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用文学速写人的“精神肖像”

　　作家王威廉的最新随笔集《我见过那个人》于日前推出。这是王威廉围绕“人像”主题创作的合辑，其中收录了《我见过一个人》《沉溺》《逃离书房》等作品。这部随笔集不仅是一系列人像速写的集合，更是作者对人性、社会和自我进行深入探索的精神旅程。

　　就像一幅幅人物速写画，王威廉写了乞丐、流浪者、在朝鲜战争上残废了的老兵、一个在麦当劳里和服务员吵架的女人、天后宫里的老妇人、科学馆的工作人员、企业家诗人、屠夫……他称之为文学意义上的“人像速写”。在这些随笔中，王威廉凭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触角，描绘了数十位个性鲜明的人物画像，挖掘了隐藏在其背后的故事与情感世界。

　　此外，这本书还回顾了作者个人的阅读史与成长历程，通过分享滋养其思想的文学作品，展现了他对文字力量的信仰及其对写作艺术的执着追求。

　　访谈

　　“他们触动了我内心的某根琴弦”　　

　　南都:《我见过那个人》是围绕“人像”主题创作的一篇随笔，你为什么写这些人物?他们对你有何特殊意义?

　　王威廉:写人的散文，大多写的是自己认识或仰慕的人，但我们对无名者、陌生人很少书写，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他们，一闪而过，然后就彻底从记忆中抹去。而我想用文字速写的方式记录下这些人影。这是一场文学速记，我努力尝试能否从他们呈现的外在形象去打开他们，发掘他们的精神内核。这也考验着写作者的能力，如果作家仅仅是会编故事，那么我想现在的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这种“精神肖像”是一个写作者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我选择这些人物，是他们触动了我内心的某根琴弦。

　　南都:这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里对各种路人、乞丐、妓女、流浪者等城市边缘人物的书写。你对都市里的边缘人物，或者说在一个当代都市的“陌生人社会”里的社会图景，对人物群像的速写是否有过类似的灵感来源?

　　王威廉:波德莱尔的精神特质在于呈现所谓恶的那一面。过往文学史总是优美、优雅的，对世界的丑陋邪恶总是遮遮掩掩，是诗人把这些东西呈现给我们看，让我们接纳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我想我的写作心态和波德莱尔恰恰相反，我是想从边缘人身上发现我与他们相通的部分:我能不能跟乞丐发生共鸣、从他身上获得一些我不具备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笔下的那位乞丐，他是稍微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风采的；我写商场售货员，写她如何在枯燥的现代体制里机械地工作。当你以一个特别陌生的目光观察他们的时候，你会很佩服，他们有一种让人惊讶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一点一点地在社会机制当中形成的。但如今我们已经很少去思考和感受这些复杂的事物。

　　南都:你的“人像速写”方法是什么?你如何观察并挖掘陌生人的内在?

　　王威廉:一开始，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一群人，渐渐地在这群人中间，终于有一个人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脱颖而出。当然，我更加相信的是，或许当你盯一个人盯得久了，你就会发现他是与众不同的。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看起来平淡无奇，结果没想到，平淡无奇只是对方伪装自己的一件外衣。我在观察陌生人的时候，会把他们放在一个人类历史空间里去看，既有一个横向的空间感受，也有一个来自于纵向的历史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它蕴含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困惑。

　　南都:你在《沉溺》中回忆自己那个热爱科学的童年，后来大学念了物理学、人类学专业，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你如今对世界的观察、思考和写作有何裨益?对你来说，跨学科背景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王威廉: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从来没有学科偏见。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分得太细碎了，尤其是人文学科，也参照科学技术那一套弄得非常细，其实是很可笑的，人类的生活、生存是不可划分的，是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来说，跨学科背景对作家意味着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作家有着学科的偏见隔阂，那他肯定写不好作品，尤其在今天来说更是这样的，我们更加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因为今天变化太快，各种科学技术、产品思维包围着我们，人要么变成一个经济理性人、要么变成一个终端式的人物、要么变成一个信息茧房里的囚徒，人都被简单化、模式化了。但实际上文学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活人活生生的人，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要有一套整全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南都:你说“远离了灵魂，人工智能会比我们写得更精彩”，你如何理解文学中的灵魂深度?

　　王威廉:人工智能也擅长写作，它学习了人类的写作方法和优秀文本，任何华美的语言都可以给你无限地创造下去，但是没有意义，它没有写作的冲动，也就离人的灵魂越来越远。文学中的灵魂深度就是指能不能触及到生命真正的问题。所谓灵魂，就是生命体它所蕴含的超越自身的那种莫可名状的力量，一种难以把握的追寻和冲动，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它驱动着我们做事情，让我们写作。比如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感到无聊，你不使用它时它就那样，但是人无事可做或做着不喜欢的事情时会感到非常无聊。这就很有意思了，人有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有他/她作为人的冲动，生命有蒙昧的非理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　　

　　不以回望姿态，而以“现在进行时”理解文学　　

　　南都:你如今在中山大学创意写作教研室任教。从自己写作到教别人写作，这之间有怎样的困难需要跨越?你是一个怎样的老师?

　　王威廉:坦率地说，我从一个专业作家到大学来任教，心理上还是有些落差的，可能我过去对于高校有一种想象，来了之后发现高校也有它的一整套考核系统，也有它的工作方式，我适应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逐渐适应。

　　在课堂上我特别希望改变学生们对文学的误解，因为现在有很多学生觉得中文是一个很传统的、老掉牙的学科。我时常纠正他们，我说文学是真正与时俱进的学科，李白与他那个时代的关系，就和你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一样的，不能以一个回望的姿态去学习文学，而要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时态去理解文学。同时，文学还是有一个特别严苛的尺度和标准在那儿的，审美有高下，教师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立场，要把艺术的尺度传递给学生，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

　　南都:书中有几篇评述了我们身边同时代的作家，比如魏微、郭爽、马拉等等，读来很有亲近感。为什么写这几位作家?从这些与你同时代、同辈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共性吗?

　　王威廉:有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文学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意思是我们共享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种大家都互相彼此认可的文学的精神。我写的这些作家，让我觉得吾道不孤，是战友般的感觉。这个时代，若你把尺度拉大了看，作家是一种特别稀有的物种，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彼此以文学情谊去走近对方、理解对方，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比如作家马拉背后的一段故事，我看到他的坚守，看到有人依然把作品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创造来珍惜的时候，我还是会非常感慨的。因为每个作家的命运不太一样，有的作家读者多、有的读者少，但最终衡量一个作家的都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恰恰是来自于文学内部的尺度，它在衡量着每一个作家，这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南都:你藏书逾万册，却提出了“逃离书房”的想法。这种冲动源自何处?

　　王威廉:我出生在大西北，那个年代新华书店的书是很有限的，文学意义上的好书则更少，所以我小时候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各种搜刮寻找，也能有100多本的藏书，但那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阅读胃口。上了大学之后，一方面是去图书馆疯狂阅读，一方面是线下疯狂买书，成为我最大的一笔支出。最终，我实现了每一个写作者的梦想:拥有好多的书。直到现在，书都已经放不下了，办公室和家里堆得满满当当，我却开始琢磨说这些书每一本都要读吗?我真的想把有些没用的书给清空。但每当这么去做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书舍不得扔，即使以后也不会读，但就是舍不得。这种感觉让我很想逃离书房，想重新回到一种特别原初的状态，就像给自己按个重启键，让自己读一读真正的尤其是最迫切想阅读那些书。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逃离书房也意味着逃离茧房，向更广阔的田野世界去行走。有时候，真实世界确实比书本、比信息要更重要。

　　本版撰稿: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