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罗茜尹 司志文
图为明代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百子衣背面(复制品)。王亚蓉团队复制并供图
每个中国人一定都在锦绣河山、繁花似锦、锦上添花的语境里通晓了“锦”的华美。偶尔不免会想，为什么是“衣锦还乡”，而不是“衣绣还乡”呢？
从时间来看，绣与锦的出现可能相距甚远。从文献上看，先秦有《尚书·益稷》所载的绘、绣十二章，西汉则有贾谊“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的记述，而“衣锦还乡”却是《旧唐书·姜暮传》里的典故。虽然《诗经》中早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的描述，但在物证里，锦的花纹尺度能真正与绣相媲美，确实要在隋唐之后。从工艺技术上看，绣的出现和史前人类缝缀衣服的工艺息息相关，而锦却是在中国人发现并获取了丝线的情况下才逐渐发展的织物类型。相较于更易自由装饰的绣，我们从锦中更能看到中国古代衣饰美的历程。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坐标。由此，我们能较为直观地看到中国衣饰的审美旨趣与手工技艺的发展逻辑。这里出土刺绣的花纹尺度巨大、配色活泼，虽仅使用锁绣技艺，但其纹样装饰独一无二。与之相对的是，这里出土的织锦不仅尺度、用色等均有限，花纹也因过于几何化而显得稚拙。
在锦的历史证据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使用麻、毛纤维，交织出多种织纹肌理(平纹、斜纹等)，此时中国也有了发现蚕桑的最早证据。到了商周时期，人们主动种桑养蚕，已不再满足于绫(斜纹丝织物)、罗(绞经网孔丝织物)、绸(平纹丝织物)、绮(单色花纹丝织物)的“素面朝天”，开始追求起“萋兮斐兮”的锦了。
任何工艺技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隋唐之前，即便是看起来挥洒自如的刺绣，主要针法也仅锁绣与打籽两种，它们的源头是缝纫的锁边工艺(锁绣)与收针的打结技法(打籽)。与今日大家所熟悉的以平针为主要针法的刺绣相比，锁绣与打籽的表面肌理较为粗糙。古人是不是因为早期绣纹“粗糙”而追求锦纹的发展？我们不能确定。但可以知道的是，从中国人使用蚕丝开始，丝与织就开始了彼此成就的历程。
中国先民最初使用麻、毛纤维进行交织，用手梳理经线并穿引纬线是一种常态。但对于纤细的蚕丝而言，手经指挂的操作是极易损伤纤维的，因此可以说，是蚕丝的特质成就了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全面发展。《列女传》中就记录了春秋时织机的基本部件，无论是轴、摘、幅、画的绷经管理或是综、捆、均提经梳经，它们都是为了适应蚕丝的纤细而发明。极具规范的部件、高精高效的生产，对手工业时期的人们有极强的吸引力。锦的纹、色发展也就在丝与织的彼此成就中逐渐成熟。纵观织锦史，我们会看到一条在织纹尺度上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线条。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织纹从小变大是必须经历的技术过程。
在古人的观念中，以德行来分辨人之高低是受到认可的，人穿着的衣裳成为“报功章德”的最佳载体。可以说，越是明显的花纹装饰，越是德行能够顺应天地的表现，于是有了帝舜“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的衣纹理念。先秦的纹样以礼仪或崇拜为主，汉代将祥瑞的观念引入织物，魏晋之时强大的丝绸贸易为织锦带来了舒展的“花开富贵”……经与纬的交错，花与色的相彰，纹与形的舒展，这是织锦纹样比刺绣加工更“天然”的优势。
可以说，织锦技术发展至隋唐，放大了织纹的尺度面积，拥有了更易显“贵”的资质，于是，在盛唐才有了“衣锦还乡”的体面，甚至出现了宋之问以文采“夺”锦的佳话。
随着生产力发展，更多的人间繁华景象在织锦上呈现，不仅有花卉、楼阁，甚至生活日常也成为装点衣裳的纹饰素材。隋唐以后，锦、绣在装饰上日趋统一，人们既爱锦的华贵，也喜爱绣的灵动，民间的衣着与审美有了更大发展空间。更有趣的是，明代诏令之中，常出现对衣着色彩、纹饰的制约规定，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间织锦业的繁荣与发展。也正因此，明代发展出了花纹单位长逾10米的定织衣料，它们以“织成”闻名，比今日所说的“高级定制”要更为耗工费时。
衣锦，以衣之纹彩，彰人之德行。它团花簇拥，既是德慧兼备的象征，也是时代旨趣的体现。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22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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