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怡 Be Happy

人应该是自由的

林保怡有自己的想法。出现在摄影棚之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来自他的经纪人。经纪人说，今天的访问「保哥」希望打破常规，聊点大家不知道的。

谈话先从他小时候捡鞭炮，崩到手的故事开始。他说，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买玩具，出门看到路边有个炮仗头，兴冲冲去捡了起来。在化妆间，林保怡5根手指撮在一起，凑到眼前，腿上作出跑的动作。炮仗突然炸了，「我还记得，哇，好痛」。

这只是个引子。「跳到音乐吧。」林保怡说。还是从家里没什么钱开始。当时有个表哥住在他家，天天听邓丽君的歌，他开始知道有「歌」这种东西，表哥放什么，他就听什么。就这样，音乐在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开始存钱，每个月就存一点点，「赚得不多嘛」。存了好久买了一套Hi-Fi，包括一个黑胶的唱盘、扬声器，接着买了人生第一张唱片，是heavy metal，重金属，「想象不到吧」，他得意地说。那会儿他也喜欢穿皮衣和牛仔裤，一个摇滚青年的形象。

这和人们印象里的林保怡大相径庭。

做演员已经34年，林保怡经历过TVB最繁荣的时候，20年前的电视剧《金枝欲孽》，奠定了后来几乎所有宫斗剧的范式，也见证了中国香港影视工业的起伏与回春。他的职业生涯穿越了时代的周期，去年，他凭借电影《白日之下》，获得金像奖、金马奖、金鸡奖三大电影奖提名。在电影节现场的影像里，他沉稳笃定，颇有一番老戏骨的气质。

但面前的林保怡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前一天收到访问提纲，他扫了一眼皱起眉头：「哪有那么多好聊的，你不如问问我，在内地拍戏，哪个大明星经常迟到？」

当然，他到最后也没说是谁。

他承认自己爱动，从小就这样，「坐不住」。杂志封面拍摄开始，他也没闲着，一边拍一边在现场走来走去，跟工作人员聊天。他得意扬扬地讲到当年《号外》杂志那张经典的封面，被贴在了香港M+博物馆里，是被选中的唯一男性。那张照片里，他穿着背心，水流从上面浇下来，他的眼睛笑成一条弯弯的缝。说到这儿，现场所有人都围了过来，听他讲，当时拍了8个小时，拿盆水「一直泼一直泼」，最后才有了这张照片。他还说，最怕碰上各种典礼，一坐几个小时，要靠「脑袋里的天使战胜魔鬼」，才能把自己按在那里。

林保怡的人生也像这样，跳来跳去。在做演员之前，他组过乐队，12岁就开始弹低音吉他，15岁为了赚钱做过鼓手。成年后，林保怡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在唱片公司做过office boy，在五金工厂做过工人，在唱片店做过销售员，也做过消防员、警察、歌手。

每一段职业的跨越，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消防员和警察，是他觉得自己是个正义感很重的人，「想当所以就去了」。考上了警校，做了4年警察，发现还是喜欢音乐，又辞职回到了唱片公司。

相比于主义和意义，林保怡是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的人。谈到当年的各个职业选择，林保怡说，「人应该是自由的，人生应该是用自己的能力在每一个你喜欢的（领域）投入进去，不喜欢就走，立马要走，不要浪费时间」。

在唱片公司也是这样。因为给一位歌手做唱片统筹，林保怡的唱功被赏识，1989年成为歌手，出了第一张专辑Natural。其中《一刹的浪漫》上来就是一段密集的鼓声，充满摇滚元素，与当时的流行歌曲非常不同。这张专辑让林保怡在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最受欢迎新人奖提名。

1989年的歌坛，正是群星闪耀的年代，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竞争名单里，有张国荣、张学友、陈百强、Beyond，最受欢迎女歌手最终颁给了梅艳芳。而新人奖的提名里，还有未改名为王菲的王靖雯。刚刚出道的林保怡，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了一些头角。但发行第二张专辑时，公司为了增加销量，希望他能唱一些更具流行性的歌曲，「商业元素很好的歌」。林保怡拒绝了，「老板说你不要出了，（我说）ok了，算了」。

他的歌手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立刻转身，投入了下一个领域，演员。

Be Happy

林保怡讲话直白，接地气。我问，为什么演员就能做30年？这么长情？他说，「钱多嘛，拍好一部戏就有钱收，都是要生活」。他喜欢讲那些质朴的人生法则。买了黑胶唱片后，第二个目标是买车，拍戏赚了一点钱，终于买了一辆二手的，「这种开心、喜悦，真是很难忘」。

林保怡喜欢开玩笑，用笑话消解严肃的话题。前一天晚上吃饭时，聊到衰老和运动，他说最有效的方式是深蹲，说着挪开椅子，现场演示起来。「可以洗澡的时候做。」他双腿微屈，一只手再伸过头顶模仿花洒水浇下来的样子，在我们面前深蹲了几下。他建议我晚上回去做60个，明天一定走不动路。「哇，明天在棚里，每个人都这样」，他扶着椅子，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2024年是《金枝欲孽》上映的第20年，我试图和林保怡聊聊这部剧20年里反复被提起的原因，但林保怡说，「可能把那个东西放在平台播的人就是我的粉丝」。前几年他去湖南卫视，有工作人员跟他说起，是看他戏长大的，「冬天盖着被子在里面拿手机看」。他记得的就是这个。

他更愿意记住和回忆的，是这些轻快的细节。相比于《金枝欲孽》里的人物命运，林保怡更愿意聊的是「剃头」。那是他第一次拍古装剧，要剃光头，「啊，我说不行，能不能先剃一半」。但戴了一星期头套，他还是受不了，「我说OK了，不要头发了，全剃光，来」。他描述拍这部戏的困难，是记台词，「都是药的名字，挺难记的，一大段一大段，所以我觉得我厉害的」。至于这20年间《金枝欲孽》一直被观看，被提起，他感慨的是，「为什么之后的宫斗剧不找我？好啊，我们是经典，我们是头一部，为什么之后都没有人找我？」说完，自己又哈哈大笑起来。

林保怡总是这样，说着说着就自己先乐了。不谈太沉重的，他希望大家都开心。他的座右铭就是Be Happy。这是他在TVB的20年领悟到最多的，一定要笑。

林保怡刚成为演员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TVB最繁荣的时期，像光影世界流水线一般创造着无数的梦境和童话。其时香港社会正值转型期，人们内在有着期待也有着焦虑，而影视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娱乐，让人们暂时摆脱现实的忧虑。TVB当年热衷拍喜剧，拍小人物的乐观与适当的调侃，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台词：「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这几乎影响了那一代香港演员的气质，出现在镜头面前时，他们总要展示出最好的精神状态，对着镜头嘻嘻哈哈，给观众带来快乐。

因此，Be Happy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在林保怡身上，更是一种职业精神。他曾经想过用Don't Worry，不要担忧，后来觉得不对，有的事人们就是会worry，但还是得做。不能想太多，所以没有Don't Worry，只有Be Happy。

当时的TVB被称为香港演艺界的「少林寺」，每年生产20部电视剧，录影厂24小时都在开工。最忙的时候4至6个厂同时拍摄着不同的电视剧。庞大的制作量要求TVB每一部电视剧都在高效和低成本的拍摄下完成，40集电视剧在3个月内就能拍完。演员们为了拍戏不眠不休，住在剧组是常态。

20世纪90年代和林保怡合作《壹号皇庭3》的导演钟澍佳对当时的氛围印象深刻。他告诉《人物》，在拍《壹号皇庭3》时，每天到了现场，编剧还没有写出当天的剧本。大家先做其他事，等剧本一来，以最快的时间在现场背台词，开拍。「很多时候连整集剧本都没有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只能大概地去推论、猜想。」大家没有时间去想太多「意义」的问题。

他还记得，当时陈慧珊看不太懂中文，现场的演员同事、导演同事们都去帮她翻译，「那个时候不流行什么助理」， 旁边不会「有7个人围着他，两个化妆又经纪人又助理又宣传的」。剧本翻译完，她自己去背拼音，记住每句话的意思就开始拍了，「很难很难的」。

这要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化妆师没那么多，演员们要学会自己化妆，自己弄头发。「TVB的演员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行驶的汽车上化妆的，」钟澍佳说，「自己做头发，Tony老师的水平。」衣服也要演员自己去服装厂拿。出外景 「不可能让小副导演一个人拿十几件、二十几件衣服」。

稳定的情绪也成了职业精神的一部分。林保怡说，他以前的长相给人的感觉总是「酷酷的」，有时候有人会觉得他「凶」，所以他更要笑。每天都要见很多人，从餐厅到片场，「你板着脸试一下明天会有什么效果」。

这也解释了拍摄现场林保怡的活跃和多动。他总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开心地做每一件事，「我们刚才拍摄不开心吗？」林保怡说。

视帝和普通人

林保怡经常被偶遇，在市场买菜，穿着人字拖遛弯、遛狗。他喜欢自己做饭，最拿手的是冬菇炖海参，有时候会放鲍鱼，或者加一只鸡。每到一个城市，他也会叫当年的老朋友出来吃饭，时隔这么多年，他还是会和当年做警察时的朋友们见面。

生活中的林保怡不像个明星，更像个普通人。他的通信地址一直是公开的：香港新界马鞍山邮政信箱393号。他喜欢粉丝给他写信，他也会手写回信，再放入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寄回去。当然，他不建议粉丝写太长，「你把你的时间留给自己，放在我身上的时间一点点就好了」。

这是入行之初他就明白的，演员就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在TVB，他每个月领工资，「生活之余，发现这个角色也是可以发挥的，这个剧本是你自己选的，所以你要做好一点」。

TVB曾经有专门的艺员训练班，这里诞生过周润发、周星驰、古天乐等家喻户晓的影星，但林保怡从来没参加过，拍第一部剧《男盗女猜》，用他的话说，一张白纸就上去演了，面对镜头，他想着讲完对白就算完，一个导演骂他：「你要赶去哪里啊？赶收工啊？讲完对白就算啊？」

他只能自己琢磨演技。林保怡曾创下一个纪录，拍剧连续28天没回家，只在车上睡觉。早上6点半拍外景，下午3到4点返回录影厂，拍到凌晨两三点甚至4点。在录影厂，灯光可以塑造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这样下来，林保怡只剩两个半小时整理自己，吃东西，再开车到第二天的拍摄地。

后来他养成习惯，每次收工，不管多晚，都要看一看第二天要拍的东西才睡得着。他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强调，「这不是认真，只是习惯」。

直到1994年和钟澍佳合作《壹号皇庭3》，林保怡曾在一档电台节目里说，这时他才开始懂得学一下别的演员，给角色加一些漂亮的细节。拍《金枝欲孽》时，台词很长很难记，一场戏NG40次是常有的，林保怡用录音机把台词录进去，一遍一遍听，加深印象。

他刻苦、勤奋，这也几乎是一代TVB打工人的职业素养。在拍《金枝欲孽》时，大家都很搏命，佘诗曼也被监制授予了「不眠不休奖」。在崇尚个人奋斗的香港社会，这种搏命和努力一度是重要的香港精神之一。钟澍佳记得，当时的工作环境里，大家都很爱上班，收工了也不愿意回家。TVB的风气多少直接影响了职场剧的盛行，因为编剧本身就在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很容易写出那种台词。戏里戏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

在TVB，签约演员有一条明确的晋升路径，特约到闲角、绿叶、配角、主角，这中间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林保怡是幸运的，他出演的配角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做演员的第7年，就在《鉴证实录》和《妙手仁心》里开始担任第一男主。这两部剧在TVB当年上映的20多部剧里，收视率双双排进前五，成为一代刑侦剧和医疗剧的经典。

但走向视帝的位置，林保怡又差了点运气。在《背后的故事》访谈中，他曾袒露过中间的心酸：「这么多年，看到跟你同一届出来的很多人，像王菲、苏永康，很多人都比你强，比你高，但你自己还是站在后面。很长时间的心情是，内心很不好受，很酸。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努力去演每一部戏。」

直到2004年的《金枝欲孽》。开拍前，这部电视剧并不被看好，在盛产喜剧和大团圆故事的TVB，《金枝欲孽》赤裸裸指出了人生的无望。林保怡曾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当时的环境大家都绷得很紧，这时候拍一个斗争的宫廷剧，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

图源剧集《金枝欲孽》

但恰恰是这部挑战观众观影习惯、表现人生复杂况味的《金枝欲孽》，让林保怡在做演员的第14年，终于拿到了TVB的视帝。他曾讲起获奖瞬间的感受，还没念到名字的时候，他觉得不会是自己，告诉自己，下一年吧。和他一起竞争的，是出演了《栋笃神探》的黄子华，这一年，《栋笃神探》的收视率全年第一。

因为要给镜头笑容，林保怡一直在心里默念，「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当读出来的名字是林保怡时，TVB2004年台庆视频里，他的笑容立刻收住，强忍眼泪。接过奖杯后，他说：「拿这个奖绝对是要付出很多，不像现在站在这里这么容易。」

钟澍佳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那些年，每一个同事、朋友拿到奖，他都会觉得很感慨，「从『少林寺』出来，终于有一个肯定，对每一个艺人和幕后的同事来讲，都是值得感慨而且骄傲的一件事」。

拿奖之后，林保怡很快明白，奖也只是一个奖。两个月之后大家就忘了，「不要两个月，一个月就忘了」。很多东西是浮云，是假的，「你不要当真」。

坊间对他总是被提名但很少拿奖有一些不平，但林保怡觉得，看淡一点。相比于得什么奖，这么多年他不停地拍戏，要求的其实是一种主动权，可以自由地选剧本，不被勉强哪个戏一定要拍，不用为了收视率或者评分去演一个角色。

图源剧集《鉴证实录》

海绵

钟澍佳认识林保怡30多年，在他眼里，林保怡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在香港，他们曾住在同一个区，总会在菜市场遇到。

2021年，钟澍佳构思了一个刑侦故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保怡。故事里有两个警察做主角，一位经验丰富的，已经做到警司，这种级别的警察很少会再到现场查案，但他还在一线跑，因此结识了另一位信念一致的警察。

这个警司的形象和钟澍佳印象里的林保怡一样，认真、执着，对业务有自己的原则，总是尽全力。钟澍佳说，哪怕已经有一定的「荣誉和江湖地位」，林保怡对表演依然有很强烈的渴望，不停寻找更多的空间。在拍摄现场，林保怡有自己进入角色的方式，每一段剧情，他会用不同的音乐提醒自己，去找到那场戏的状态，「他会让自己真的变得很不开心」，钟澍佳说，这种方式在电影里更容易实现，电视剧要拍的镜头多，要维持这样的情感密度是很高难度的，可林保怡还是会这样做。

在一次香港导演的聚会上，钟澍佳见到林保怡，跟他讲了这个故事，林保怡当时就答应了。这个故事，就是林保怡刚拍完的《刑侦12》。定下演员后，剧本又写了3年。再打磨本子，钟澍佳的脑子里有了具体的形象，很多细节，他是按照林保怡本人设计的。

2024年，《刑侦12》开机，时隔20多年重新合作，钟澍佳在林保怡身上看到了很多变化。林保怡比当年《壹号皇庭3》时期更沉稳，更能压住场子。「他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变成那个人物。」在现场表演时，「你都觉得这不是林保怡，就是那个人物」。

这种变化来自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林保怡像海绵一样把自己投进了一个有更多挑战的环境。

2012年，林保怡决定离开TVB，到内地发展。在TVB的后期，他已经开始尝试新的演法，更加细腻地表演出不同角色。他曾形容，TVB像一个不受风吹雨打的玻璃罩，不用担心没戏演，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回到公司有停车位，演得好或坏，都不会把责任赖在演员身上。公司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让大家安心在里面工作。但太过安逸，也限制了很多可能性。「当时这个玻璃罩已经到顶了」，林保怡说。

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香港演员和导演北上。钟澍佳2002年第一次到北京拍戏，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大，香港是35毫米镜头下的生活，很难拍到全景，但到了北京之后，生活是12毫米广角镜头下的，「东门走到南门都不知道要走多远」。2005年，他选择搬到北京发展。在TVB的时候，他拍职场剧和喜剧；在内地，他拍了自己第一个古装剧《兰陵王》，接触到更多剧种、更多的技术，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们合作。

林保怡则用「试练功夫」描述他离开TVB的心情，「我要跳出去看看自己能爬得到多高，能去得多远」。很多演员离开TVB时会先找到新的公司签约，但香港媒体形容林保怡的离开「两袖清风」。他说，「我并未转投任何新公司，真的是背着背包，带上吉他，拎个面包便走出去」。

自由有它的代价和诱惑。每一个到内地发展的香港影视从业者，都要经历适应的过程，尤其是天气、语言和文化差异。钟澍佳告诉《人物》，那个时候他的普通话烂到坐出租车去什么地方都讲不出来，要先打电话给朋友，让他跟司机说地址。做导演，听不懂台词有没有说错，需要执行导演在旁边提醒。

林保怡印象最深的是冷。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干，他的皮肤很难适应，手指会破皮。他分辨着好几个地方不一样的冷，青岛的冬天「九级风」，穿再厚也没有用，黄沙都会吹进盒饭里；哈尔滨的江边，「真的冷死我」；但最冷还是新疆，「冷到脚底都痛」。

但那时的北京让他觉得「热血」。到处是茶餐厅，「一进去你就听到很多广东话，那些导演啊，演员们都在」，他回忆那些热闹的场面。

至于文化差异，林保怡开玩笑地说，离开TVB之后，也想看看内地的演员、大腕儿是怎么样的，「我能不能协调自己配合他们去演一些电视剧，能不能受一些大腕的气」。来了之后发现，真的会有演员只给你6小时让你拍，拍完他就走了。也有很多人迟到，「（我想他）是不是很红啊，应该是很红吧」。

在自由面前，更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选择。刚到内地那些年，很多剧本送到林保怡的面前，但他选择的不多。他比过去更加谨慎地接戏，更独立地挑选剧本和导演，每年的产出只有一到两部作品。

当时热钱涌入内地的影视市场，当红艺人北上，也总被看作是为了「钱途」。想在其中分一杯羹并不是难事，但林保怡没这么做。其间他跟来自韩国、日本的演员合作拍戏，体验不同地方的影视工业。也停下来了一段时间，完成一些作为演员也作为人的探索和思考。

想明白的，是要「真」。对人、对朋友要「真」，演戏也要「真」，要「真正投入进去这个角色」。那几年让林保怡意识到，过去演戏真是「演」，对观众来讲可能没有分别，「但对我来讲，过不了我自己」。后来媒体访问，他会问记者：「你要访问那个角色还是访问我？」

「真实，不骗自己，也不欺骗观众」，林保怡最早实践这种表演方式是在《玛嘉烈与大卫·绿豆》和《叹息桥》中。当时香港网络电视台ViuTV进行「电视工业革命」，喊出口号「坚信真实生活比戏剧打动人」。林保怡觉得，这是个机会。

图源剧集《叹息桥》

合作的两位新导演没拍过影视，只拍过广告，但林保怡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他把过去的表演技巧都抛掉，相比于对着镜头说话，他更重视身体语言，将自己变成角色人物，全身心地投入。这才是真实。

《玛嘉烈与大卫·绿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豆瓣评分只比《金枝欲孽》低0.1分；而林保怡首部担任监制的作品《叹息桥》也受到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6。这让林保怡觉得，「我好像真的是朝着自己的方向，好像是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白日之下》也再次证明了真实的力量。在这个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中，林保怡饰演患有弱视的残疾院院长章剑华，他所在的残疾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被媒体揭露，而他性侵残疾院里的弱智少女却逃过了法律的惩罚。这样一个「扭曲到近乎变态的角色」，林保怡还是会让自己完全进入。

他让电影公司帮忙找了一个弱视的朋友，和他一起吃午饭，回办公室，观察他的动静，再模仿他，去完成角色。他的戏份有十几天，那十几天里他没见任何朋友，在现场和其他演员也是淡淡的，刻意维持一个状态。他塑造的章剑华相信，自己是没有错的。他演出了章剑华的变态，也演出了更多的复杂性，将这种人性的扭曲锋利地指向了社会问题。

戏份杀青的那个下午，他问导演还有没有要补拍的，得知没有，他立刻去理了头发，他说：「我把林保怡找出来。」

图源电影《白日之下》

我是未来的人

这次封面拍摄，我和林保怡一起吃了两次饭。前一天试衣服结束，林保怡通过经纪人告诉我们，这天是冬至，他邀请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拍摄结束，林保怡把自己的饭从化妆间拿到摄影棚里，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吃。离开TVB10多年，他依然保留着这个结束工作后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的习惯。

钟澍佳也非常怀念这种感觉，当年在TVB，大家没有等级感，幕前幕后都是同事，晚上收工，摄影、灯光一直到场务，都会一起去吃夜宵。去海外拍戏，不像现在动辄几十上百人，当时演员加导演是个13人左右的小团队，逼得每个人都要学会更多技能，做导演的，美术、道具也得会，这也让大家的关系变得紧密，拍戏的时候更有默契。

除此之外，林保怡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深受周润发的影响。那时他还在做歌手，吴宇森找他拍《辣手神探》，合作的演员是周润发，问他有没有时间，他答，「我当然有时间」。每拍完一个镜头，周润发都问林保怡，「保怡怎么样，要不要多来一条，多来一个吧，用眼睛去演好不好？」

「当时的发哥已经是很厉害的演员，当时的林保怡是一个新出来的小子」，他因此确信，真心对人好，是很重要的。

冬至这天的晚饭，7点左右，在酒店二层的餐厅，林保怡换上了一件蓝色格子衬衫，棒球帽帽沿朝后戴着。餐厅里没什么人，只有我们几个坐在一张长桌旁。刚坐下没多久，一个男人带着孩子，提着一箱大闸蟹赶来。

他叫林保怡「保哥」，是林保怡2004年在青岛拍戏时候的助理。当时林保怡正在拍《青城之恋》，到青岛取景，一位朋友说，如果需要助理，可以帮忙介绍，林保怡因此认识了这位后来成为他助理的小良。当时小良只有17岁，父母早早离开，他孤身一人在外打拼。

小良后来跟着林保怡跑了很多剧组，而林保怡跟着小良学普通话。小良在饭桌上说，自己内心感激保哥，来到阳澄湖后，一直想给林保怡寄一箱新鲜的大闸蟹，但内地到香港的物流寄不了活物，直到今天，才让林保怡吃上。为了这顿饭，他开了3个小时的车赶来。他们谈论很家常的话题，比如孩子，出生时林保怡还抱过的小小良，现在已经12岁，过了钢琴九级，林保怡说，要跟小小良学钢琴。

在内地拍戏那几年，林保怡总会收留生活艰难的年轻人做自己的助理。遇到新的机会，再把他们「交接」出去。有一位助理，是他在上海拍戏时认识的，遇到某五星级酒店总厨是个香港人，林保怡问他，可不可以让助理留在酒店后厨工作。后来，这位助理小宏通过了酒店的正式面试，现在已经成为大厨，做得一手好菜，也有了幸福的家庭。

但林保怡不认为这都是他的功劳，要看运气，「如果没有那位五星级总厨出现的话，OK，你回老家吧，我就回香港了，看他们的命，不是看我」。

林保怡不愿承认自己是个怀旧的人，他说自己是个「未来的人」。「我已经想到下一分钟有什么发生，下个月我要做什么，从前过去的我都不想。」但他的行为还是「出卖」了他。聊到这么多年影视里的情感变化，他说，「现在不同，要见面太简单了，不重情义」。

林保怡有两个手机，屏保都是阿水的照片。阿水是林保怡过去养的一只哈士奇，4个月大时被林保怡接回了家，到家的当晚，凌晨3点钟，就在沙发上拉了一坨大便。阿水陪了林保怡15年，2021年因为生病去世。送它走的那天，林保怡把它的骨灰放到常去的花园里藏着，哭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就已经（好了），算了，走就走吧，OK。」林保怡说。

他不愿讲太多深情的话。阿水之后，他也不愿意再养宠物，我问他，是害怕告别吗？林保怡说：「不是害怕，费钱，太花钱，没钱了。看个医生都很贵，碰一下都2000块，不行，钱是很重要的。摸人家的狗OK，自己养一条，要负责任。我又跑来跑去，是吧，所以不要养，我不养了。」

还是那个一点都不要「上价值」的林保怡，但他的「看向未来」也是真的。

2022年，在内地拍了多年戏的钟澍佳重回TVB，第二年，由他作为监制拍摄的《新闻女王》播出，给人一种港剧回春的气象。钟澍佳说，这种「回春」不只是台前，在拍摄的过程中，也经常给他一种当年的TVB又回来的感觉。

他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1999年拍《非常保镖》，林保怡出演男一号，开拍之前，他们就这个角色聊了很多，其中一场戏是在监狱的会面室，林保怡饰演富豪独子的保镖，去跟犯人会面。那场戏一条过，所有人都开始鼓掌，对表演的精进让每个人「都有种爽感，很大的爽感」。

今年拍《刑侦12》，那种每个人都扎进剧组的氛围又回来了。每天拍完戏，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会抽点时间交流，对白天的状况和表演进行复盘。大家有种心气，很希望同心同力去把这个剧做得更完美。收工后大家再一起吃夜宵。林保怡常常请大家吃饭，生煎包或者炸鸡、汉堡。

兜了一个圈，钟澍佳觉得，大家有一种出去学了一身本领，像海绵吸水一样沉甸甸回来，再反哺香港影视业的心情。「20年前，大家从香港跑到内地，把更多的经验带过去，现在内地影视体系和技术的进步，我们又把它们拿到香港。」有一种传承的使命感在其中。

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熬过影视行业的波峰波谷，钟澍佳说，他能解释的就是大家真的很爱这份工作。包括林保怡，包括佘诗曼，这一代中许多从香港出发的演员，「他们不是为了收入，不是为了知名度，或者为了一个别人看到他们有多威风的虚荣感，他们自己真的是爱这个工作，爱这个行业，所以才能做到这样」。

采访的最后，我问了林保怡一个问题。香港一位知名导演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是拍电影的人，有时候是比较自私一点的。我们也要为自己想想，我们不能永远没有一个机会，是给自己的。」我问他，做演员30多年，也做过监制，有没有一个时刻，哪怕一瞬间，是你留给自己的？

林保怡说：「没有。」「我没有他那么高，我想得比较简单，有一个剧本，有人投，能收到钱，我把那个表演表演出去，最好是让人看完之后会有思考，不是看完之后哈哈哈，第二天就忘了剧情，就OK了。」

他始终是个愿意站在后面的人，就像他当年在乐队里选择打鼓和低音吉他，哪怕这才是一个乐队的灵魂，「节奏全靠他们」，但他们永远都会站在后面。做演员是要站在前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其他时间，他更想藏在后面，去接地气地生活。

得知《白日之下》入围金像奖那天，林保怡正在菜市场买菜，马上要过年，他准备买点瓜子。回忆起来，他记得更多的是那天的菜市场很拥挤。看到公司告诉他入围的消息，「是开心的」，但不是小时候的那种开心，「是沉淀了的冷静的开心」。「（我在想）是接着买菜呢，还是开心一会儿呢？」因为要帮公司录个视频发给媒体，他才「放下在想着的瓜子」，匆匆跑回停车场，在车里录完，他又回到菜市场。

他没有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项，但他获得了瓜子、蔬菜和扎实饱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