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腐”是一种现代病吗？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回望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些“疾病”是和时代捆绑在一起的，但也有一些，似乎像是披上了新的外衣“卷土重来”。

最近“脑腐”这个词流行起来，大意是指“由于数字信息，尤其是社交媒体低质信息过度输入而导致精神和智识状态衰退”，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选出的2024年度词汇。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同样有评选年度词汇传统的“柯林斯词典”，也将“脑腐”作为了它的年度备选词汇。

虽然这两个年度词汇的语料库主要来自英语世界的各种新闻报道，但这一现象引发了不同语言世界年轻人的警惕与共鸣，因为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明明什么也没做，只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感到格外疲惫；明明一直在“阅读”，却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考问题。

相比于现代医学对热量摄入的研究，还没有权威人士对信息的“过度”输入给出一个标准的定量。据不完全统计，相比于现代报刊刚诞生的年代，今天的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大约是174份报纸，5000张左右的图像。面对指数型增长的信息数量，以及需要根据这些信息作出成千上万个决策的巨大工作量，我们的大脑容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在数十万年前就已基本发展定型。

对信息的过度消费让我们想到了早在1972年，由多位作者合著的《增长的极限》里提到的预言：地球正走向一条超出承载能力的危险轨道，而这条轨道的驱动力正是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病。

《增长的极限》出版半个世纪后，让我们痴迷的不仅是对物质的消费，还有“摸不到”的信息和数据。社会学研究者将“数据囤积”与物品囤积相类比，认为“囤积”行为是人类对曾经经历的物质世界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的一种抵御性策略。虽然不同于衣柜里塞满的衣服和储藏室里囤积的食物，手机里舍不得删除的各种App、收藏夹里的未读文章，似乎更无伤大雅、不可察觉。不过，它还是袒露了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至少是担心错过有价值信息的焦虑。

“信息、知识焦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占据大部分人的时间、充斥着碎片化资讯的社交媒体上又有多少信息是有效的呢？韩裔德国哲学学者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里总结道：（当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不再是启发性的，而是扭曲变形的；交流不再是沟通，而仅仅是语言的堆积。即便是最大规模的信息积累——大数据，所包含的知识也十分有限。

已经有脑科学研究证实，消费碎片、同质化的资讯，反复在调用的是大脑中专职浏览信息及同步处理多重任务的神经元信息的传递，所谓用进废退，负责聚精会神阅读、深入细腻思考的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便会萎缩。所以，“脑腐”不仅仅是一种比喻，与此相关的注意力涣散、认知障碍等症状已在临床被证实。

除了这些碎片化的无效甚至有害的内容，社会学者更关心“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危害。离不开手机的我们，越来越被抽象的语言、概念或者可被屏幕呈现的表象所控制，在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具体的感知。在社会学者项飙看来，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比如快递小哥迟到了两分钟，我们并不在乎他在这两分钟里所经历的具体事件，我们要的就是准时到达。不能说我们就此丧失了关心他人的能力，但在关心自我和（屏幕中的）远方之间，太多实实在在的生活被弱化甚至排斥了。

还有学者根据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阅读习惯，研究智能手机是如何放大“自我”的——人们被“同质化”的算法围猎，无须再面对不同的“他者”，就像不断被点亮的屏幕里常常映衬出的不过是自己的面孔，这种情况让社会学者担心不同意见之间的“理性协商”将变得愈发困难。同时让人警惕的是，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通常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这多少能解释眼下社会情绪问题的一些趋势。

虽然仍有人对社科研究的准确性持有怀疑，但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把对社交媒体的防沉迷提上了日程。2024年年底，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通过了《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相关规定将在12个月后生效。对于成年人，各国专家的建议集中在“放下手机”“亲近自然”“增加线下互动”等，他们也指出，一部分成年人正是出于逃避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困境而选择了寄居屏幕。所以，这更像一个跷跷板游戏，让线下和线上生活形成一种互动与借力，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毕竟，长期看来，线上和线下、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会逐渐打破甚至消失。

作者: 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