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医药百亿“诈骗”风波，与黄振华的双面人生

文 | 氨基观察

2023年10月，一场备受瞩目的交易在医药行业掀起波澜。

诺和诺德以最高达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亨利医药（KBP Biosciences）的核心资产 —— 小分子非甾体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ocedurenone。

彼时，这一收购被视作华人科学家创业成功的典范，黄振华没有扎堆内卷的赛道，坐穿冷板凳，最终逆袭。

这笔交易不仅让亨利医药一战成名，也让诺和诺德在心血管和肾病领域的产品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尽管后续剧情发生了反转。2024 年 6 月，诺和诺德无奈宣布，ocedurenone慢性肾病伴发顽固性高血压的III期临床试验失败。在九死一生的创新药研发世界，这样的并购失败案例也在行业预期之内，并未引发过多的连锁反应。

只是，谁也不会想到，在2025年的2月份，这起事件会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故事也成了另外一个版本：

诺和诺德指控亨利医药涉嫌欺诈，在2023年底达成交易前，黄振华隐瞒了ocedurenone的负面临床试验数据。

在过去，黄振华给外界的感受，是靠谱的leader，甚至跟“正派”挂钩，但如今他的风评，彻底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靠谱的leader

13亿美元重磅BD诞生之后，市场对于这位祖籍山东的新加坡华人讨论也高了起来。关于黄振华“靠谱”的观点，也是建立在多个维度之上。

维度之一是其战略的前瞻、务实。在中国创新药行业大多数还在讲述Biosimilar、me too故事的时候，黄振华已经颇具前瞻地提出了“me only”的逻辑，这也正是ocedurenone项目的由来。

在立项之时，因为支付能力等因素限制，国内慢病市场的价值相对有限，盯上这块蛋糕的人并不多。海外市场，GLP-1在慢性肾病领域并未展现攻击性，SGLT-2虽强势但也留出了生存空间。

而在分子方面，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在整个慢性肾病领域有足够的心肾获益，并未得到海外药企的充分验证。因此，ocedurenone算得上是特立独行的分子。

另一个维度则是，黄振华的产业经验丰富。作为中国医药产业的老炮，黄振华创办了轩竹生物，可以说是国内最早一批拥抱一类新药的药企，随后出走有了后来的亨利医药。尽管其没有外企和留学经历，但是，在组建亨利制药的班底，引进的都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外人才。

至于“正派”，则与其陪跑亨利医药的成长息息相关。

据说，亨利医药的启动资金大部分来自黄振华自己的口袋，仅这一点，便与创新药火热时期，海龟“名誉”入局有所不同。并且在后续融资之后，黄振华履行对投资人义务也一点儿都不含糊。因此，在员工甚至外界看来，黄振华是一个正派的人。

一个投资亨利医药的机构，也正是看到了靶点和分子、临床数据、创始人三个维度都很不错，所以最终决定投资亨利医药。

然而，随着诺和诺德起诉风波，在诺和诺德口中，黄振华显然又是另外的形象。

“欺诈主导者”

在诺和诺德的控诉中，黄振华很可能是一个欺诈主导者。

众所周知，在并购之前，买方势必要进行多轮尽调，以确保自己买到的资产“货真价实”。

诺和诺德表示，在这笔重磅交易中，其已经从KBP Biosciences获得了陈述和保证，即后者已经“提供了真实、完整和准确的副本......所有重要信息......有关任何化合物或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或制造质量和控制”。

换句话说，诺和诺德认为，亨利医药故意没有披露重要信息，包括对显示Ocedurenone无效的2期临床试验结果的临时分析，以及有关单个测试地点的质量和合规性问题的信息，该测试地点产生了异常的阳性结果。

并且，诺和诺德认为在交易过程中，黄振华是知情人，甚至参与了虚假行为。毕竟，作为亨利医药的创始人、执行主席和40%的股东，不知情这些信息的概率比较小。

更何况，II期临床的内部分析时间，是在2022年3月。这也意味着，黄振华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临床数据中的瑕疵。但是作为话事人，黄振华仍然在一年多后，签署了并购项目。

由此，诺和诺德认为黄振华负有责任。在交易完成后，黄振华的操作，也让诺和诺德认为，其有转移资产的行为：

在交易后，黄振华向其控股公司转移了3.391亿美元，并派发了5.785亿美元的股息。

因此，诺和诺德向新加坡法院申请，对新加坡的KBP Biosciences及其创始人黄振华索赔8.3亿美元，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冻结KBP及其黄振华的资产。

2月14日，基于种种证据，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已下令冻结属于KBP Biosciences PTE及其创始人黄振华的全球资产。

在裁决中，一名法官表示，“亨利医药可能故意不提供重要信息”，包括对临床结果的分析，这表明Ocedurenone “无效”。

信任比结果更重要

截至目前，亨利医药是否造假、黄振华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尚无定论。根据裁决，诉讼将在纽约进行。

如果法院审理后，认定黄振华及亨利医药隐瞒数据，那么，这不仅会涉及巨额的经济赔偿，还可能对其声誉和业务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在全球制药产业，临床造假或许并不是罕见现象。根据麻醉师John Carlisle在Nature发表的观点，其认为在某些领域，至少有26%的临床试验可能存在问题或是伪造的。

虽然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夸张的，但吸引市场关注的临床造假事件，总是会不时出现。例如第一三共在2008年46亿美元收购的兰伯西，在FDA突击检查时，被发现了数据造假的问题，导致兰伯西的仿制药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第一三共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临床造假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多方面。多数医药企业规模较小，治理结构简单，距离现代化治理尚有差距。在资本市场的巨大诱惑下，企业治理不规范，所滋生的贪婪与狡黠被无限放大。

一边是企业想要快速发展、获取巨额利润，或者担心又一次失去的急切心理；一边是薄弱的内部管控，两者一叠加，部分药企就被 “猪油蒙了心”，铤而走险，踏上了这条没有回头的造假之路。

尤其是，当资本周期沉沉浮浮，昔日的热闹，账面财富烟消云散之后，对于人的改变可能会是巨大的。

立足产业界层面，我们并不能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来看待这件事情，认为造假事件是一个概率问题，这种观念上的麻木才是真正可怕的。

因为，临床造假不仅会损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更会破坏行业的信任基石，让投资者望而却步，阻碍创新药研发的良性发展。

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说，创新药研发，也从来不是冰冷的临床数字，而是要守护数据背后每一个真实跳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