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析“导演郑某峰涉嫌猥亵儿童被刑拘”法律问题

来源：法治日报

2月19日，“导演郑某峰涉嫌猥亵儿童被刑拘”冲上各大平台热搜榜。据海南海口警方通报：1月18日，郑某某（男，58岁）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事拘留。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在海口挑选演员期间，以指导舞蹈动作为由，对参加排练的女性未成年人进行猥亵。接报警后，警方迅速开展工作，于1月17日将郑某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郑某某被捕后，多名演员在网络上曝光被其侵害的经历。多名网友以受害者及家属身份在社交媒体上斥责郑某某“他不是个例，也不是初犯”。还有疑似受害者表示，2019年就在网上曝光过郑某某。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要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2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在接受访谈时表示，2024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7万人。

猥亵儿童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不法人员接受处罚后，是否还能从事原行业工作？如何将侵犯未成年人不法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对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法院判决从业禁止

行业亦可拒之门外

近日，有疑似受害者发文回忆称，2016年，14岁的她在一家培养童星的经纪公司，后来试戏通过参与排练和拍摄，郑某某当时是导演兼制片。据该网友描述，郑某某挑选了很多舞蹈生，排练舞蹈的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还时常以“挑刺”为借口动手动脚，还曾强吻小演员，甚至私下提及陪睡就给“女一号”的机会。

如果郑某某猥亵儿童犯罪成立，其可能面临何种刑罚？

受访专家介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猥亵儿童犯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涉嫌多人或者多次猥亵儿童、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或造成儿童伤害等情节，将面临5年以上刑期。

此次事件曝光后，不少网友在谴责郑某某，呼吁“严惩”的同时，也提出“他之后还能当导演吗”“如果他之后还能利用职业便利欺负未成年人怎么办”等疑问。

记者注意到，不少涉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中，都会作出从业禁止规定。比如2019年9月至2022年3月，被告人赵某某在校外经营某托管机构，利用看管学生的职业便利，对8名未满12周岁的儿童进行多次猥亵。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赵某某猥亵儿童多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其利用职业便利多次在公共场所对不满12周岁的儿童实施猥亵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多，依法应从严惩处，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禁止赵某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据悉，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广东法院首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性侵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机构人员依法宣告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刑事案件。

于2022年发布实施的《意见》是针对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职员工适用从业禁止的专门规定。按照《意见》规定，对于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教职员工，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业；对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具体指哪些行业？在上述郑某某案中，如果郑某某猥亵儿童罪名成立，受到处罚后其是否还可以继续做导演？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隗卓然介绍，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法院可以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这是我国刑法对从业禁止制度的直接规定。《意见》出台后，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对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不过，对于何谓“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意见》除特别提出并对教职人员定义进行了解释外，其他相关行业尚未直接明确界定。

隗卓然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各地实施细则，“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行业；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等机构；家政服务、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构，以及保安、门卫、驾驶员等虽不直接负有特殊职责但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文艺与体育行业，若涉及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演出或培训（如导演、教练等），也应属于禁止范围。

他结合郑某某案分析认为，根据“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这一实质标准，对于导演这一职业，虽然其工作内容不必然涉及未成年人，但如果其工作场景中可能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如拍摄儿童题材影视作品等，则也可能被认定为是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行业。

“对于郑某某案，如果罪名成立，其导演工作中存在再度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危险性与可能性的，法院有可能禁止其继续从事原行业。”隗卓然说，同时，如果演艺行业内部存在有关自律规定，明确排除存在相应前科劣迹人员从业的，则郑某某可能被本行业拒之门外。

司法机关严格监督

确保禁令真正落地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自《意见》出台后，多地法院据此对相关违法犯罪人员作出从业禁止规定。那么，实践中，如何确保从业禁令真正落地，有效执行？

参与办理过相关案件的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王力向记者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该条所指的“性侵害”包括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故若郑某某猥亵儿童罪名成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均不能聘用其作为工作人员。

“同时，对于此类人员还应警惕其通过自行成立公司规避前述规定，隐蔽实施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王力说。

王力还提到，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判决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据此，即便其本身从事的行业不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但若其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可以基于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对其作出3年至5年的从业禁止判决。“为体现刑法之谦抑性，在把握禁止从事职业范围时应尽可能精准，以适当保障罪犯的生存权益。”

为了严格适用从业禁止制度，就司法机关而言，《意见》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从业禁止和禁止令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发现有关单位未履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议。

“司法机关应严格落实监督从业禁止执行情况的主体责任，确保从业禁止判决落地有声。”王力说，针对一些人不遵守法院从业禁止判决的情况，应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予以惩处，包括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以提高违法成本。此外，各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大对从业禁止落实情况的自查、检查、监督力度，畅通与执法司法机关的沟通渠道，确保全程监督无死角。

亟须完善源头治理

有效防范初犯再犯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去年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较多的罪名中，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占比最多。

为更好解决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发现难、发现晚问题，早在2020年5月，最高检就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

近年来，最高检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推行每案必查。缐杰表示，2024年前三季度通过倒查发现应报未报案件2100多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监督追责。

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青雁未成年人关护中心主任肖惠文看来，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发生和再犯，一是嫌疑人自身问题，其可能有异于常人的性心理；二是被害人处于弱势，给了嫌疑人实施侵害的机会；三是受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部分被害人被侵害后并未报案，助长了嫌疑人的气焰。

在受访专家看来，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频发，除了要事后追责、落实从业禁止规定，更要完善源头治理，有效防范猥亵、强奸犯罪或再犯的情况。

隗卓然说，目前多地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积极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依法建立完善准入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制度，有关机关协助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开展信息查询工作。

“应细化行业界定标准，比如明确导演等文艺行业在招募未成年人时的禁业范围；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立法完善，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进行立体式、全方位的严厉规制。”隗卓然说，还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如韩国对性犯罪者实施“电子监控制度”，有效降低了再犯率。

肖惠文建议，应加强社会倡导，营造关爱氛围。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等应通过合适的方式让公众知晓、了解可能存在的威胁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境。在营造关爱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的前提下，也能第一时间帮助被侵害未成年人获得专业的支持与帮助。

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苏看来，应当加强法治宣传及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被侵害未成年人虽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知识，如隐私部位不能让他人触碰等，但自我保护能力缺乏，案发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被性侵害。”王苏说，应继续强化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专门课程，家庭教育中做到经常提醒，网络上也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未成年人被网络隔空猥亵。

她还提到，要对该类犯罪服刑及前科人员进行行为矫治和心理治疗。一些相关案件中，部分猥亵犯罪者可能存在性心理障碍或异常，如恋童癖、暴露癖等，这些心理问题若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则有再犯的可能。有效的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能预防再犯，降低再犯风险。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守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