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荣‖略论赵熊先生的诗书画印

2025“金蛇献瑞”

赵 熊

字大愚，别署面墙斋主、风过耳堂主人、老墙等。1949年2月1日生于西安。少年时代开始自学书法篆刻，1971年师从陈少默先生。陕西书学院专业书法篆刻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篆刻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终南印社名誉社长。

金蛇献瑞

2025

略论赵熊先生的诗书画印

文｜李立荣

赵熊先生首先是位修为全面、学养深厚的学者，其次才是人们所熟知的印人、书家、诗人、画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赵先生是把人们司空见惯的刻印、写字、作诗、画画都当做一门学问来做，也都做成了一门学问。

潘天寿先生曾有：“中国画家不必‘三绝’，但须‘四全’”一说，其实不管是画家、诗人还是书家、印人，都应该有“但须‘四全’”的艺术追求与理想。中国的文人艺术到了元代赵孟頫时代，便形成了诗、书、画、印逐步相结合的模式，此后历经明、清乃至与近现代而成为优良的传统，可以说是赵孟頫发其端，文寿承承其绪至清代蔚为壮观而大家迭出，至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而达其巅峰。

中国的篆刻艺术，成熟于秦汉，异彩纷呈于明清之际，虽历经数千年而时有兴衰之别，但其间印人林立，开宗立派者代不乏人。然自秦汉以后，印人多以“印宗秦汉”为旨归。深谙印学的赵熊先生自然有着清醒明晰的认知，正如他在其《失落秦汉》一文中所说：

“秦汉印作为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历为世人所肯定。虽然，当时的玺印制作者并不是基于艺术的目的进行创作的，但由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熟练的文字构成经验，使得在秦汉玺印中表现出了丰富而深邃的审美意识。特别是秦‘摹印’文字及汉‘缪篆’文字的形成和确立，为秦汉印乃至后世玺印的制作与创作，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千年之后，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明清流派印形成，纵览当时印坛诸家，也大都未能翻出秦汉印（特别是汉印）的如来掌心。至近代，黄牧甫自不必说，写意印巨匠吴昌硕的印式基础在秦汉，以霸悍印风名世的白石老人的根基依然是汉式。即便在当代，诸如韩天衡、王镛、石开等位，以及‘流行’麾下的不少兵勇骁将的作品，倘若拂去其色泽不一的外在包装，其本质依然未出秦汉印的藩篱，骨子里依然是秦汉印的基本构成形式！”

有如此思辨，赵先生的篆刻自然就坚定的追求着秦汉遗风了。当然，艺术作品的终极境界还是追求艺术那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所以取法乎上的高蹈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和自我面目的独立，如此就必须有着转益多师的“勤”和独持己见的“才”，这两点赵熊先生自然是兼而得之的。所以，他在宗法战国、秦汉玺印同时，又能旁涉百家。如先生20岁时仿白石老人“夏少丰印”，21岁时临陈衡恪“师曾”印，23岁时仿邓散木“谁主浮沉”印等等，都能在惟妙惟肖之间显现他的才。而翻检先生创作年表，随处可见诸如某年刻印二百二十余方；某月刻印三十方……某月刻印二十余方……以致五十余年来刻印万余，于此，可见赵先生执情之痴与刀耕之勤。

赵熊先生的刀耕之才，一来显现在他学习取法的睿智上，二来显现在入印用字的丰富上。赵先生入印用字，举凡甲金、小篆、缪篆乃或泉币文字以至于老宋字体，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符合“尽量涉猎广而多重吸收”的创作思路。且看老宋字“书乡”一印的边款铭文：“书乡杂志嘱刊一印，画稿数种未有佳构，忽即兴得此，殊觉快意。丙子秋雨中，面墙斋记。”就能见白石老人式的狡黠自足。

当然，能有如此手段就得说说赵熊先生的书法，何况前人有着“印从书出”的论说。

赵先生的书法，以篆、隶、行三体为擅，内中尤以篆书最为出神入化，能在一体之间裁为百种样式，然审视其作，能于或方或圆、或狭或广、或扁或纵、或正或欹的高妙变化中看到他的筑基的扎实和才思的跃动。因为扎实，其作多样而不怪诞；因为跃动，其作宗法而有所变。这正验证了赵先生关于“风格”的阐释，他说：“时下，似乎人们对‘风格’与‘形式’ 有些混解，好像那种表象的形式雷同，就可荣获一顶‘风格’的桂冠。其实，我以为真正的风格存在于那种无论表象如何变幻，而始终蕴藏于‘质’中的独特语言之中。表面所谓无风格，也许正是其风格所在。”中国人看重书法，所以总对书法有所苛求，人们珍视珍爱艺术之林中的“这一个”，又责难“这一个”在自成格调后的重复。然而就此来说，赵熊先生的篆书是经得起当下的品味和时间的淘漉的。

赵先生的篆书写的出神入化而隶书却写的面目独张，这“独”却是在步步为营的历练中完善成熟起来，曾见早年陕西书院出的一本小书中有赵先生所书“扶起绿荷承早露，惊回白鸟入残阳”隶书联，用笔寓圆于方，结体寓方于圆，即想在隶中见篆于篆中生隶，而与点画起止之间亦见行草韵律。然此书印行之季当在1991年左右，赵先生年届不惑虽思想圆融而手段多有局促处，故是作有夹生之憾。

岁月不居，20余年忽忽而过，如今赵先生的隶书在面目独张中尽显着通融自在的赏心悦目。难怪时人对他的隶书有着这样的评价：“赵熊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功创造在于集多年深厚的篆、隶基础，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五分书’，即以篆书之形，表隶书之神，篆隶笔法各取一半，入古出新，气势磅礴而旷达。”或篆或隶，赵先生宗碑多年，可以说是完全的“书宗秦汉”了，所以他的行书自然就是他碑派书风的衍生，在方棱硬挺戛戛独造的体式里寓篆韵隶姿于字里行间，故能就“质”而去“妍”，表达着赵先生高古而静穆的艺术诉求。历来论者以为行书最能见人性情，于此，可见赵熊先生人格所在。

有人这样简单地概括中国画——什么叫中国画?中国画就是书法基础加造型能力。书法解决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写生解决中国画的造型问题。其中书法是国画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中国画重意尚韵，所以对于造型写生一说有其商榷之处。赵熊先生的画，无疑是传统文人画的遗绪，在逸笔草草之间追求的是意的寄托和韵的追求，深厚的书法功力和卓绝的制印手段，使他在挥毫运墨和处理章法布局上都显得游刃有余。题材多在飞鸟、游鱼亦或松竹、梅兰之间，寥寥数笔能墨发五彩，盈盈尺素可见逸思妙想。

书、画、篆刻，赵熊先生的艺术行止都表达着浓浓的崇文气息，而书有文风，画显文气，印寓文理，正是此数艺的可贵与高贵处。古人有“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之说，赵熊先生因读而文，因文而将自己所涉猎诸艺之思、之想集而成书，故多有理论著作行之于世。如《赵熊篆刻集》《米芾蜀素帖技法赏析》《怎样学隶书》《篆刻十讲》等等。古人又说：“印章不关篆隶，然篆隶诸书，故当遣玩，譬如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自古无不读书之诗人，故不但篆隶，更须读书。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观古人印章，不直有诗而已。”以此而论，赵先生书中之文、画中之文、印中之文正可谓所来有自，先生著述正有诗集《风过耳堂吟稿》《咏印百绝》行世。

对于赵熊先生的诗作，学者、书家陆衡有过这样的评述: 不少名家，书必唐诗宋词；更有甚者，无论何时何地，出手必“月落乌啼”，真是目不忍睹。赵熊先生善诗词，其书法作品多写自作诗词。这在当下的书坛已是凤毛麟角。他从大自然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为诗歌，有对大自然的感悟：“独上高城眺旧京，钟山虎踞紫云蒸。六朝华丽梦一枕，脚下年年绿草生”（《登南京中山门》）；有对古代文化的感慨：“旧时盛景成追忆，今世人心待复原”（《重游西安城隍庙》）；有对艺术的观照：“最是撩人印半通，雕刊急就出奇工。心无挂碍天机近，直教吾侪苦觅踪”（《秦半通》）；有对人生的思索：“濡朱染墨此生残，换取霜丝意泰然。成败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贬是因缘”（《砚边有思》）。其诗文均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加以功深学邃，读来亲切自然，古意盎然。像“秋雨初临万界清，南山来眼景分明。黄菊难採东篱下，更于今时忆陶翁”（《秋雨》）等诗，有性情，有境界，是感人至深的。由此可见，赵先生不作无病之呻吟，而是发乎心、言其志，皆从本我切实处下力。这样的写作态度正合拍了他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

先生于书画篆刻一道，成名既早，早更能一以贯之的崇文求道，孜孜以求而勇猛精进，是赵先生的可贵之处。不用放眼全国，即关照陕西一地，和赵先生同时、同地而享名的人，有的坠入魔道，有的寂寂无闻，究其所因正是其人不学、故不文。“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更能何况艺事精能正赖乎文，赵先生能行且远正是其人因文而雅，故其艺亦因雅而有深致，雅人深致正是赵熊先生于当下、于将来可作为一面镜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