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一门生意：暴利、贪婪与美国制药业令人不安的灾难

若要追溯现代制药业如何从“治病救人”演变为“利润至上”，亚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是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这位兼具精神病学家与广告奇才的双重身份，彻底改变了药物推广的逻辑——他让药物超越医学范畴，成为塑造生活方式的社会必需品。萨克勒家族的制药帝国并非起源于阿片类药物，而是从一场关于抗焦虑药和避孕药的市场争夺战开始的。

亚瑟·萨克勒

从“精神病学的青霉素”到避孕药革命

“焦虑”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问题。 一些精神病学家总结说，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行走的神经病患者”。

卡特药厂推出了一种名为眠尔通（Miltown）的新型抗焦虑药物，并将其吹捧为一种比巴比妥类药物和主流安定药更安全、毒性更小的替代品，强调它能有效应对日常“焦虑、紧张和精神压力”。1955年5月，眠尔通开始出售。

当时的亚瑟·萨克勒不仅是一位医生，还在全美国最成功的专注于医疗广告的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广告公司工作，并持有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他通过自己拥有的广告公司，为眠尔通策划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市场推广活动。这些广告以“减轻日常压力”和“管理焦虑”为主题，迅速赢得了大众和医疗专业人士的关注。

发售三个月后，《时代》周刊指出，眠尔通“已经成为沮丧和狂热人群中销售最快的镇静药物”。日落大道著名的施瓦布药店四个月内就售出25万粒，卖到缺货。这款药物迅速风靡好莱坞和华尔街，成为明星和企业家的“日常必备品”。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精神病学的青霉素”。

随着眠尔通越来越成功，它也招来更多审查。 一些医生质疑其功效，认为它比糖丸好不了多少。 另一些医生警告说，由于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保持疗效，它会产生耐药性。 少量医生认为眠尔通可能导致成瘾。 之前从未被报告过的副作用涌现出来，包括增加焦虑、协调性受损、意识模糊、颤抖、肌肉痉挛、眩晕等。

眠尔通重复了以往畅销药的常见模式，尤其是那些产生依赖性并可能被滥用的药物。这些药品首次上市时，医生和病人都非常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药品的流行导致了滥用、黑市繁荣、假药和稳步上升的副作用报道，有时甚至是过量服用（关于药物死亡的毒理学报告显示，检出眠尔通时，通常伴随着大量的酒精、苯丙胺和巴比妥类药物）。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考虑召回眠尔通。由于该药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几十个州把眠尔通列入了与巴比妥类药物同样的“不可重复购买处方”名单。

萨克勒敏锐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医生推荐和患者需求并不足以保证一款药物的长期成功，它必须成为一种“社会必需品”，超越医学用途，融入人们的日常决策之中。

疼痛生意的崛起与奥施康定的谎言

很快，萨克勒的想法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得到验证。

1957年，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芝加哥西尔列制药公司（G.D.Searle）生产的安无妊（Enovid），作为全球第一款口服避孕药上市，用于治疗“月经失调”。

三年后，FDA正式批准其作为避孕药使用，但为了避免长期服用的安全风险，规定服用不得超过24个月。然而，安无妊上市后没有人遵守这一指令。

普通人和大部分媒体将安无妊和后来与之竞争的仿制药称为口服避孕药（“The Pill”），使其陷入巨大争议。医生和病人认为安无妊简单、安全和可靠（三年后，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显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允许上市这一重大决定，依据的仅仅是对服用避孕药一年或更久一点的132名女性的临床研究）。

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避孕药会产生多大影响。避孕药首次亮相后几年，美国性解放革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才出现（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成立于1966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社交工具，它打破了家庭主妇在家抚养孩子的刻板印象。作为第一种可逆避孕药，它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生殖权利”。

西尔列制药公司在广告宣传中充分展示了这种避孕药的广泛前景，它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安德洛墨达挣脱了手腕上的锁链，象征着女性摆脱了意外怀孕的烦恼。许多人对避孕药表示热烈欢迎。与之相对的是，有些人基于宗教理由激烈反对。

萨克勒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

拥有自己的口服避孕药的Ortho制药公司是萨克勒所在广告公司的客户之一。Ortho制药公司是第一个推出用圆形塑料容器装避孕药的公司，该容器带有一个可移动的刻度盘，能让女性更容易记住何时服用药丸（从月经第5天开始，然后连续20天每天服用一粒，之后在重新开始月经周期前停药5天）。

萨克勒关于如何完善促销策略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同凡响：不直接提及避孕药或节育。Ortho制药公司的代表弗罗里希起初认为销售一种产品而不谈论产品违反直觉，但萨克勒说服了他。

萨克勒认为，如果广告宣传避孕药能让家庭选择生孩子的间隔，那么关于避孕药的抗议可能会逐渐减少。

弗罗里希的全页彩色广告刊登在《家庭圈》和《真实故事》中。彩色广告上是一位年轻女性和一位年长女性隔着篱笆交谈。广告顶部的标题是“不要隔着篱笆规划家庭”。广告底部建议女性及其医生谈论间隔怀孕的方法：“他可以推荐一种可靠、简单、廉价、最适合你和你的丈夫需求的方法。”

最后一行小字是：“这一消息是由Ortho制药公司发起的，对该公司来说，计划生育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受萨克勒启发，由弗罗里希设计的宣传活动弱化了避孕药，得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安无妊后，记者克莱尔·布斯·卢斯总结了这场运动背后的情绪：“现代女性终于和男性一样自由，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

广告突出计划生育，可还是遭到了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称其为“不道德的宣传”。牧师在全国各地的讲坛上敦促教区居民用抗议淹没这些杂志。不到一个月，发行量达700万份的《家庭圈》发布了广告总监的声明：“读者的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我们不再刊登广告了。”该杂志归还了Ortho制药公司为一系列6个广告支付的12万美元。其他女性杂志紧随其后。

制药公司和医药大道低估了女性被压抑的需求，这种需求最终让她们能够控制是否要孩子、何时要孩子。它们还误判了许多社会评论家和主流媒体将避孕药视为伟大社会变革先驱的程度。《时代》周刊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文中写道：“如果避孕药能缓解人口爆炸，它将大大有助于消除饥饿、匮乏和无知。”《经济学人》后来总结道：“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进步。”

避孕药具有开创性，它首先难倒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一种药物不需要治疗感染或慢性疾病。这足以帮助人们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药物不跟疾病挂钩，这一概念曾是制药业的圣杯。

即使大多数主要女性出版物上没有刊登广告，避孕药也立即成为畅销品。西尔列制药公司的股票在上市后一年里翻了一番。到1962年，Ortho制药公司凭借巧妙的包装，销售的避孕药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利润激增。

萨克勒认为，尽管阻力很大，如果避孕药能够成功，另一种没有任何道德争议的生活方式的药物可能会引起更大轰动。

每个人都有止痛的权利

进入70年代，镇静剂市场受到监管收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情绪正在美国社会蔓延： 人们开始关注慢性疼痛，并认为他们有权利不再忍受它。

萨克勒其家族迅速调整方向，将目光投向“疼痛管理”领域。

20世纪80年代，普渡制药公司（Purdue Pharma），在萨克勒家族领导下推出了奥施康定（OxyContin）。这种要基于高剂量羟考酮，被设计为缓释片剂，以实现长达12小时持续镇痛效果。公司声称这种新型止痛要不仅能有效缓解慢性疼痛，还因其缓释机制而成瘾风险较低。

萨克勒家族延续了亚瑟·萨克勒的商业逻辑，采取了一系列精妙的策略来推动他们的药物在市场上的成功。

首先，他们深知医生是市场的关键，通过向医生提供“教育资助”、医学会议赞助等手段，确保这些医疗专业人士愿意开出更多处方。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医生对药物的信任，也让他们在与患者沟通时更具说服力。

其次，萨克勒家族重新定义了疾病，将慢性疼痛从一个需要忍受的生理现象转变为必须“管理”的医学问题。他们通过大量宣传和教育活动，向医护人员灌输这种新观念，使得慢性疼痛被视为一种需要积极治疗、而不是简单忍受的问题。这一重新定义不仅扩大了药物适用范围，也使得更多患者寻求治疗，从而增加了药物的需求量。

最后，萨克勒家族塑造社会观念，让公众相信疼痛不是必须忍受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无痛生活”。他们通过广告、媒体报道以及与公众人物合作等多种渠道传播这一理念，使得人们对止痛药物产生强烈需求。通过这些营销和宣传手段，萨克勒家族成功地将奥施康定（OxyContin）推向市场，并使其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止痛药。

然而，很快就有迹象表明奥施康定并不像宣传中那样安全。一些医生发现患者对这种药物产生了强烈依赖，有些甚至走上了滥用之路。起初，这些警示信号被普渡制约公司忽视或掩盖，他们继续推动奥施康定成为市场主流。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对这款强效阿片类止痛药依赖之中。

美国陷入了一场严重公共健康危机——阿片危机。80%的美国毒瘾者，最初都从奥施康定开始。

据统计数以万计的人因滥用包括奥施康定在内处方阿片类要而失去生命，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监管失守与公共健康灾难

市场调查显示，普渡公司用于推广奥施康定的4亿美元中，有75%都用在2000年以后。那一年，公司的高管们在国会做证时声称，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奥施康定滥用的报告。

早在两年前，就有一些药剂师提醒普渡公司，在默特尔比奇有一家治疗疼痛的黑诊所（医生或诊所只收现金，可以给任何人开麻醉药品处方而不过问原因）。普渡公司没有做任何调查，尽管该诊所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当地治疗所需的数量。普渡公司甚至都没有质疑为什么在2001年第一季度，默特尔比奇的销售额又增长了100万美元。在美国，这是奥施康定收入增长最多的一次。正如公司高管后来辩称的那样，普渡没有义务提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其他执法机构。

2001年12月，美国缉毒局突袭了默特尔比奇的黑诊所，吊销了6名医生的执照。他们每周会开出数千张奥施康定处方。当时，公司外的人都不知道，负责那家诊所的3名销售人员依旧拿到了相应奖金。这一决定是雷蒙德·萨克勒和一位高管一起做出的……他们认为，即使奥施康定配售不当普渡公司也通过这家已经关停的诊所获得了收益。他们不可能退还这笔钱，扣发销售人员的奖金可能会挫伤团队士气。

销售团队知道，最重要的是他们卖出多少药。萨克勒家族的董事与高管支持更多的医生开出更多的奥施康定处方，并且剂量越大越好，疗程越长越好。普渡公司的优秀员工不是实验室中研发新药的科学家，而是那些设法达到季度销售指标的销售人员。

他们一往无前，极少会报告自己所在的销售地区有医生或诊所不当分配奥施康定。相反，销售团队专注于“高价值目标”处方医生，公司内部将他们列为“超级处方医生”。拉拢这群医生给公司和销售团队带来了可观的回报，公司收入大增，团队年终奖飙升。在奥施康定的13个主要市场中，数百名超级处方医生开出的处方比实际人数还要多。3%的医生开出了美国大约55%的阿片类药物。

报告疑似开药过量的员工遇到了阻力。普渡的高管们拒绝了一名员工的请求。该员工请求公司“遵守道德规范，做正确的事情”，给保险公司提供一份疑似非法开药的医生名单。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它能减少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和转移，那么我们就应该做这件事情。”还有一次，销售团队的成员马克·罗斯提醒销售经理自己所在地区的一间医生办公室里挤满了瘾君子。经理回应得又快又直接：“罗斯的工作是推销药品，而不是扮演侦探去调查医生是不是毒贩。”

普渡公司没有根据销售数据中得到的警告信号采取行动，但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内部文件显示，销售团队有时会迫使那些可疑的医生给被其他医生拒之门外的瘾君子开处方。

2002年1月，奥施康定滥用所造成的问题，在美国政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政府咨询委员会的结论是，阿片类镇痛药的滥用濒临公共卫生危机的边缘。

2月，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召开了“平衡奥施康定风险和收益”的公开听证会。在接下来几年里，随着奥施康定从“问题”变成“流行病”，参议院和众议院举行了十几次听证会，来探讨危机的起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了多份报告，提供了概要。回想起来，这还是官僚机构对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处方药灾难迟来的评论。

与此同时，缉毒局的劳拉·内格尔安排了一次特别会议，与来自普渡公司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代表在缉毒局总部会面。2002年4月12日，美国缉毒局的高级科学官员戴维·高文、药物和化学评估部门主管弗兰克·萨皮恩扎，以及转移控制办公室的高级科学顾问克里斯汀·桑纳鲁德也加入了内格尔阵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出药物评估与研究中心管控物质的主任黛博拉·莱德曼。普渡公司再次派出弗里德曼、戈登海姆和乌德尔。

普渡高管们没有意识到，内格尔和莱德曼私下就如何最好地应对奥施康定问题出现了分歧。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它已经批准了奥施康定，并且该药物对许多患者都有作用。转移和滥用问题是美国缉毒局的工作。但是，禁毒执法的问题在于其权力仅限于追捕毒贩和辛迪加、违法的药厂和医生。内格尔坚信，仅靠逮捕和执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只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权力限制管控物质的合法生产和销售。内格尔希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能限制奥施康定的配售方式，就像以前对巴比妥、苯丙胺和苯二氮类药物一样，但是莱德曼没有兴趣。

会议开始前，他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内格尔希望至少2个机构能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应对普渡。她希望，如果这样做，普渡公司可能会同意自愿限制奥施康定，以避免更严格的法律约束。内格尔希望她能帮助各方达成协议，缉毒局的科学团队已经完成了对尸检报告的内部审查。结果显示，之前估计美国范围内大约有300例奥施康定过量死亡的病例，但这一数字实际被远远低估了。

会议开始时，高文分发了一份长达45页的PPT文稿，介绍其研究结果（写作本书时我拿到了未公开的打印稿）。过去2年里，医学检查人员送来了1304份“羟考酮呈阳性”的尸检报告。高文介绍了科学团队的研究方法。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标记为奥施康定过量致死的尸检报告，通常还包括其他合法或非法药物以及酒精。他和萨皮恩扎已经对信息进行了过滤，排除了那些无法证实与奥施康定“直接”或“最有可能”相关的尸检。

缉毒局对日益严重的奥施康定危机的致命性进行了概述。为了确保结果准确，科学团队重新评估了所有实验室数据、毒理学报告和治疗药物资料。缉毒局展示了五年来急诊室的就诊次数，正好与奥施康定销量的增长相吻合。缉毒局还拿到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据。该数据表明，在所有服用奥施康定的疼痛患者中，有1/4的人最终滥用药物。初级保健医生说，滥用人数接近其平民用户的1/3。根据警察局提供的信息，在美国前15个最大城市中，奥施康定是最受欢迎的十大街头“毒药”之一。

高文对冷漠的普渡高管们说，他已经开始审查美国范围内被归类为自杀的奥施康定死亡案例了。这可能会增加奥施康定过量致死的总人数。

在展示的最后阶段，高文介绍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只有12人死于注射、吸食或咀嚼羟考酮。98%的死者是因为口服。口服用药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也是普渡公司想要的。根据缉毒局的说法，这表明过量致死并没有完全反映奥施康定的滥用程度。长期滥用阿片类药物的用户会产生耐受性，从而大大降低他们因口服过量而死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顽固的滥用者仍在推动奥施康定的转移与非法交易。

普渡公司的高级医疗官戈登海姆做了简短反驳。他抱怨说，普渡公司没有权限访问缉毒局的所有数据，因此无法发现医学检查人员的错误或误判。他还争辩说，由于毒理学报告通常不会列出其他药物的确切含量，因此无法确定“与奥施康定确实有关”。

药品与化学评估部负责人弗兰克·萨皮恩扎提醒戈登海姆，只有当血液中奥施康定的含量高到足以致命时，缉毒局才会标记为“与奥施康定确认有关的”死亡。

“假设检测是准确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戈登海姆问。

高文俯身向前。“你认为患者有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合法权利吗？他们有不可剥夺的药物依赖权吗？”

3位高管都同意有合法使用权利，但表示第二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患者对奥施康定产生依赖不是普遍存在的。

高文给他们看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条约的副本，其中规定“每个人都有止痛的权利”，但“用阿片类药物来镇痛并不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高文指着一堆厚厚的尸检报告说：“像你们这样在美国宣传阿片类药物，简直是对现代药理学的直接攻击。”

据出席的缉毒局官员说，就在那时，黛博拉·莱德曼说她比较赞同普渡公司的看法，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尸检结果尚无定论，或者至少没有缉毒局展示得那样明确。她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没有收到缉毒局分析过的所有数据副本。内格尔和高文面面相觑，不久之后，会议就结束了。

一位知情的退休缉毒局官员说，内格尔和高文因为莱德曼插手普渡一事而勃然大怒，他们就莱德曼是否破坏了他们的调查进行了讨论。他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她有不当行为，也不认为普渡公司能控制她。相反，他们想知道这是不是莱德曼反击缉毒局的方式，因为缉毒局想越权限制处方药。

为了防止药物执法得不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支持，内格尔还有一套备选方案，那就是公开发布科学团队的结论：“现在可以通过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实媒体最近关于奥施康定造成‘数百人死亡’的报道了。”很少有媒体报道此事。然而，真正成为新闻的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开质疑缉毒局的结论。

会议结束三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奥施康定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早期统计》的头版文章。巴瑞·迈尔报道了缉毒局的调查结果。有段话引起了注意：“但是来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员说，他们还没有审查过缉毒局的分析报告，似乎对此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仍在继续审查奥施康定的相关数据，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奥施康定对于按处方用药的患者构成了威胁。这位官员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感到恐慌。”

“我们知道它的出处，”前缉毒局官员说，“就好像他们正在竭尽全力给普渡公司发免费通行证一样。

利润至上时代的代价

萨克勒家族的商业逻辑贯穿始终： 将疾病重新定义为需求，将需求转化为利润。 从眠尔通、避孕药到奥施康定，每一次“创新”都伴随着伦理妥协与公共健康风险。 最终，奥施康定引发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阿片危机，数十万人因滥用丧生，无数家庭破碎。

这场灾难暴露了制药业的根本矛盾：当药物成为商品，企业的首要目标从救治生命转向创造需求。监管的滞后、资本的贪婪与社会的盲目共同编织了一张致命之网。正如《嗜血制药》作者杰拉德·波斯纳所写：“从生命到健康，一切皆为利润。”

书名：《嗜血制药》

作者：（美）杰拉德·波斯纳（Gerald Pos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