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前传之：觉园里的光华

上海觉园，位于静安区北京西路铜仁路的北侧，起初由粤商简照南出资建造，后因佛教净业社闻名海上。许多政商、文苑名流曾寓居于此。其中的觉园11号，曾是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寓所。

光华大学，创立于1925年6月，由声援五卅运动脱离圣约翰大学的有志师生所建，在学生家长王省三慷慨捐赠法华乡祖地90余亩基础上成立。首任校长为张寿镛。张寿镛是前清举人，曾长期董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在辞去财政部次长职务以后，便全心投入建设光华大学的教育事业，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文献学家和藏书名家。

光华大学创办后，初设文、理、工、商四科14个系。张寿镛延聘胡适、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廖世承、潘光旦、张东荪、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薛迪靖、谢霖、吴梅、梁实秋、韩湘眉、罗隆基、彭文应、章乃器、杨宽、黄炎培、萧公权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

光华大学建校26载，入校学生14000余人，毕业生4000余人。培养了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张青莲、邓拓、林华，知名学者周有光、张芝联、杨宽，作家叶圣陶、周而复、田间、穆时英，出版家赵家璧、储安平，政治活动家姚依林、乔石、尉健行、汪道涵等。

1951年，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其成都分部为今日西南财经大学前身，其校址由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承继。

【觉园里的藏书家】

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张寿镛举家迁入觉园11号居住。如今，觉园11号依然保存完好，位于佛教居士林的东侧，为三层楼的洋房。根据楼里的居民回忆，洋房朝南方向以前有一个小花园，假山环伺，曲径通幽，东侧矮房本是配套的车库，今已作为民宅使用。年长的住户依稀听闻这里曾住过一位宁波商人。

这不是一位普通的宁波商人。

张寿镛是宁波有名的藏书家，他搜购典籍不重宋元旧版，而以明刊及钞校本见著，聚书达十六万卷，其中大部庋藏上海的觉园寓所。

张寿镛喜欢以书交游，常邀请学界故知、光华师生来居所观书品鉴，金松岑、郑振铎、钱穆、夏承焘、唐长孺等人都曾造访觉园经眼名藏，研讨版本。

华裔学者、毕业于光华大学的柳存仁曾回忆年轻时到觉园观书的情形：“张校长在觉园的藏书虽多，却安置得很整饬，给人一种静下心来观书的气氛。”张寿镛邀请这位刚毕业的学生每日来寓所看书，并“尝试为他的丰富收藏编一部简单的目录”。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柳存仁而言，“我在张校长家里观书、编目，对我个人做学问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张寿镛还勤于校书。1934年秋，张宗祥途经上海，特赴觉园拜访张寿镛。“案头书乱积如山，丹铅污襟袖”是张宗祥见到故友后的描述。当时的张寿镛除主持光华大学外，唯潜心著述及主持《四明丛书》的编纂工作。为此，张寿镛参与裒辑和校勘了大量宁波乡邦文献。他欣然向张宗祥分享道：“今益知校书之乐，得一证，欣然者数日。”

当时，他正在校雠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这是他视为浙东学术集大成之作，也是他用力最勤的一部典籍。张寿镛在《校刊宋元学案补遗识略》中记述了自己校刊此书的心得：“寿镛以蚊负山，辛得报先生于万一，校刊完竣为生平大快事。”

在觉园的书斋中，他检点藏书，并以序跋，相继考订辑成《虞秘监集》《丰清敏公遗书》《贺秘监遗书》《陈忠贞公遗集》《定川遗书》诸乡献，完成《癸未检书记》《甲申检书记》等书目的编纂。他又精研《诗》学，依循郑玄《诗谱序》，参酌诸本，撰成《诗史初稿》十六卷，他者如《约园演讲集》《约园杂著》及续编、三编等著作不胜枚举，著述宏富，为近世藏书家之少有。

【另一处光华大学】

觉园11号是张寿镛的居所，也是他为光华学生传道授业的课堂。

张寿镛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张嘉禄为光绪间进士，官至兵科掌印给事中，曾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在政坛素有直声。张寿镛少习家学，又师从盛炳纬、江仁徵、孙锵等晚近宁波宿学，学养深厚。因此，他期望光华诸生既要学习进步实用的知识学问，也要固守中国传统的学养底蕴。

1934年夏，张寿镛受好友叶玉麟之托，继任丽泽文社的社长——这是一个光华校内的文学社团，主要精研中国传统学问。张寿镛常招文社的学生于觉园讲学，主讲经义和诸子之学，又评点社课之文，奖掖佳者。张寿镛的弟子万云骏曾撰文回忆：“张校长爱好文学，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曾兼任丽泽文社社长，社员数十人。他亲自命题，亲自批改。社员做的文章，一至十名均有物质奖励。”

不仅如此，张寿镛还亲自编纂《经学大纲》《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讲义，为学生系统讲授国学。他积极担任《文哲》《群雅》、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四明学社等学术刊物和团体的顾问、资助人，只要与传统学问相涉，他都会登堂授业，指导学生开展研究。

1937年11月，光华大学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校舍遭罹兵燹，几被日寇炮火焚毁。张寿镛闻讯后，亲至大西路铁轨侧，回望余烬，不禁潸然泪下。但张寿镛未因此丧志。自此以后，这位深居简出的老校长把觉园当作了另一个光华，定期在寓所召集教职员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商讨校务。

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蒋维乔在日记里记述自己前往觉园参与光华校务会议：无论是裁定学校制度政策、聘请教员、讨论课程安排，彼时的张寿镛对光华的工作事必躬亲，就连光华学生的毕业典礼，也直接在寓所操办。

张寿镛还积极提倡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参与创办光华平民学校、华海职业学校，兼任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委员，以一己之力埤助上海的教育事业。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学校因战祸而无法正常办学，张寿镛出任上海市贫儿失学救济所董事长，利用自身名望组织师资、筹集校款，为千余名贫困孩童提供上学机会。而上述活动中的大部分会议即在张氏寓所主持召开，觉园俨然成了当时沪上教育界重要的议事中心之一。

【“为公家访书”】

随着国难日益加重，对时局深感忧虑的郑振铎、张寿镛、张元济、何炳松等人联名呼吁政府尽快拨款收购流散市肆的文献典籍，以免珍贵文物落入敌伪之手。

1940年初，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的蒋复璁秘密来到上海，就文献典籍的抢救收购工作约见了张寿镛、张元济、何炳松等人，“文献保存同志会”因告成立。郑振铎是同志会中的关键人物，他负责寻觅珍籍并接洽书贾购置，而张寿镛则受张元济所托担任同志会的负责人，参与书籍版本的鉴阅和论价工作。为此，郑振铎常来觉园商量购书之事，所拟购书籍多依循张寿镛的意见。

为确保行动安全，对于购书主体和经费运作，张寿镛提出两个建议：其一，应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其二，购书之款应存中央银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张寿镛的建议为“文献保存同志会”隐秘购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为保证已购文献的存置安全，郑振铎专门致函张寿镛，请求协助寻找合适的存放地点。郑振铎起初的想法是将典籍暂存于张氏寓所，但从二人交往的信件内容来看，这个设想并未实行，而是由张寿镛出面沟通，存置在距自己寓所较近的法宝图书馆内。法宝馆由叶恭绰创办，亦在觉园之中，用于保存古代佛教法物及典籍。

由于距离上的便利，张寿镛也得以广泛经眼名藏珍本，如所见刘昌诗《芦浦笔记》为黄丕烈批校本、邓邦述藏董仲舒《春秋繁露》、为孔继涵据《永乐大典》本校者，诸如此类稀见的善本，他都请人择要迻录或全籍誊抄，以作研摩校订之用。后来，张寿镛所抄录的部分珍贵副本，随同他的藏书一起在1953年由其遗孀蔡瑛捐献给政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7月8日，是张寿镛的七十寿辰。因肺疾加重，他谢绝了众亲友的贺寿之请，唯独约见了光华大学的师生。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张寿镛尤殷殷以“复兴中华，有赖中国人民的努力；复兴光华，有赖光华师生的努力”之语相嘱。张寿镛终其一生，坚持“学非为仕也，而仕乃行其学”的理念，视教育为国富民强的基础，因而称创办光华大学为自己人生的一大快事。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刘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