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胡蝶被誉为中国的“电影皇后”，这个名号并不是谁封的，而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就好像姜文《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大选”。
1933年，上海一家名为《明星日报》的报纸，发起了一场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在这次评选中，胡蝶、阮玲玉和陈玉梅三人得票遥遥领先，最终，胡蝶以21334票拔得头筹，陈玉梅和阮玲玉分别为10020票和7290票。
此后，胡蝶又先后获得了“力士香皂电影明星竞选”和“1934年中国电影皇后竞选”的冠军。从此，“电影皇后”之名载入影史。
胡蝶的很多电影，比如《火烧红莲寺》、《狂流》、《姊妹花》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佳作，但如今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但是，关于胡蝶和戴笠的故事，却是一直被人们牢记。
两人的故事最早出自何人之口呢？此人正是前国军陆军中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沈醉晚年著有《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其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戴胡二人非同一般的关系。
沈醉的说法是，戴笠见到胡蝶后，便有了占有之心，“因为胡蝶很有一套笼络男人的手段”。当时胡蝶已有丈夫，名叫潘有声，也是一个电影演员。但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在得知妻子被戴笠霸占的情况下，“决定宁可牺牲老婆，而利用这个机会来发一笔横财”，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这样，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手枪打几个窟窿。
而戴笠也非常照顾潘有声，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的职务，潘有声于是靠着做走私生意，大发了一笔横财。
沈醉还说，抗战胜利后，戴笠曾准备叫胡蝶和潘有声离婚，结果事情还未办妥，戴笠就撞死在了岱山，潘有声这才带着胡蝶去了香港，逃出戴笠的阴影。
不光是沈醉持这种说法，军统另一元老文强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美国学者魏斐德曾为戴笠写过传记《间谍王》，其中也称胡蝶是“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因此，戴笠和胡蝶的故事一度几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后来，有学者对沈醉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的戴笠和《沈醉日记》中的戴笠在形象上有很大的差别。《沈醉日记》中，沈醉记录了很多同僚私德欠缺的故事，却唯独没有写过戴笠；而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沈醉却大书特书戴笠和胡蝶的故事。
学者认为，《沈醉日记》出版于建国前，《我所知道的戴笠》出版于建国后，这是沈醉态度前后不一的关键。翻看沈醉1963年的日记，人们会发现这样一段话：“去年一年稿费收入大大超过我的薪金，孩子所想的自行车、收音机都有了。”而《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正是出版于1963年。
沈醉是不是为了赚取稿费，才大肆渲染戴笠和胡蝶的故事，乃至编造二人的绯闻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沈醉的回忆中，确实有不少经不起推敲的硬伤。比如沈醉说戴笠把胡蝶软禁在了重庆，但那段时间，胡蝶长期和家人待在一起，期间还曾离开重庆，到广西一带拍摄电影《建国之路》，并未被软禁。
胡蝶晚年写《胡蝶回忆录》，曾对沈醉的说法做过回应：“关于在重庆的这一段生活，也有许多传闻，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世人素来喜欢听一些官员和女明星的传闻，这一点由来已久，胡蝶这个“电影皇后”就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九一八之后，胡蝶到北平演出，在根本没有见到张学良的情况下，就被各种报纸造谣说她和张学良欢歌共舞。广西大学马君武还写了一首著名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其中“赵四”就是赵一荻，“朱五”就是朱湄筠，“翩翩蝴蝶”就是胡蝶。
胡蝶当时就对此事进行了辟谣，但外界仍炒作不止，把她塑造成所谓的“红颜祸水”。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
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她已经心如止水，对这些事不想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事实上，胡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胡蝶问询悲愤不已，将这一天称为“蝶耻日”。此后，日本人曾邀请她拍摄《胡蝶游东京》，胡蝶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在重庆期间，胡蝶不畏艰险，参加了爱国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
相比蓄须明志的梅兰芳，胡蝶毫不逊色，但世人偏偏不爱此说，唯独喜欢听她的不堪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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