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时代的高官典型

作平按：本文写于2010年，刊于《首座》。后收入我的随笔集《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中华书局，2012版），该书去年由湖南人民社出了新版，名为《晚明的崩溃》，现各大平台有售。

孔夫子曾经抱怨，他不幸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其实，与晚明相比，孔夫子的春秋时期虽然各国之间征伐不断，君主们大抵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中国文化童年时期的天真烂漫还没有消失。

惟其如此，当孔夫子看到季氏在家里排练国君才有资格欣赏的八侑之舞时，才会愤怒得出奇地指责这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之举。

与春秋时代相比，晚明的礼崩乐坏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所有人都不在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所有应该靠谱的人与事都不靠谱。官做贼，贼做官，君不君，臣不臣。

在礼崩乐坏的季世，高官们的面目出奇地相似，其中，刘泽清的作派与行事风格，堪称个中典型。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解剖刘泽清这只麻雀，庶几等于认清了晚明吏治与世风的病灶。

刘泽清，山东曹县人。与晚明大多数高官都是通过科考而入仕不同，刘泽清本人没读过什么书，年轻时在本地当过捕盗弓手，后来因缘际会，投身到明政府正规部队，从低层军官干起，一直升到了山东总兵的显赫位置。

明朝灭亡的前一天，他接到崇祯的圣旨，被封为东平伯。京师失陷后，他率军从山东撤退到南京。因手握重兵，一夜之间成了南明最有势力的江北四镇之一。清军南下后，他很快投降。顺治五年，封为子爵后不久，被告谋反，清朝将其处死。

作为礼崩乐坏时代高官的典型，明史称他“为人性恇怯，怀私观望”。刘泽清身上，具有以下胎记般显著的特征：

其一，秀政绩。刘泽清以草根出身，能够在十多年里从一个低级军官提拔为高级将领，和他总是能抓住时机秀政绩，向朝廷彰显自己的能干密不可分。秀政绩本来无可厚非，前提是这政绩是实实在在的。

退一万步讲，即便这政绩乃是镜花水月，但只要不拿老百姓垫底，你当官的要去糊弄朝廷和圣上，老百姓其实也没多大兴趣管你的闲事。

问题在于，就像大多数踩着苍生血泪升迁的官员一样，刘泽清的政绩不但建立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乃至生命的消失之上。

比如他在山东总兵任上，为了虚报一次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大捷，竟然派兵洗劫村落，把那些无辜被杀的老百姓奏报为贼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其实只要略加核实，就不难辨识其真伪。但是，朝廷在根本没有坐实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表彰。

这说明，在一个弄虚作假秀政绩成为官场潜规则时，官有多大胆，政有多大产就是必然。

其二，搞关系。虽然刘泽清时代没有现在那些苦口婆心教你如何在职场中尔虞我诈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所谓秘笈，但来自底层的刘泽清就像黑暗岩石下的小草一样，出于一种本能和天性，他想出头。

要出头，除了秀政绩，更重要的是搞好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在坚持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同时，还得密切联系领导。

比如在镇压山东的李青山起义时，他的部队本是主力，却没能抓住李青山。为此，他重贿监军太监，活生生地把生俘“贼首”的首功记到了自己名下。

更重要的是，他看准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延儒举足轻重而又贪财好货的特点，对症下药，立竿见影。朝中有人好做官，虽然在与清军和农民军的作战中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但刘泽清的仕途却越走越宽广。

其三，排异已。就像最黑暗的天空也会有流星划过一样，礼崩乐坏时代也会有正直的批评者。在刘泽清这种官员眼里，批评者无疑就是必须除之而后快、除之而后安的异已。

和谐异己的方式有多种，最具杀一儆百威慑作用的当然要数从肉体上消灭。放在承平时代，刘泽清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时值乱世，只要手里有兵，朝中有人，要弄死个把不识时务的批评者，比捏死个蚂蚁难不了多少：

兵科给事中韩如愈曾经多次弹劾刘泽清，刘泽清对他一直怀恨在心。甲申之变前夕，韩如愈出差经行刘泽清防区东昌，刘泽清“遣人杀之于道，无敢上闻者”。

刘宗周是崇祯朝最敢直言的官员，当他面对江北四镇割据状若小王国的局面时，曾多次上疏弘光，对高杰和刘泽清等人提出严厉批评，并认为朝廷应该对他们所犯过错予以处分。

对此，刘泽清两次向朝廷提出，要求处死刘宗周。朝廷虽然明知刘泽清的狂悖不法，却不得不“温诏解之”。刘泽清不能借朝廷公权处死刘宗周，便暗地里派出十来批刺客，前去刘家行刺。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当那些刺客来到丹阳刘家，看到刘宗周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时，竟然都失去了下手的勇气，刘宗周才得以免于横死。

其四，保实力。生逢乱世，有枪就是草头王，身为拥兵自重的军阀，刘泽清比其他人更明白实力的重要性。

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刘泽清算是想尽了办法，而这些办法的最根本之处，就是一旦面临有可能消耗自己实力的事，不论这事原本多么天经地义地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也坚决不干。推得脱就推，推不脱就阳奉阴违。

刘泽清是山东人，多年以来一直在山东做官，把山东经营成了自家的后院。崇祯年间，朝廷几次调他到外地作战，他总是制造种种借口，以便有机会再次回到山东。

甲申年，当李自成进逼京师时，崇祯封他为东平伯，令他率兵进京勤王。这时候，刘泽清连借口也不需要了，他直接不奉诏。和他同样不奉诏的，还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

不过，当满洲铁骑南下时，刘泽清经营多年的山东也保不住了。在率兵南下之前，他在防区干的最后一件事是：纵兵大肆抢劫。

其五，捞银子。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道理，刘泽清再明白不过。打点上级要钱，安抚下属要钱，花天酒地更要钱，没钱怎么能行呢？刘泽清对捞银子的热情，要远远胜过他口头上的忠君报国。

在曹州任上，他就以捞银子买土地而著称，据记载他在“郡中田宅甲于他省”。及至逃奔江南，他一下子成了俨然国之干城的江北四镇之一。

当是时，由于朝廷不能给四镇充足的兵饷，再加上为了笼络他们，于是饮鸩止渴般地把四镇防区内的军事、行政和财税大权统统拱手交给他们，四镇便成为防区内的土皇帝，防区也就成为连史可法这样的直臣也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对这种到口的肥肉，刘泽清是不会客气的，在他的防区内，他设榷关，征船税，立团牌，起柴抽，丈海荡，行小盐——一切办法都是为了广开财源―——也就是想尽办法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油。

其六，恋酒色。如同昏庸的君王背后总是有奸臣的双手在暗箱操纵一样，礼崩乐坏时代的高官典型生活，总是离不开酒色二字的支撑。

刘泽清的宅第建造得富丽堂皇，甚至比王府还精美。史称，““泽清造宅淮安，极其壮丽，四时之室俱备，僭拟皇居”。

在这所纸醉金迷的豪宅里，刘泽清“日拥四方卤获良家子美好者，杂诸倡，纵声伎为乐”。其中一个叫冬儿的女子，为他辅导四十多个年轻美女唱歌跳舞，供其淫乐。为了把他手下一个书佐的美艳老婆搞到手，刘泽清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这个书佐处死。

无论是用当时还是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刘泽清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人渣而为高官，而被朝廷视为国之屏障，这样的国，这样的朝廷，其倏忽而亡的命运也就不足奇怪了。

然而奇怪的是，刘泽清这个五毒俱全的坏官典型，竟然是个长相俊美、白面朱容的文学爱好者。史书上说他颇涉文艺，好吟咏。放在如今，也许早就该获鲁迅文学奖了。

无知者大多一厢情愿地认为，官员一旦爱好文学，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刘泽清的行状无情地撕破了这张缘于文学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刘孔和既是刘泽清的副手，也是他叔叔。刘泽清微时，曾在这个叔叔手下混碗饭吃。这个叔叔没想到的是，他竟因一句玩笑话而被侄子杀害。

其时，刘泽清写了首诗，想必这首诗比较歪，当他得意洋洋地把这诗给刘孔和展示并问好否时，刘孔和开玩笑说：你不写更好。听了叔叔的话，刘泽清勃然色变。不久，就寻了个借口将刘孔和叫到营中斩首。

刘孔和手下两千人不服，刘泽清“令别将击斩之，无一人存者”。也就是说，他这首歪诗的代价是两千多颗血淋淋的人头。

还有一件更经典的事，最能说明刘泽清这种大权在握的高官有多么变态。刘泽清养了两只猿猴当宠物，猿猴很通人性，呼其名，便会走到面前。一天，刘泽清请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喝酒。

席间，他呼叫猿猴捧着盛了酒的金瓯送到客人面前。猿猴面目狰狞，客人很害怕，不敢伸手去接。刘清泽笑着说，“你害怕吗？”旋即命手下人把一个囚犯押到堂前扑死，将其脑花和心肝取出，置于瓯中，添上酒，命猿猴捧到他面前一饮而尽。

按刘泽清的想法，他以为他如此烂熟于胸的为官秘籍，将使他不管在明还是在清，都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因而当清军南下时，他几乎没作抵抗就愉快地临阵倒戈。

不成想，即使是他宣誓要毕生效忠的新主子，也看不惯他的反复无常与卑劣人格，给他安了个谋反罪名凌迟处决。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天下鼎沸的乱世，做好官难，做坏官也难；做好官不安全，做坏官也不安全。乱世之乱就乱在，每一个不幸生逢其时的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第二，中国官员有好吟诗的传统。村夫愚民往往天真地认为，写诗的官员似乎要多一份人性。但血淋淋的历史教育我们，官员好吟诗就像官员爱喝酒爱泡妞一样，与他们的人性毫无关联，乃是酒足饭饱后的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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