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辽朝是如何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

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

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或“南赡部州大辽国”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

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

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

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

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

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

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

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

《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

《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

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951年）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

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

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

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

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

晋主奉表归命于虏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

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又《辍耕录》卷三引杨维祯《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

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

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

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

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

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