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为何博弈？| 国家竞争力大战①

国家竞争力不仅是中小国家努力奋斗的指南，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文 | 许长忠 王进

2025年春节，中国很兴奋，世界很热闹。

中国杭州突然冒出了一个DeepSeek的人工智能公司，成为春节期间全体中国人兴奋的焦点。

这个名不经传、创业才一年的民营小公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道就让美国最当红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家公司股价大跌，一天跌掉数万亿美元市值，以至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在百忙之中抽空发表相关感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就职，即时不我待开始了密集的内阁官员任免，颁布了系列的大刀阔斧政策，不遗余力地推进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关措施，这些无疑将对美国及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国选择党(AFD)全票高选联邦议院选择党党团主席，1979年出生的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女博士，为国家总理候选人。与美国特朗普同出一辙，魏德尔打出MGGA（让德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兴奋和热闹的背后，是大国之博弈，博弈的焦点是国家竞争力。

何为国家竞争力？

关于国家竞争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经济学家更趋向将其定义为，国家可持续创造并保护财富的能力，并从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几个方面去进行测算。

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

Y = F（C、L）

Y代表国家需要的各项产出（Output），C代表国家所能动用的资本（Capital），包括可货币化的各类自然资源、物化的生产制造厂房设备等产能、及货币资本等，L代表国家拥有的各种劳动力（Labor），而F代表国家所能组织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或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强不强，就看C、L及C和L如何组织和组合，以及最后的总产出Y。

如果C弱一些，即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经济基础差，但L总体不错，F能高效组织起来L，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发挥出最大价值，Y可以达到最大值，相对而言，国家竞争力会越来越强。

如果L弱一些，即人口稀少，但C即资本充足，国家经济基础好，F可以吸引国外L与国内C优化结合，Y也可以达到最优，国家竞争力可以更强。

可见，C与L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如果C和L都很弱，F就是关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近百年来始终贫穷落后，无法自拔；而有些可以白手起家，数十年后走入发达国家行列。

如何C和L都很强，只有F不要太差，国家竞争力仍然可以保持领先，但是，如果F衰退，导致资本C收益下滑，L人非所用，C和L外流，国家产出Y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的某些强国或富国数十年后，会衰败为落后国家。

所以说，C强、L强、F强，国家竞争力就必然强；如果C和L不太强，F强，假以时日，国家竞争力也会赶上来；F极为关键，即使C和L都强，如果F下滑，国家也会走向衰退。

为何资本很重要？

通俗一点，资本就是各类经济活动或各种生意的本钱，这个本钱是可以相互兑换，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小到一个个体户，大到一个国家，经济活动都需要本钱。

个人没有本钱，大多选择是打工。有点积蓄和信用后，可以起步做点小本生意，日积月累，加之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或变成大企业家。当然，少数人一无所有，又缺少就业机会，大有可能沦落为流氓无产者，专营偷窃抢劫、坑蒙拐骗之勾当。

一个国家没有C也没有财政盈余，发展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改善人民福利，都将无能为力。

案例一：C严重缺乏的国家

一个国家一穷二白，既缺乏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又没有物化的生产资本，更没有货币资本，就是典型的C严重缺乏。

C缺乏的国家，很有可能像流氓无产者，以极其有限的财力首选发展武力，对内保护当权者的权力、统治和利益；对外时刻关注资源充沛或富有的邻国，一有机会便可能出兵入侵，抢劫土地、资源、物资和财富等。

C缺乏的国家，最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积累资本，并相应进行资本替代，好的F将推动国家从L单轮逐步到L与C双轮发展之路。

全球近200个国家，10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极少数。

案例二：C基本具备的国家

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C，那就具备了发展的基础。

如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资本自然会追逐，人才和技术会随资本涌入。这时，F发挥关键作用。如果F组织并规范到位，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上下游集聚利益大多留在本国，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如果F没有发挥好，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产业集聚利益都可能被外国资本或本国权贵垄断，资源没有为国家整体服务，大可能变成极少数权贵的资产而被垄断经营。

所以，我们看到少数资源型国家在数十年中，依靠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和多元化，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人民得到很好的照顾；同时，也有很多案例表明，不少资源型国家反反复复反而变成落后国家。

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C是基础和本钱，有之可以提早起飞。

为何劳动力更重要？

L是各类劳动力总称，是国家发展更重要的要素，但是，L又是双刃剑。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人尽其才、各有所用，国家的发展不可限量。反之，如果人才不尽其所能，甚至大量失业，就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主导因素，继而成为反当权者及反政府的主要力量。2024年亚洲两个国家政府被推翻，就是最新的案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案例3：L严重过剩的国家

由于C短缺，教育落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L过剩，而且以体力劳动者为主。

为了生活，贫困的体力劳动者大批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一些向临近的相对富裕国家迁移，少数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偷渡到发达国家。

如果过剩的L无法向城市转移，以户籍或其他手段限制他们在农村土地上，城乡二元差距必然产生，而且越来越大，这在少数国家出现过。

如果过剩的L在本国城市也无法消纳，又没有任何福利支持，并严格禁止偷渡出国，这些过剩的L大有可能变成流氓无产者，部分为黑社会所利用，变成社会的负面因素，国家维稳压力和预算大增。所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政府对人蛇行为、偷渡出国予以默认。

L严重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有没有出路？这要看当权者如何抉择。

为何目标是导向？

Y是国家当权者追求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若干子目标的综合。

选举制国家，当权者偏重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其总目标中，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是首要子目标，政党价值和利益、执政团队利益、甚至当权者个人及家族利益等都要服从首要子目标。

皇权制国家，当权者最重视政权的稳定和延续，这是第一目标；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进步、皇族成员利益等都得服从第一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形态，虽然追求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其子目标包括经济、民生、社会、法治、绿色、平等等多个方面。如何保证最崇高的目标不被利益集团和一些当权者带偏，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

各国依据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建不同的制度特征。不同的制度下，国家当权者追求不同的国家目标，目标导向决定了国家发展的重点和国家竞争力的差距。

为何组织最关键？

F是函数，实际上就是国家当权者如何“组织”配置各种可用资源，即C和L，去实现Y。也就是说，F代表国家当权者的领导“组织”能力，我们用“组织”一言以概括。

小到一个企业（或集体），在类似的环境，相近的时间，给等价的资源即C和L，不同的领导人会做出不同的结果。假以时日，一些可做大做强，一些不死不活，一些破产倒闭，可见，一个企业（或集体）的领导人至关重要，他决定了企业（或集体）竞争力。

大到一个地方政府，甚至一个国家，谁当权掌舵至关重要。能力超强的当权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调配利用各项资源，推动国家加快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国家政通人和、人民富足安康；相反，能力不足的当权者大有可能导致经济凋敝、腐败丛生、民不聊生、内乱不断等。古今中外，正反的案例不胜枚举。

所以，当权者或领导人是决定性的，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如下图所示，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静态看，F1、F2及F3三个函数，代表三个组织的领导人，在相同资源禀赋C及L组合下，F1最大只能使用出C1、L1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1；F2最大只能使用出C2、L2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2；而F能够充分使用出所有的Cm、Lm或相应的组合，实现最大可能的产出Ym，达到最高效率曲线。

无论C及L对应的价格是外生的还是关联的变量，杰出的当权者或领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组合并高效利用好C及L，F发挥出最大可能的效率。

历史周期看，我们可将时间t作为变量，持续考察Y的增长情况，以判断F的领导“组织”能力。

图：一个组织甚至国家的生产产出图

一个组织甚至国家的C和L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被浪费，产能闲置、人浮于事、失业率高、人不尽其所能，都表现为C和L利用率及利用效率低，产出Y不可能到达最大可能值。

所以，评价国家竞争力，实际上就是评价F，即国家的当权者及领导群体的 “组织”管理能力。

企业有了一定实力，一些希望更强更大，于是就考虑收购、兼并或上下游整合，甚至跨界经营，或将成为行业顶级企业；另一些则开始享乐人间，胡乱投资、疏于管理，导致企业每况愈下。

国家也是如此，一些国家有了一定实力，当权者更加韬光养晦，奋发图强，为土地、为资源、为财富、为权势、为利益等或发起战争，攻城略地，扩大版图，成就一番大业；一些国家当权者，可能为炫耀、为复仇等发动战争，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束手无策，最后国力衰退、甚至亡君亡国。

社会主义具有最崇高的国家目标，目标能否实现，要看国家当权者是否有高超的 “组织”管理能力F，这也决定未来在国家竞争力大战中，能否与发达国家博弈。

对国家而言，函数F包含的内容很广，其中包括：

1、中央机构是否出台以全体人民利益为导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系统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让公权机构、市场主体、监督执行、人民群众等各得其所，市场主体能否平等竞争？

2、各级政府是否能高效利用好其直接掌控的资源C和L？各级政府机构是否能坚守社会主义目标体系？是否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不止，权力滥用等现象？各级国有企业如何选拔出优秀领导人，担负相应的发展和经营责任，而不是借助特权和垄断，演变为腐败的温床？

3、各级权力机构如何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家及各类人才，鼓励创新创业，推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既要打造领先的技术创新体系，又要打造合适的产业生态圈，让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根据市场规则，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特别是国内的C和L，而不是让大量的C和L外流？

国家竞争力不仅是中小国家努力奋斗的指南，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如今，突破性的技术创新迭代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太空探索等技术及相关产业成为大国竞技的焦点，可极大地推动Y快步增长，并形成壁垒和技术霸权，为此，全球大国博弈正如火如荼，已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级、甚至国运级的较量。

特朗普上台后，新一轮的联邦政府改革正在推进中，目标是削减联邦预算、裁减联邦冗员、放松市场管制、提高政府效率，继而降低税率，给市场主体松绑。同时驱除低端人口，吸引高端人才和资本。如果顺利推进，美国或将迎来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黄金期”。

欧洲大国，如德国和法国等，极右党派开始兴起，并逐步获得选民认同和支持，如德国选择党。他们以经济发展、民生改进、能源安全及技术领先等务实政策为纲领，或将在近期登上权力的舞台，未来欧洲将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经济学家们摒弃国家制度和国家目标的差异，按照经济学的共同价值观，抽象出一些共同的子目标进行比较，如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虽有一些偏颇，但确实是大国比拼最重要的指标体系。

在全球各国C和L动态给定的前提下，大国之间的博弈就是如何让函数F发挥出最大功能，充分吸引全球范围的C和L，最优化调配和利用好国内的C和L，将Y推得更高并且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