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专栏 | 科技创新效率提升的路径：新型组织模式的多维探讨

芮明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

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三思派”特约专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各国积极探索新型创新组织模式，以适应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并提升创新效率，从而抢占国际科技竞争的领先地位。围绕此话题，三思派近日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专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文为芮明杰教授的与会发言，整理以飨读者。

一、组织模式与治理机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新型组织模式如何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步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时，如何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显然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投入与组织的构建，更是与组织模式内在的治理机制密切相关。因此，我认为仅仅讨论组织形态是不够的。组织模式形态与创新效率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更为根本的联系在于组织形态内在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是组织模式的核心，不同的模式可能会催生出不同的治理机制，而治理机制的不同将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实质上决定了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

当前，在讨论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时，如果不深入研究其组织形态构造和治理机制设计，便只能沦为口号。什么组织形态？治理机制怎么样？资源配置效率怎么样？这个不研究，那等于没有把真正核心问题研究出来，这样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是设计不出来的。

此外科技创新这一概念过于广泛，在研究科技创新时需要明确说的是创新链上哪一方面的创新？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产业创新？例如，美国的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其实并不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它在整个创新链条中的定位就是产业创新的先导。因此，在讨论科技创新时，首先需要明确创新所处的具体位置。只有确定了创新的具体环节，才能进一步探讨在该环节下适宜的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为此还需要分析过去的组织模式、当前的模式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模式变化，从而为提升该环节的创新效率提供指导。若未能明确创新所处的位置，任何组织模式的探讨都难以找到实际的方向。虽然可以假设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可能经历不同的迭代阶段，譬如从过去的分散式创新转向更加集成化的创新研究，或者是所谓分布式、定制化，但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所说的科技创新在创新链中的定位。

例如，NSTC的产出是什么？是单独的器件，还是已经封装好的、可以直接投入试生产的新产品？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确定创新组织模式至关重要。如果产出的目标是一个能够直接进行试生产的芯片产品，那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具体组织模式来确保这一目标能够以最高效率实现。可以证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变化，包括半导体技术的变革，必然需要相应的组织模式来支持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二、科技创新效率与组织模式的匹配✦

新型组织模式如何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涉及两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一问题。这一讨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即国际竞争怎么提升组织模式变革问题也很重要。大家现在看到是全球科技竞争，或者是技术竞争，甚至是产业竞争，科技竞争当然越来越激烈。科技竞争关键在于谁的科技成果出得快，投入产出效率高，最后能够在市场上，或者在技术上达到领先位置。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竞争会不会导致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我觉得肯定会的。反过来说组织模式构造本身以及相应治理机制可以帮助创新效率提升，从而导致竞争力提高。

于是就有所谓科技创新与组织模式匹配的问题，所谓科技进步，或者说是创新效率提升与组织模式匹配的问题，科技创新过程已经从原来”顺序式”创新转化为目前的”并列式”的创新，再到集成式创新，这个创新范式变化就需要有很多组织模式上的变化来适应。最成功的案例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美国原子弹诞生就是因为采用新的组织方式才迅速导致原子弹的产生，这样的的成功我觉得就是创新与组织模式匹配的结果。当然这里面还有技术本身的特征，也有当时全球反法西斯的情景状况。

因为原来是专业性的研发，需要首先完成什么后才能继续完成什么，现时在大规模科技创新分工条件下，需要一个组织做集成，于是全社会不光是要推进专业性的研发，可能还要有做集成式创新的平台，传统组织不太不适应了，于是新型组织可能就会产生，这就是两者匹配要求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最近看到在美国企业界讨论一个非常有趣问题，讨论企业的成长模式，一些著名创新企业家提出应该有一个创新型企业家驱动的企业成长模式，而不仅仅只有职业经理驱动的成长模式。我们商学院总以为企业最佳的成长模式就是应该由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成长模式，这是最佳模式，为此商学院就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总是希望把那些创业型企业家导向的模式转变为商学院自己认为的成熟、规范、职业经理人驱动的一种模式。商学院这样一种思考对吗，做的对吗?我们现实中看到很多所谓独角兽企业，恰恰就是用的创新企业家驱动的成长模式，很成功。我们的确应该思考创业者驱动模式的本质特点，或分析创业者模式和职业经理人驱动模式异质性和一致性。两者模式肯定有不同的要点，目前学界也没有对创业领导驱动模式有特别多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去研究。

我们对科创企业即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研究，至少需要认真分析比如OpenAI的组织和我们大多数企业组织有多大区别，或者OpenAI是哪一种类型的组织模式？从AI竞争角度上来讲，OpenAI肯定是成功的，但它所依赖的组织有效率吗，它的这种模式属于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好好研究研究才行。可能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公司的组织模式跟过去传统模式有路径依赖，或者就是一种创新升级。

我认为科技创新效率与组织模式的匹配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它不仅关系到国家间的竞争，也涉及到所谓从事创新型企业的竞争。反过来讲创新型企业竞争力都不行的话，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效率我觉得也高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的研究视野不应仅限于半导体领域的创新，还应拓宽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科技创新。

三、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的成功与否不能仅看结果✦

国内外到底有哪些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传统组织模式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治理机制如何？例如科学院创新研究组织模式，大学的创新研究模式，企业的创新组织模式等等都不太一样，需要认真研究。我以为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可以视为一种中间组织型模式，它通过协调不同组织来实现协同创新，所以它的治理方式可能跟原来治理方式不太一样。过几年再来看这个组织，如果真的能取得很好成果的话，证明这个组织模式做对了。研究科技创新组织模式要关注不同技术领域的不同特征，进而关注相应组织的形态及其变化，也要关注其治理模式如何，如此研究的结论对我们才有重要的启发。

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的成功与否能仅仅以结果论英雄呢？例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NASA登月的成功都与当时特殊的战时背景密切相关，后人觉得他们的组织模式是很好的，其实不见得。曼哈顿是战时，因为要争取二战胜利，而且美国怀疑德国人可能也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要抢先拿出来，不然法西斯就打不倒了，所以就有一个举国组织体制产生了，但从经济成本和研发效率来讲这个模式到底怎么样?其实今天可能得结论是不同的。那个时候是不计成本也要搞出来，因为要打败法西斯，包括我们国家当时做原子弹也是不计成本要拿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政权巩固和国家安危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仅仅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的话，这个模式也许是不怎么可取，也正是如此，今天才要考虑研究设计新型举国体制。

现今美国很多人认为NASA现在效率很差，马斯克的产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所以NASA面临危险的局面，这一局面促使NASA不得不反思并改进其组织模式。其实NASA的建立源于美国与苏联在太空领域和登月的竞争，当时这个竞争类似于今天的半导体竞争。半导体决定未来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发展的主要主流方向，至少目前是这样看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出钱支持创新支持竞争，同时汲取以前的教训，以前不计成本，现在则要讲究效率与速度。

为此，对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研究实证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还是以NASA为例，我们应当深入考察其资源配置效率，如果是很高的，才能证明这个组织模式是可取的，而不是以登月成功这个结果来看，即以成就来论组织模式优秀与否。所以我一直强调要考虑组织的治理机制到底怎么样，是怎么治理的，这个很关键。类似的，华为的研发治理模式也值得我们深入实证研究，先看其研发方式，投资上海青浦这么大的研发中心，100亿的基础建设，这个规模不比大学小，怎么来运作的，要出成果，这么多的研究人员薪水要付出，通过什么组织治理机制使创新效率提高，值得好好地实证研究。如果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华为的组织模式效率很高，那才具有提倡的价值。否则只是从结果来看，比如说看他5G做的不错就说他的模式应该复制，其实很难复制出来的，不同学科不同技术的特性不同，人才和场景都不同。

另一方面，即便从结果上看是成功的，从发展目标上看，也未必能够复制。我觉得科学家应该做科学家的事，大学做大学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研究者做研究者的事，不同机构、单位，在整个科技创新的链条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斯坦福的模式是不太可以复制的，因为硅谷只有一个，否则这么多年全世界硅谷应该是遍地开花的，为什么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硅谷？同样从科技创新与科学研究成果的角度来讲MIT不会输于斯坦福，MIT边上有硅谷吗?没有，为什么?这可能由他们学校特性决定的。全国各地都是想要把大学搬过来，希望在边上形成一个硅谷出来，然后GDP实现增长，其实不这么简单，硅谷出现有天时地利和时代特征，也应该与斯坦福大学本身特性有很大关系。

四、不仅是创新资源的投入问题，创新效率的提升同样重要✦

我们在组织模式判断上，特别是个案分析的时候，不能脱离当时的场景，背后有很多复杂国际环境要求在里面，如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这些都掺杂在里面的，所以有时候会有不计成本的决策。同样，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我们觉得美国很奇怪，强调自由主义美国政府怎么也干预整个经济活动了，动不动政府补贴，规模还很大。

为什么呢？很简单，美国要领先和优先已经放在国家政治上考虑了，于是就不得不加快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创新速度。通过集中资源来推动速度，尽管这样可能的确能够提高推进的速度，但并不一定能够直接提升效率。有的时候为了取胜可以不顾效率。但是政府作用也有可能出问题的，补贴出问题的，历史上看，政府干预并不是全部成功的，也有很多是失败的。问题是究竟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仅仅从科技创新效率出发，那是一个层面的分析；但如果目标是领先而不惜资源投入，那又是另一种考量。为了领先，有时国家可能不得不做出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而忽视效率。

上海要想在科技创新领先，在今天现有技术基础上，即便是政府出面，依然应该借着新科技的力量和市场化方式来做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政府作为平台集成者，可以通过平台提供新产品打样、试生产以及快速生产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业创新的效率。利用平台特性实现组织模式变革创新，可能会使得效率提升，可以节约资源投入，我觉得是这样的思路是可行的。关键在于，今天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资源的投入问题，效率的提升同样重要。因为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或单一技术点上，而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综合竞争。如果只是在一个点上，那就举国体制了。但是如果多点多领域都通过举国体制来做，恐怕没有这么多资源投入。今天的时代，科技创新的进步光靠政府支持是不够的，还一定要借助市场机制和资本力量，需要企业与全民的参与才行。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冯晶晶副研究员基于芮明杰教授与会发言做了初步整理，并经芮教授审定。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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