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到平度下乡插队嫁给了农民，我最终成了城市边缘人

当年我们青岛知青到平度县插队落户的有很多人，可嫁给农民或和当地姑娘结婚的知青却屈指可数。因为种种原因，我在下乡插队期间嫁给了农村青年，成了留守知青，我也为此承受了很多风言风语。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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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们一起乘车到平度县李家庄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我们五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被分派在了李家庄七队，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我和于海荣借住在了小队会计李广生家，和李会计家的大女儿李吉英住在一间房子里，也和李会计一家人一起吃饭。

李家庄大队地处胶莱河沿岸，那里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土地盐碱化严重。因为村里的耕地大多数在村子的西南边，社员们都称那片耕地为“西南洼”。“西南洼”地势平坦，土地相对肥沃，天气干旱可以引水灌溉，若赶上雨水过多，就会导致内涝。老百姓有句口头禅：“李庄看西南，雨季能划船，十年九涝没收成，收上一季就够吃三年。”

李会计家一共五口人，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李吉英，当年十九岁，已经和本队的一名青年订婚了。李吉英下面两个都是弟弟，大弟弟叫李吉平，当年十七岁，初中没毕业。小弟叫李吉安，当年十三岁，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李吉平和李吉安住在东厢房里，我、于海荣和李吉英大姐住在堂屋的西间房子里。

当时正是冬季农闲，地里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安顿好我们知青的住处，李队长带领我们知青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带领我们到“西南洼“看了看那片麦田。因为是冬季，干枯的麦苗没有一点生机，地里泛着一层白碱。李队长说只要没有什么大的灾害，明年的麦收就错不了。

听李队长说这片土地十年九涝，我的好同学张树林就问李队长：“队长，你说天旱了能灌溉，雨季为什么不想办法排涝？”“这个也想过，挖排涝沟渠不是小工程，单靠咱队里的力量很难完成。”李队长苦笑着说道。张树林低头思考了一下，接着李队长的话茬又说道：“那就全大队一起干，不行的话再联合邻村的力量，人多力量大嘛，再说了，修好了排涝渠，咱这周边的生产队都能受益。”“这倒是，就怕其他生产队不配合。”李队长苦笑着摇了摇头。

过了几天，张树林去找大队书记，说了自己的想法，大队书记很高兴，他说抽时间开社员大会，征求大伙的意见。过了不久，果真召开了社员大会，多数社员群众同意开挖排涝渠，也有一部分社员不同意，他们觉得工程量太大，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啊。张树林在大会上给社员们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赢来了热烈的掌声。

这件事虽然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群众的赞同，但施工时间和具体方案还需要再研究，大队书记说还要上报公社革委会。

那个冬季，队里基本没安排我们知青干什么农活，我和于海荣在李会计家借住，天天都吃现成饭，李婶不让我俩烧火，做饭也不让我俩搭手，就连刷锅洗碗，都不用我俩干。李会计家的家境也不错，我们居住的西间房子里有几个大瓮，瓮里都是高粱、玉米和小麦，李婶天天换着样给我们做好吃的，还把高粱、玉米和地瓜干掺在一起，用石磨推成磨糊给我摊煎饼吃。他们一家人对我俩特别好，我和于海荣要洗衣服，李吉平就去给我们挑水，他说新打上来的井水温，洗衣服不冰手。

在李会计家借住了几个月的时间，等天气暖和了，队里就给我们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十名青岛知青就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我和于海荣不在李会计家借住了，李吉平还经常到知青点来帮我们挑水，李婶摊了煎饼，也会让吉英姐姐或李吉平给我们送来，同学们都说李婶是把我和于海荣当成了她的亲闺女。

1969年的冬季，修建排涝渠的计划没能实施，李队长只带领社员们平整了一块坡地。平整那片坡地，也是我同学张树林提的建议。到了1970年冬季，开挖排涝沟渠的计划才得以实施，全大队的社员都出工劳动，首先开挖一条主干排涝渠，还计划开挖一条排涝支渠，还要在胶莱河上游再修建一条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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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和张树林正在挖渠现场抬大筐，民兵连长突然来找张树林，他说是大队书记让他来叫张树林去公社卫生院参加征兵体检的。

一个月后，张树林穿上绿军装参军入伍，我为他骄傲为他高兴的同时，心里也多了几分失落和惆怅，当时我俩一起来平度插队落户，我妈就当着我的面对他说：“树林，到了平度，你要多关心照顾我家红梅，别让外人欺负她……”言外之意，我妈就是在为我托付终身。

分别的时候，张树林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谢红梅，对不起了，我要走了，以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就不能照顾你了……”

1971年初秋，连续几天的大雨过后，我们大队快要成熟了地瓜、玉米、高粱等农作物都被泡在了水里，地瓜和低洼处的庄稼全都遭受了灭顶之灾。

那年秋季的收成连一成都没有，社员们家里都有余粮，可我们知青的吃粮问题却面临巨大压力，到了初冬，我们就要断顿了。李队长把队里的机动粮分给了我们一些，上级还给我们发放了救济粮。虽然救济粮主要是地瓜干和高粱，玉米和小麦很少。但有了上级发放的救济粮，我们的口粮也就有了保障。

知道我们知青点的伙食不好，李婶经常叫我去她家吃饭，给我擀面条，给我做好吃的。当时吉英大姐已经出嫁了，李婶说以后我就是她的亲闺女。

遭遇了那次罕见的洪涝，全公社掀起了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队长安排我们知青和年轻社员去三合山推石头垒起水渠，两个人一辆独轮车，男女自己组合，我就和李吉平拉一辆车。空车走平道的时候，李吉平就让我坐在车上，他推着我，上山的时候，我就在前面拉车，重车下山的时候，我就在后面扯住绳子增加阻力，起到减缓车速的作用。

跟着李吉平拉了一个冬季的石头，他教我学会了推独轮车，我也深深爱上了淳朴善良、勤劳又正直的李吉平。乡亲们也都说我俩很般配，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1973年秋天，大队书记安排我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我们大队的学校离李吉平家很近，每当放学的时候，李婶就在学校门口等我，拉我去她家吃饭。李婶知道我愿意吃手擀面，她经常给我擀面条，给我吃荷包蛋。李婶还说，吉平都二十二三岁了，她也着急抱孙子了。

当时张树林已在部队读了军校，我和他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就算张树林不明说，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那年冬季回青岛探亲过春节，我把我和李吉平相爱的事情告诉了我父母，起初我父母不同意我和农村青年结婚，希望我等待机会招工回青岛。我说我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李吉平，这辈子非他不嫁，最后我父母尊重了我的选择。

1974年秋后，我们知青点的女知青都陆续招工回城了，于海荣回青岛国棉二厂当了工人，知青点就我一名女知青了，我就和李吉平领取了结婚证，搬到他家居住了。

对于我俩的结合，同学们都持反对态度，都觉得我不该草率地跟农村青年结婚，以后肯定会后悔。一次我还听到两名男同学背后议论我，说我嘴馋，贪图吃李婶家的煮鸡蛋。还说我目光短浅，就是看人家有几瓮麦子和高粱，家境殷实。还说了很难听的，我实在没法说出口…… 村里也有风言风语，有人说我坏了李吉平的孩子，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嫁给他。对于这样的风言风语，我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等同学们都招工回城了，和我一样嫁给农村青年的几名知青也后悔过，有一名女知青后来还离婚了。我也后悔过，可后悔也晚了，我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再苦再难，我也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982年秋天，我转成了公办教师，也算享受了国家对知青的照顾。1984年春天，李吉平也享受了知青家属待遇，他被招工到县滑石矿厂工作，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当了采矿工人，后来又调到滑石粉厂工作。

2007年冬季，我在镇教委退休，因为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岁月也算工龄，我的退休金比李吉平高不少。

等到李吉平退休后，我俩在市里买了楼，可两个孩子都在青岛工作生活，我和李吉平更喜欢农村的田园生活，平度市里的那套房子我们很少去住，也很少在市里生活。春、夏、秋三季，我和李吉平在农村种菜种瓜种庄稼，养鸡养鸭，秋收后，我俩要去青岛给两个孩子送粮送菜，还要在青岛小住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我和李吉平还耕种着别人撂荒的两亩多地和一片菜园子，我俩的口粮基本也就有了保障，连两个孩子家的口粮也差不了多少。和同学们聚会的时候，于海荣问我：“谢红梅，你们到底算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一个人的退休金能比我们两个人的多，又不差钱，干脆回青岛生活吧。”

我想了想，笑着说：“我和李吉平算不上城里人，但也不是农民，我们就属于那种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吧。城市生活我向往，田园生活我热爱，我们不能回到城里常住，也离不开农村，只能生活在城乡的夹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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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样的回答，同学们都说很精彩，不光说我回答的精彩，他们说我这样的生活更精彩！您认为我这样的生活精彩吗？大家也喜欢我这样的生活吗？有过知青经历的朋友们，欢迎来评论区聊天分享各自的快乐生活吧。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谢红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