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政治忽视的“贫困”问题：割裂社会，渐行渐近

每到选举，选民们关注度很高的是“经济和生活”。在物价飙升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生活困难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让整个社会知晓“网咖难民”这一群体的媒体人水岛宏明敲响警钟称，“长此以往，日本也将朝着割裂社会渐行渐近”。

贫困者正在增加

2006至2008年的雷曼危机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日本第一次暴露出明显的贫困问题。那时出现了“过年派遣村(*1)”，“全民中产”的幻想破灭。后来，发生新冠疫情的2020、2021年前后，生活困难人员再次出现激增。作为新冠疫情的一个特点，反映学生生活拮据、女性买不起生理用品窘境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扩散，引发了热议。贷款读书、同时打几份工的寒门学子也并非个例。

非正式用工的问题在雷曼危机之后依然如故。如今，相较于长期雇佣，企业为提高工作效率，将工作进一步碎片化，以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每个小任务。如此一来，员工完全得不到明天还有工作可做的保证，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就像“优步送餐”的配送员，他们虽是实质意义上的工人，但有一部分人并未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商品试吃促销员这类人员，也经常是签的承包合同，一旦生意不好，立刻就会丢掉工作。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不稳定的工作方式正以一种不可见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普遍。

NPO法人“Moyai”经常在东京都政府大楼旁边给困难人群分发食物，大约在今年夏天前，出现了历年来排队最长的情况。一眼望去，除了流浪汉模样的人以外，还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女性和带孩子的女性。异常的物价暴涨自不待言，通过亲身的所见所闻，也可以感受到生活困难人群有了明显的增多。

生活困难人员排队领取NPO法人“Sasashima共生会”分发的食物，名古屋市内某公园

政治空间与贫困

发生雷曼危机时期，曾有过应该将贫困作为社会问题加以解决的讨论。然而，民主党政权（2009至2012年）被之后上台的首相安倍晋三批判为“负面遗产”，于是“贫困问题”这种思维或术语便被贴上标签，与“左翼”联系在了一起。

此后自我责任论的主张蔓延开来，作为社会兜底措施的生活保护（低保——译注）制度也遭到抨击，由此形成了贫困者自己说出“宁死也不要生活保护”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几乎听不到政党再提及“贫困问题”了。原本的一个普世概念，变成了带有政治偏见的词语，这实在令人深感遗憾。

社会上存在大量生活窘困者和承受着高昂物价却无法发声的人——朝野各党在一定程度上都对这样的问题有所认识。然而，在此次选战中却没有任何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告诉选民有哪些地方该如何去改善。人们希望看到可以更多更好地借助语言的力量来表达观点的政治家。笔者认为，如果政治家能说出“今后将进一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种简易明了的话语，给人以政治将会发生变化的印象，那么无论是左还是右，社会都会变得更好。

社交媒体与贫困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招人打黑工侵害老年人的案件频发。贫困人员由于实际上很难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所以会被网上宣称可以轻松赚钱的打黑工广告吸引，最终变成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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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社交媒体上各种言论漫天纷飞，拥有相同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群体自成一体，孤立于其他。或许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淡漠，为此人们都不太能为他人着想，逐渐变成了每个人只能想方设法照顾好自己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团结、协作”这种说法已经过时。日本也在朝着美国那样的割裂社会渐行渐近。

比如，在政治领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缺乏基本常识的人物通过发布视频拉到了大量选票。另外还存在一些散布种族歧视言论的团体，社会正从本质上发生着巨变。

重要的是“公共性”的恢复。不是自我负责，而是整个社会一起向好的公共理念如今正日渐衰落。如何处理税金等社会再分配问题非常重要。现在尤其是让年轻人了解这种价值观之重要性的机会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