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对作品细节、人物、场景、韵味、韵律的独到感悟与形象阐释。

点面呈现武警文学创作的风貌

——评北乔评论专著《贴着地面的飞翔》

张元珂

武警文学是军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王树增、石钟山、温亚军、张国领等为代表的武警部队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文学成绩。然而，文学实绩与文学批评的滞后性、不对称性，专职文学批评家的困乏性及介入文学现场的缓慢性、不充分性，在武警文学领域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如何及时介入文学第一现场，及时发现、筛选、阐释作家个案和典型文本，又能全面、准确地展现武警文学创作上的整体风貌，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而又意义深远的课题。

北乔是这项课题的积极实践者，成果是评论专著《贴着地面的飞翔》。

这部书是他近些年关注武警文学的结集，是他积极介入文学现场，深入思考文学现象，及时阐释作家作品之后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全书共分十六章，每章以“作家论”形式展开，辅之以他与作家的长篇对话，从而完成了对一位作家的整体认知。附录中既有从宏观角度考察武警文学整体创作风貌的篇章，又有对具体文本、文集、影视剧进行微观分析的篇目；批评对象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文学批评等各种文类；选取的作家、批评家个案既有已成名的，也有未成名的，既有老作家，也有年轻作家，既有在机关的，也有在基层的。因此，这部批评文集对于当前武警文学中典型个案的考察，对于整体创作风貌的梳理，在目前武警文学批评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家论是该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为精彩的内容。该书重点评论了15个作家，他们是陈淀国、曹宇翔、丁临一、王树增、石钟山、温亚军、方南江、张国领、张慧敏、孙国、刘秉荣、蔡桂林、陆令寿、徐通福、范凌。该书对这15位作家的研究，既着重解读作品的思想内容、审美特点、艺术风格，又不孤立看待，而是将对文本的阐释融合进作家审美架构中，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探讨创作的整体创作风貌以及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艺术观。而且，对每一个作家的解读，依据审美风格的不同，作品内容的差异，都给以及时的、精当的阐释、命名。这就不是单纯的“作家论”了，而是经由文学批评之后初步尝试对之进行“理论化”、“知识化”、“谱系化”的努力。这是一种更为宏观的解读与界定。比如，在“陈淀国论”中，他从“情感之真”、“表现之真”角度解读陈淀国的“军旅散文”、“游记散文”，认为“真挚而浓郁的情感，成为他散文最具特色的品性”，并把他的散文创作称之为“讲述”与“还原”模式。在“王树增论”中，他从“建构历史的方式”、“作家对待史料的态度”、“历史叙述中的人文精神”等角度，重点研究了《长征》、《远东的朝鲜战争》、《1901年》等代表作，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界定：“王树增唯历史为尊，以诗性为念，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的科学之真和艺术之美，使其在求探历史之中闪烁着诗意。他以确凿的史料检点历史，用小说的手法来刻画与塑造人物，用散文的语言来写景状物，用议论来表达思辨和评判，用诗情来营造意境和氛围，整体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的风貌、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特性。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集严肃的历史观的学者、富于激情的创作者和有着英雄情结胸怀将才的军事指挥家于一体的王树增。”可见，他对王树增的界定、作品的解读，并不仅限于简单的阐释，而是以此为个案，广泛探讨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虚构与非虚构”等文学理论问题。这种“理论”与“文本”互证式批评模式，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强化了文学批评的深度，代表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向。

“武警文学整体论”是该书第二个内容，也是亮点所在。《试谈武警题材文学的定位与建构》、《谈谈武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两篇论文，从宏观角度对武警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主题风貌、风格特色、发展规律、存在问题、坚守原则等方面展开论述，是目前少见的对之进行系统化梳理、分析、研究而又富于理论色彩的论文。前者提出了武警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比如“纵观军旅文学的历程，似有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影视、小说等按序发展成熟的脉络。这是不是军旅文学生成的一条规律，不在此文论及中。我要说的是，武警文学在诗歌、报告文学、影视戏剧等领域，已小有成就，尽管面临的挑战还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而小说创作，基本上还处于休眠状态，至今没有出击的势头。这也使得整个武警文学没成气候。”这种问题可谓切中要害，发人深省。“我们应将武警文学定位于具有战争因素的那一片天空，在艺术实践过程中，要竭力地寻找、坚守和张扬自己生活中的‘战斗性’特征，使之浮现出区别于军旅文学的景观。”这种建议也是极富见底的，武警文学只能表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艺术经验，方可在当代文学现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后者实际上是一篇即兴发言的稿子，探讨了武警文学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原则性问题——“弘扬主旋律，关注警营主流文化”，“塑造典型人物，镂刻当代军人风貌”，“力写熟悉生活，讲述兵事浓醇兵味”，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他对这15位作家的批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互证。北乔对待每一个作家，首先大体梳理该作家的基本创作情况，从整体上概述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几个突出特点，然后再结合代表性文本，深入作品内部，给予集中解读。这种批评方式是建立在对大量文本进行精细阅读、感悟基础之上的，借鉴了文本批评的阐释方式、解读方法。比如，在“石钟山论”中，他通过对《遍地鬼子》、《父亲进城》、《玫瑰绽放的年代》等大量文本的详细解读，分别从“现实与梦想编织的困境”、“男性价值体认固化的困境”、“生死情仇纠缠而成的困境”三个角度，深入分析、阐释石钟山“困境叙事”的文本特点，并认为“石钟山对于困境叙事的层层深入，演示了一个作家的成长，昭示了一个作家的成熟，同时，更张扬了作家思考人类困境的努力和贡献。”这种一步步深化的论证方式，都是建立在对文本的深度解析之上的。如果没有扎实的文本解读能力，敏锐的感悟能力，所得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是，对作家个案的考察、对作品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也并没有一味局限于文本。为了更进一步验证文本阅读的可靠性，他采取了作家采访、现场对话等“非文本研究”的方式，又吸收了“实证研究”的经验。在接下来的访谈中，双方就“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当代军事文学创作的动态”、“军事文学的核心精神”、“兵味小说”等众多方面展开了全面对话， 进一步完成了对作家石钟山的全面解读、认知或定义。这种以文本细读为主，作家采访为辅从事文学批评的方式与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知人论世”与“评点顿悟”互补。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审美意识、情感倾向、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准确、客观地解读作品，界定作家。对于一位优秀的批评家来说，“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北乔的文学批评充分借鉴了这种传统的批评方法。比如，在“张慧敏论”中，他重点考察了作家的“成长过程”、“成长经验”对张慧敏创作的影响。这样，“张慧敏论”实际上以对一系列疑问的回答完成行文过程的，并以此进入有关叙述风格、叙述主题、艺术特色的整体性考察。这些问题是，“她的相对比较复杂的成长经历，是如何参与她的创作的，在文本中又是如何显现的？……性格的多重性和情感的多向性，构成了她怎样的创作原动力和精神图景？……在如此多样化的叙事话语中，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可以说，在这个作家论中，他把作家与文本、生活与文本、作家与生活等互涉关联的“非文本因素”也纳入到了研究范畴内，从而实现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双向结合、互动。此外，北乔本人就是作家，从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有着丰富、敏锐的审美自觉意识，因此，对感性与理性的把握，对作家、文本的认知与体验，就必然表现出了迥异于专职批评家的特点。阅读他的批评文章，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批评话语充满着作家丰盈的感性质地，行文中时常以感性、形象的话语言说理性的命题。比如，“创作，是激情行走的旅程。拂去故纸堆上的层层灰尘，激活那些久远甚至已渐渐沉睡的往事，无疑更需要燃烧激情。这样的激活是间接式的，考验着创作者的心灵与历史的距离，以及进入历史的动机、行为和深度。”（《刘秉荣论》）、“作家写作就是‘风滚草’：你的作品在无数读者手中‘滚动’，字里行间应该有千百万粒细小的种子，随着‘滚动’将种子留在读者的手中、心上，将他们的心染绿，染出一个又一个的春天。”（《蔡桂林论》）、“他没有去一线参加抗震救灾，但他从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起，就高度关注媒体对地震的报道，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像一把锋利无比的钢刃，把他的心剜着、割着、剁着，血一滴滴淌着。那种疼痛来自心尖，让他彻夜难眠。”（《陆令寿论》）……这些论述语带感情，论述形象，感悟深切，哪里是我们习见的文学批评的文字，而似乎是他与批评对象、批评文本、人物形象之间的一次心领神会的对话。这种批评完全以批评家的“顿悟”为基础，不妨称之为“顿悟批评”。它充满着对作品细节、人物、场景、韵味、韵律的独到感悟与形象阐释。

总之，《贴着地面的飞翔》从“点”到“面”呈现了武警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及时关注、研究了武警文学中各个门类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在目前的武警文学研究著作中，具有开风气之先。文本细读、实证研究、 知人论世、评点顿悟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也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