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团朝觐到伦敦艺展

《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中展览，伦敦艺展不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与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展览背后的文化暗线

1637年，英国约翰·威德尔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卡特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戛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与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舆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法采取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

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以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戛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译员提议的华丽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与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同时，还特别携带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择选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英国皇家专属人员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入英国。

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中增选的“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

19世纪以来中英贸易不断，交往日深。大维德爵士就来自英国对华贸易的沙逊家族。大维德1912年开始对中国艺术感兴趣，之后多次来到中国，1924年结缘故宫，1934年2月3日正式提议伦敦艺展。1935年6月，1022件中国文物从上海出发，由英国海军巡洋舰护送至英国朴茨茅斯港口上岸，至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箱设展。巧合的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也是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由英国海军护送至中国。1793年，使团礼品带着英国王室对中国宫廷审美的想象来到中国；1935年，凝结着中华文明与清帝品味的文物到达伦敦，呈现于英国公众之前。百年沧海桑田，不变的是英国对中华文化的好奇与偏爱。

何以代表中国

无论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建构与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的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暴民”的定位，曾有用来华礼品建构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七种，带赴热河七种，回銮后展示九种，广州展销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演示或展示。这四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四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

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誓。相较于马戛尔尼使团礼品所带有的强烈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势不振，无知者，甚或以初民目我民族。兹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瞻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于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借重古昔无数的艺术天才，来把我们坠落到不堪的国际地位提高一下”，可见时人对于伦敦艺展所担负的文化使命之壮志。再有，伦敦是当时世界各种文化交汇争竞之所，各国艺术展览汇聚于此，“中国人不做而日本人在那里拼命的钻进”，伦敦艺展也是为中华文化宣告其世界地位、构建中华文化话语权的一次尝试。上海预展在国人面前建构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提振国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伦敦艺展虽在文物陈列方式上有异议，展览宣讲环节也未有中国人主讲，但中国政府的参展意味着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尝试。

如何呈现中国

伦敦艺展在民族抗战与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其特殊意义与价值。此展之筹备、争议、组织与实践都是一次公开的大范围的形塑民族文化认同之旅。文物运英一事刚被提出，就引起中国社会各界讨论，尤其是关于参展性质、文物安全、展品选择权、展品离国时间、出国展品质量等方面，体现出1925年故宫博物院开院后社会各界对文物藏品的关注与忧虑心情。筹委会组建后，由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初选、复选出文物，再经中英磋商后，最终定出1022件。其中，“国之重器”的青铜器几乎汇聚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藏品，瓷器和书画则是优中选优，基本勾勒了中国陶瓷史和中国艺术史脉络。可见，展品择选虽有英方的参与，但主动权与决定权掌握在中方手中，整个过程是中国文化界人士对中国文物的一次检视、对中华文化的一次梳理与重建。

文化重建的成果在上海预展中得到了完整细致呈现，展览观者如潮，反响空前，甚至要限定日参观人数不得超过3000人，《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连载宣传，艺术院校、学术团体、文化名流与大众交织如云。观众既欣赏到中国艺术体系之发展脉络，感慨于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又由帝王宝座书房联想到帝制王朝的结束与民主共和国体的建立。1936年6月南京复展的如期举办，既是向社会各界宣告国宝安全归来，又以海外流失文物照片警醒国人文脉赓续在民，在于国家强大。从1934年伦敦艺展的提出到1936年南京复展结束，战火逼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经历了一场文化论战与洗礼，在论战中凝聚共识，在展览中形塑文化认同，唤起民族觉醒。

用今日之眼光来看，伦敦艺展也是一次建构中国文化话语权的远征。1935年11月28日，伦敦艺展于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宫隆重开展。中英双方政府高度支持，前后接待42万余人次，各国观众汇聚，日最高人次达到2万，受欢迎程度位居伯灵顿宫展览史上第二。首先，它以中国艺术为名，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正名。中国以及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15国的3080件中国文物集体亮相于伦敦，“我国艺术文化之精华，在欧洲之大规模未见，此为首次”，开创性的展览海报与专家学者的系列讲座大大提升了展览的深度与影响，西方学术界兴起“书画热”，时尚界刮起“中国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巴瑟·格雷撰文盛赞“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文明一样，智慧可以如此掌控艺术”。这些组合在一起，共同建构起中国艺术体系的丰富、独特与辉煌，庄严地向西方宣告中华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其次，它促进了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增强中西文化理解，对国家外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如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开幕祝词所言：伦敦艺展展示了“三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目前这种力量推动着中国在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进行多方面的民族复兴活动”，“中国艺术家的情感不是在战争和战斗的主题中得到表达，相反地，它来自于对人性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理解”。这与英国国内的反战思潮结合，再加上英国对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报道，一批以伦敦艺展中国文物为原型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反战漫画”开始出现传播，揭露了日本侵略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民众对于中国抗战之同情。再次，中国文物参展的历程也是一次文化自检和重审，更是一次中华文化从自在、自卑走向自觉的历程。从参展文物的选择到上海预展的自我表达与文化重构，从伦敦艺展的热烈反响到展览叙事和讲座阐释的话语缺失，再到南京复展的流失海外文物的伤痛记忆，中国人在不断地反思觉醒，不停地反抗斗争，逐步重拾文化自信与自觉。

伦敦艺展的成功举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作更多的关注和借鉴。未来，中国文物与中华文化必将在中外交流中承担更多的桥梁使命，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挑起重担？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