥远的地方穿梭而来，还带着沙砾一般的粗糙。

我刚想点头，看到她眼睛里的惊慌，又赶忙摇头，“再待一会儿，不着急，我还想听您讲故事呢。”

小姨姥一听，又要给我们张罗水果，“冰箱里还有车厘子，拿给你尝尝。”我摁住她下炕前撑炕的手，母亲也过来帮忙打圆场，不让她再折腾。于是小姨姥又重新坐回炕里侧，倚着一摞叠好的被子，重新笑眯眯地打量起我们。

“你兄弟过年回来了吗？”小姨姥问我，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我没有兄弟。

见我不吱声，小姨姥又问：“你不是东屋那家的闺女吗？常听你娘提起你。”

我错愕地把眼神投向舅母，舅母起身过来拍拍小姨姥的手背，又指指我，说：“她不是东屋那家的闺女，她是二姨家的外甥，你又记混了。”

可能小姨姥也知道自己弄混了，她凹陷的脸颊已经飞上红晕，不再出声，看我们的眼神有些飘忽。

从小姨姥那里出来，回去的路上，我们都不出声，车厢里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冷冽空气也仿佛凝滞了一般。

血脉相连的金字塔上，我们有幸遇见，也会面对别离，很少有人会陪着你直到变老。当有一天，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来填充时间的空隙时，我不会记得与你说过什么、吃过什么，却会记得那张和善的脸庞好像春风一样，记得那双眼睛注视过我。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