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漂杵说明只装备木制兵器？从出土文物看商代青铜武器装备情况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尸陀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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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有一种观点，说商代军队并未普及青铜兵器，其主力（奴隶）都是以石器和木器为主，从奴隶中征集的徒卒主要使用木棒作战.两军交锋时，贵族甲士乘在高大的战车上，左持弓，右持戈，车毅相错，白刃格斗,而广大的徒卒却只能簇拥在车前车后、车左、车右，用殳击敌.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讨论一下这类观点是否合理。

总有一种想当然的观点，说商代青铜较为珍贵，所以底层士兵一定无法普及，甚至认为，底层士兵的武器当是以木石器为主，而青铜兵器则只能由贵族所拥有，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

诚然，从有限的甲骨文，未必准确的传世文献，和部分青铜兵器实物中我们的确很难得出“商代军队是普遍装备青铜兵器的 ”。但是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难道能仅仅通过同样差不多有限的证据去咬定“商代军队没普遍装备青铜兵器”吗？

诚然，“疑则从无”和“凡事不能往好的方向估计”在某些情况下是严谨的，但是如此咬定同样也扼杀了通过其他方式来讨论该问题的可能。既然如此，我们不如通过另一个角度去探讨该问题，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商代的“苏村阵”中，戈占据压倒性数量。

那么，商代士兵能普遍装备青铜器吗？假如不能普及青铜兵器，是否普遍装备石器呢？

首先，钺和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作为军权和刑杀的象征类兵器，在商代装备序列中主要是以仪仗器为主，并非其装备主力。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以商代几种可能较为普遍的兵器，戈和矛起源和形制来讨论一下商代是否普遍装备石兵器。

先从戈说起，在一些人的固有印象中，商代墓葬中出土了部分石戈，在《商代的军制和战争》一书中把玉戈作为一种礼器，虽然承认了石戈“不装备主要作战人员”，但依然把石戈当成一种“实用兵器”。

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要知道，戈是商代应用的较为普遍的一种兵器，正如甲骨文中的“武”，由上部的“戈”和下部的“止”组成 ，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手持武器、脚踏实地的战士形象。

而《尚书牧誓》中则说：“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这也说明戈和矛在商周兵器体系中的地位之高。但是偏偏就是这种普遍装备的兵器，却在中国却难以找到其石器原型，如杨锡璋先生认为起源于石镰，安特生则认为是起源于石斧。

但是这两种主要说法均存在问题，首先从安装方式来说早期镰身有弧度，且下弯，可进行钩割。而戈则较为平直，有钩割功能的戈直到商代晚期才出现。至于石斧起源说则问题更大，因为石斧作为一种器型，在商代的直接继承物为钺，跟戈也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

由此可见，戈的起源是一个难题，甚至于现在倾向于认为铜戈很可能直接由龙山文化已经出土的礼器用玉戈直接突变出来。换句话说，既然戈的原型本质上是一种玉礼器，那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商代墓葬中石戈的具体性质了。

同理，假设戈这种较为普遍的兵器，可以用石器去替代，那鉴于石器容易保存的性质，石戈应该大规模出土才对，但在殷墟出土的石器主要有有斧、刀、镰、铲、锛、凿、钻、锤、纺轮、网坠、弹丸和磨石等,石戈的实物则数量稀少。

在另一方面，《殷墟玉戈类器研究》一文中指出，石质戈在殷墟后期才大规模出现，与商代晚期国力衰退有着直接关系，用不起玉戈，假设石戈在商代人眼里可以作为一种青铜戈的廉价替代品，那出现如此变化规律也是匪夷所思的。

既然戈如此，那青铜矛是否存在普遍用石质的可能呢？

先不说青铜矛是否在商代是一个普遍的装备，尽管安阳殷墟侯家庄中的一个大墓就出土731件青铜矛，但李健民先生则指出：“因为侯家庄墓大量出土青铜矛只是一个孤例。目前为止发现的商代最高级别的墓葬是妇好墓，里面出土91件青铜戈，但一件青铜矛也没有。”

另，矛作为一种颇为常见的物件，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同样缺乏石器和骨器原型原型，如学者江柏毅在《商周时的青铜矛与金文中的矛字》一文中指出：

目前中國史前考古所發現的石矛和骨角矛數量不多，木矛更少，矛頭大致扁而修長，部分中間可見縱脊，或於兩側磨有側刃，但整體而言形制缺乏一致性；

而且上古时代的青铜矛直到商代晚期才大规模出现，甚至与商代青铜矛的特征是以骹纳柲，同样与新时期时代中国的矛形器特征不符，且中国也同样未发现过渡时期的原始青铜矛，故部分学者认为青铜矛可能是商代晚期才传入中国的。

因而与戈类似，商代的青铜矛同样不存在明确的石器原型，且石矛数量稀少，且矛头在商周两代的军队的兵器体系内是否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值得怀疑的。综上所述，从器型的演变和实物特征上来看，认为商代普遍装备石戈和石矛的观点是缺乏证据的。

铜戈更可能由玉礼器直接突变而来

这时候恐怕又有人会指出，商周军队既然不一定装备石器，那也很可能装备殳之类的木棍。

毕竟有人根据《诗经·卫风·伯兮》中说的“伯兮执殳，为王前驱”和《尚书》武成篇中的“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来论证商周时期的步兵，徒只能装备“殳”这样的木棍，而仅有贵族甲士才可以装备的起青铜戈和矛。

但首先，《伯兮》该篇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可能形容的是一种仪仗状态，由执殳的侍卫列队走在前边，为国君开道，表明殳是国君仪仗队所配备的兵器。

更何况，原文表达的是妻子对远走丈夫的追思之情，在我们不明白诗中描述的丈夫到底是什么身份的前提下，贸然将此作为商周军队普遍装备木棍的证据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血流漂杵”，如果看了原文就会知道这就是一句形容杀戮之惨的形容词，用来作为商周军队的装备的证据同样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同样的，原文中的“杵”到底是不是一种兵器同样是让人怀疑的，历史上赵岐、孔颖达、孙奭、朱熹等大儒则认为“杵”其实是“舂杵”，即一种舂米器具。总的来说，“血流漂杵”的相关原文并没有指出到底有多少军队装备多少“杵”，且是否一定是兵器都不一定。

由此可见，这两条史料同样不能用于论证商周军队普遍装备殳之类的木制兵器。

最后一条用于论证商代军队未普及青铜武器的证据则是箭簇上，比如殷墟就出土了石箭簇四十多枚，骨箭簇200400枚，而相应的青铜箭簇则仅仅出土980枚。

首先，骨箭簇看似较多，但多集中出土于部分大墓，王陵1001大墓就出土了6583枚，1003号大墓则出土5621枚。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时的箭簇作为一种消耗品，是否需要用较为昂贵的材质制成怕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对于无甲目标来说，骨箭簇依然较为致命。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骨箭簇和其它非金属箭簇哪怕在很晚的时期依然被使用，尤其在游牧民族中的狩猎活动中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宋人在《黑鞑事略》中就指出：“止用白木為鞍，橋以羊皮，橙亦剜木為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

宋人所描述的蒙古人是在消灭回回和金国之前的蒙古人，但是我们能说那时候的蒙古人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吗？与之类似，商代骨箭簇也应当具备类似的功能。

另，使用非金属材质的箭簇在世界其它地区的青铜时代也并非多么罕见的现象，比如说在迈锡尼时代，人们就创造性的发明了用陶器所制成的箭簇，不仅杀伤力强，而且价格便宜，更在击中敌人后会因为破碎而让敌军无法回收，可算是相当绝妙的发明了。与此同时，迈锡尼人也会使用燧石和黑曜石来当作箭簇。

事实上，正如恩格斯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事实上，青铜时代的人类难以淘汰石器，木器和骨器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比如说，燧石刮刀是爱尔兰青铜时代工匠制作的最常见工具之一。它们用于加工动物皮。刮刀是经过打磨以足够锋利的工具，用于去除兽皮上多余的脂肪和组织。刀刃有凹面或凸面。它们有各种尺寸，有些因其小而圆，被称为拇指刮刀。

再比如古埃及时代，新石器时代至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50-1069 年）的镰刀大多数是木制的，刀刃为石制。而在罗马时期，铁制的镰刀才变得十分普遍。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多用石器蚌器来充当镰刀。

也就是说，无法在生活中普及青铜器几乎是全世界青铜时代的显著特征，并非商周独有。尽管青铜在商周时代颇为昂贵，但是不宜对青铜时代青铜兵器在士兵当中的普及程度进行过分的低估。

参考资料：

《商代的军制和战争》

《商周时的青铜矛与金文中的矛字》

《青铜时代青铜戈戟研究》

《殷墟玉戈类器研究》

《商代骨牙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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