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内总管”有多狂？纵兵群殴警察，揍得全城无人再敢穿警服

193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浙江杭州街头，一辆自行车在中山南路被交通警察拦了下来，理由是车灯不亮，这倒不是啥大毛病，况且那个年代能拥有自行车代步的，跟今天开20来万座驾的档次差不多，因此骑车人虽然穿着便装，还是有些脾气的，三说两说就跟交警吵了起来，小警察也没惯毛病，连人带车都押进了分局！

（民国四川警察）

一、保安团官兵群殴杭州警察

骑车人被扭送到杭州警察局南星桥分局（当时也叫公安局），到了局子里，这厮大辣辣报出了身份：“浙江保安处士官教育团”教育长吴中翰，也就是军方的人，而且事又不大，照吴中翰的意思，互相卖个面子这事就算拉倒。

值班的警察应该是喝了，不但没给对方啥面子，还把吴中翰臭骂了一顿，大概意思是你个丘八，在老子这里装个啥，并且当场给出了处理结果：自行车扣下，涉案人具保滚蛋，什么时候来取车等通知！

民国年间的杭州警察，咋都这么牛呢？因为时任局长乃是“天子近臣”何云，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部副官，1930年底调任浙江省会警察局长，并且授了少将军衔，那是一跺脚整个杭州城都乱颤的人物！

（上海保安团服装）

说起这个何云，后来还当过“委员长”的侍卫长，只因身材相貌与老蒋有几分相似，偶尔还会作为“替身”露面，有这般通天的人物当局长，杭州城的大小警察能不牛吗？自然不把保安处的一名校级军官放在眼里。

吴中翰当天是从城区家中，骑车回去南星桥军营，没想到遇到这么茬子事，好歹也是名上校军官，居然让几个小警察给修理了，回去以后越想越气，有好事的手下过来关切，听说长官受辱，立马就炸了。

次日上午事件终于爆发，百十名士官教育团的官兵，带着家伙就冲进了南星桥分局，看见警察就打，看见东西就砸，战斗力直接爆表。而警察们根本不是对手，也不敢跟正规军火拼，只能一哄而散。

吴中翰一伙人打红了眼，砸完南星桥分局后犹不解气，又杀向中山南路、清河坊附近，甚至打到了西湖的湖滨区，一路上看见警察就揍，吓得交警全部弃岗而逃，浙江保安团的官兵，取得了初战的完胜。

（民国警察）

各分局急报市局局长何云，说弟兄们已经吃了保安团的大亏，许多老百姓隔墙看热闹，搞得满城风雨了，何局长接报大怒，思索片刻连续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

第一道令，全市警察暂时撤岗，别吃眼前亏，挨揍不划算，另外也是故意扩大事件影响；第二道令，命令装备长枪的巡警大队，立即在太平坊巷总局完成集结，以备不时之需，并在大门口实施警戒。

这要是总局也被人家砸了，何局长的脸朝哪搁？当然，直接朝保安团开火是不行的，恐怕真火拼起来，也不是军方的对手，最合适的办法，自然要找士官教育团的上级去理论。

何局长于是驱车亲自赶往浙江保安处（兼杭州警备司令部），要求面见处长讨个说法，按说何云的少将军衔和局长身份可以了，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

二、俞处长故意整治何局长

浙江保安处听起来衙门口好像不大，其实是个错觉，民国时期省辖若干“区”、区辖若干“县”，在江浙的腹心地区，基本是区设“保安司令部”、县设“保安团”，而所有这些保安司令和保安团长，全归省保安处长指挥。

因此省保安处非常类似于今天的“省军区”，尤其是浙江保安处长更是权力极大，时任中将处长则是原德械第88师师长俞济时，淞沪抗战期间作战负伤，遗职才由黄埔一期的同学孙元良接任，1933年伤愈后调任浙江。

辟个谣，俞济时不是什么老蒋外甥，而是有个挺牛的亲叔俞飞鹏，浙江奉化人，毕业于北洋军需学校，1917年起就开始追随中山先生，后又成为老蒋的心腹，不仅同乡关系贼铁，而且一直掌管着军需！

（黄埔一期俞济时）

也就是说，别看俞飞鹏不带兵不打仗，不显山也不露水，却是权柄极重的存在，因此俞济时黄埔一期毕业后，很快调到校长身边做侍卫，历任警卫队长、警卫营长、警卫团长、警卫旅长、警卫师长等职。

两战淞沪的第88师，便是由警卫第2师改编而来，所以俞济时才是货真价实的“御林军”头目。1942年以后，俞济时不再领兵，又长期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的侍卫长，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总统府军务局长，堪称炙手可热的“大内总管”。

俞济时调任浙江保安处长时，还带去了一批88师的老部下，用这些人把浙江各保安团的营以上军官，基本换了一茬，连排长则全部调入新建的“士官教育团”训练三个月，团长由其自兼。

而肇事的教育长吴中衡，正是其88师的旧部！现在知道吴中衡为什么敢惹事了吧，不仅是有后台，还因为是中央军的“御林军”出身，让警察欺负了绝对不能忍！

（第74军军长俞济时）

浙江保安团系统的骨干，主要是北伐时期倒戈的“浙军”军官，而俞济时从南京初来乍到，这帮人并不太服气，俞济时遂决心改造之，把全省的保安团队和机构，改建成一支听话的地方绥靖力量，还搞了个“三年计划”。

在浙系军官的集体撺掇下，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否决了这个计划，不料俞济时冷笑一声，转头就越级把计划呈给了老蒋，不久便接到“准予试办”的手令，从此以后，俞处长在浙江彻底飞扬跋扈，根本不把省主席或厅长们放在眼里。

对于同样来自老蒋身边的何云，俞济时也是半只眼睛看不上，大概同行是冤家吧，总想寻个机会踩一脚，所以杭州军警关系一直紧张，吴中衡敢率兵上街群殴警察，八成也是得到了俞济时的默许。

否则事闹得这么大，搞不好要出人命的，而一个保安处上校的肩膀，能扛着几颗脑袋？其实何云往见保安处长，俞济时竟然托故不见，足以证明事件的幕后小黑手，到底是谁了。。。

（俞飞鹏）

三、军警打架的闹剧总算落幕

俞济时不见何云，就是给他个下马威：别以为你小子曾是天子近臣，就可以跟本将军平起平坐，在杭州乃至浙江的地面上，还是我们老俞家好使！而此时的俞飞鹏，已经是军政部军需署长兼交通部次长。

受命出面接待何大局长的，是保安处兼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马君彦，何云说军警之间闹得如此不可开交，惊动南京就不好了，双方长官应该坐下来“会商”解决办法，马参谋长一嘴官腔：

兹事体大，既然俞司令不在，本参谋长也不好“越俎代庖”，然后端茶送客，何云只好悻悻而返，一路上不停问候俞济时的全家和父母长辈。

此时局面有逐渐失控的趋势，在保安团的追打下，已有数十名警员受伤，吓得全市警察纷纷脱去警服，躲入民房躲祸，而没有了警察维持秩序，杭州市面彻底乱套了！

（民国交警）

何云了解完情况，深知事态严重恶化，再不妥善加以解决，一旦酿出巨变惊动南京，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思来想去，第二天一大早，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拜会俞大处长，而且足足等了三个小时。

俞济时也清楚火候差不多了，端足了架子摆够了谱，总算出来见了何云，上来劈头盖脸就训了何局长一顿，说什么警察侮辱军官有错在先，后又集体罢岗妨碍治安，玩忽职责莫此为甚。。。云云，总之责任全在警方。

事情到这个份儿上，何云只能连连点头称是，俞济时又提出，必须将最先肇事的警员，押送警备司令部严办！何云都快疯了，如果这条也照办的话，他这个局长就不用干了，必将彻底威信扫地，于是一个劲地央求高抬贵手。

俞济时眼见何云彻底服软，也留了点台阶，改为要求立即将南星桥分局的局长撤职查办，何云满口答应，至于另外一方的肇事者吴中翰，是否也应做相应处理，何云连提都没敢提，窝囊啊。

俞济时这才下令上街打架的官兵，马上撤回营房，民国时期一次出名的军警冲突闹剧，总算落幕，保安团胜，警察局负。而何云吃了“鸡肠将军”（俞济时在上海战场伤的是腹部，用鸡肠缝接）的大亏，越想越憋屈。

其后不久，尽管何云晋升浙江警察厅长，可是只要俞济时在，他总感觉被压了一头，实在不愿意继续与其同地为官，经过一番运作，1934年11月何云调往南京任职，先后担任侍卫长和少将参议。

忘记说了，这一年俞济时刚满30岁，即已狂妄如斯！年底又兼任赣浙皖“剿匪”总指挥，指挥几个浙江保安团、一个正规师以及王耀武的补充旅，围追堵截红十军团，中央军“74军”系统有点小模样了。

（确实有几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