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不同于删除，将屏蔽信息行为入罪值得商榷

今天围绕屏蔽与删除信息的法律定性争议，从技术本质、规范解释、刑事规制三个维度，阐明“文义解释优先”与“立法明确性底线”两大司法原则的实践要求。

一、技术本质：不可逆性构成法律定性的分水岭

（一）技术实现的核心差异

1.删除：数据存储状态的终结

技术标准：需达到NISTSP80088规定的介质覆写或消磁层级（如硬盘物理销毁）。

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的“消除”效果，对应《网络安全法》第47条的“消除”义务。

2.屏蔽：数据可见性的控制

技术路径：算法降权（如百度搜索排名调整）、权限限制（如微博评论过滤）。

司法鉴定：在（2021）沪0112刑初89号案中，法院确立“三级验证法”——仅当普通用户、开发者接口、数据库均无法获取数据时，方认定为删除。

结论一：屏蔽与删除存在不可逆性差异，技术本质决定法律定性不可混同。

二、规范解释：文义优先原则的刚性约束

（一）法律文本的体系化要求

1.民法典的并列式立法

第1195条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并列规定，表明三者法律效果互斥。若将屏蔽等同删除，将导致法律概念体系自相矛盾。

2.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

张明楷教授指出：“当行政法未明确禁止某类技术措施时，刑法不得越位规制”（《刑法学》第6版）。这符合德国法“行政从属性”理论，即刑事处罚需以行政法明文禁止为前提。

（二）司法解释的目的性限缩

2013年《诽谤司法解释》第7条起草小组明确：“删除特指数据消除，不含搜索降权等技术干预”（戴长林，《法律适用》2013年第21期）。

结论二：突破文义解释将破坏法律体系安定性，司法应作有利于被告的限缩解释。

三、刑事规制：立法明确性底线的司法坚守

非法经营罪的规范层级缺陷

《刑法》第225条要求“违反国家规定”，但现行行政法规均未将屏蔽等同删除。杭州中院（2019）浙01刑终123号判决明确指出：“技术屏蔽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

结论三：刑事规制必须恪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禁止类推入罪。

总结：我们既要拥抱技术革新，更要坚守法治底线。谨记两点：1.技术措施的解释不能脱离文义射程；2.刑事规制的边界不可突破立法授权。唯有如此，方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