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流”之一的农家，为何昙花一现？其理论本身就有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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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农尝百草以来，农业就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根基。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对于土地的眷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几乎没发现一片新的平地，绝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能不能在上面种田。这种农业思维也催生了诸多像儒家这样的本土思想学说的诞生，而最直接的促成的思想体系则是在战国时期一度声名显赫的一门学派——农家。

面朝黄土的学术大家

公元前两百多年的滕国，有一群奇怪的人。他们衣衫褴褛，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田间地头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起来和当时普通的农民别无二致，但他们谈论的则是治国理政、保国安民的大道理。这在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先秦时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一群务农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他们就属于战国时泥土气息最重的学派农家。

农家的代表人物人名叫许行，他的出身一直都是个谜。或许他曾经阔过，可以接触到一些高深的思想理论，但他早年更多的时候还是过着打草织席尾为生的清贫生活，因此对基层的认识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要多得多。

尽管从事着卑微的职业，但许行却从没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而他深入的基层劳动，则使得他对高深知识的研究多了几分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不断的研学和劳动中，许行对于世间真理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

公元前332年，已经凭借自己的思想吸引了一批门徒的许行从楚国来到了北方的滕国。或许是因为楚国的环境在当时不方便开垦土地，许行希望滕国的国君能够给他一片田地，让他与他的弟子在那里务农为生。得到许可后，那片田地就成了许行和他的农家子弟的大本营，在那里，他们连年的收成不止有粮食，还有源源不断的新思想。

农家思想的核心并不复杂，就是反对“不劳而食”。这里的“劳”，就是指的那些最直接的生产活动。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任何成员都应该直接参与到劳动中，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来，连那些王公贵族也同样不例外。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在农家人看来，真正贤明的国君应该能够与百姓一起耕作，自己为自己供给粮食，而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他们还反对商人自身不从事劳动，只是通过哄抬物价来谋取暴利的行为。

应该说，农家的思想是当时少有的完全站在广大农民视角诞生的，也理应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那为什么它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流传于世，在百花齐放的战国时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呢？

向巨人挑战

一天，大名鼎鼎的儒家宗师之一孟子迎来了一位“贵客”。

这位客人名叫陈相，在早些时候也是儒家子弟的一员，但对儒家的说教逐渐失去兴趣的他了解到了另一个叫农家的“旁门”。在那里，他似乎看到了一些儒家所没有的新东西。于是，他选择离开儒门，加入到农家的学派中，开始了解起这一“新天地”，从此便深受吸引，不可自拔。

今天，他就是要带着他的“新思想”，来与孟子辩论一番。他相信，自己当初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一个崭新理论，一定可以击破那些老学究的陈旧观念，成为世间的一门新“显学”。

“……正因如此，尽管滕国国君治下看起来风调雨顺，但他本人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治国之道。你看他那满满当当的府库，占着这么多的粮食，又不轻易发给滕国的广大军民，这不就是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吗？”陈相几乎毫无间断地讲完了农家理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相当气势磅礴的。

在陈相全力输出观点时，孟子一直都只是笑而不语，等到陈相“雄辩”完了，也终于开口了：“许子的观点的确很独特，我以前还没怎么考虑过，也难怪你会换这样一个新老师。不过我还是有点怀疑，请问许子确实像坊间传的那样，完全靠自己种的粮食生活吗？”

“那当然了，我可以保证。许子吃的每一粒粟米，都是他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陈相拍着胸脯说。

“那么许子自己穿的这身衣服也是他自己织的吗？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养蚕吧？”

“许子可从不穿织造的衣服，他和我们这些门徒一样都只穿粗布衣。”

“哦，看来他确实是过着清苦的生活，我们儒家要是也有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啊！”孟子感叹道，“不过据我所知，许子平时也常戴帽子，请问这也是他自己造的吗？”

“许子的主要精力都在务农上，当然不可能还有余力做别的。再说许子用自己种的粮食换农具，难道不也相当于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这些财产吗？”

“务农确实费时费力，那既然做工不能和种地一起做，治理天下就可以吗？”

“农民干农活确实很累，国君坐守一方就是什么轻松活吗？安排人力、防治灾害、整兵备战、传授道德，哪个不要耗费大量的心力？要的这么多，哪还有时间干农活呢？”讲到这里，孟子突然严肃起来，“你的那个新老师，本身就是南蛮出身，不识中原礼仪教化，习得点常识就以为自己贯通天地了。他的那些新奇理论看上去爱护民生，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已私名而哗众取宠罢了！”

陈相听得冷汗直冒，但还是硬着头皮反驳道：“无论如何，如果人人都愿意按许子的理论行事，那天下就会更加公平。人人都一样了，世上还会有现在这么多争端吗？”

孟子冷笑着说：“天地万物要都一样了，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还不如回到盘古开天辟地前得了。你们农家连这么基本的原理都搞不清楚，还妄谈治国之道，这成何体统？”

这下陈相一个字都反驳不了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场“儒农之辩”最后以儒家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也正因为当时儒家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以后各大诸侯基本上全都主动放弃了农家的治国方针，导致农家几乎在焚书坑儒之前就已经销声灭迹了。

结语

总的来说，农家最大的问题还是它对于社会运作过于理想的想象，以至于忽视了“术业有专攻”这样的基本常识。同时因为过于急功近利，得罪了当时最有名、理论水平也最成熟的儒家，导致后来几乎完全被埋没。尽管农家的理论有一定的幼稚之处，但它指出国君应该亲自下地干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国君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治国理政上，但要想治理好国家也不能过于死守象牙塔，还是需要经常与群众接触。古代的“圣帝”大尧、卧薪尝胆的勾践，都有过与民众一起耕作的经历。时刻提醒决策者不能忘了广大民众最直接的感受，或许就是农家学说最大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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