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塘沽协定，隐藏怎样秘密？日军兵临北平，为何选择"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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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武力侵占东三省后不久，又策划了夺取热河省并进图华北。

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南与河北省为邻，长城在其南境。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炮制“满洲国”时就已公然宣称热河在其版图之内，他们认为据有热河省便将东三省与关内地区隔绝，是其侵略东北计划中的“画龙点睛”之笔，实际上则是为了以此巩固其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向华北推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忙于在辽、吉、黑三省镇压抗日武装，一时无足够兵力进攻热河；但它很快就开始策划此事。1932年4月，日本第八师团进入东北，配置在辽西，受命秘密准备侵热。7月，该师团借口一名叫石木权四郎的关东军特务被抗日义勇军抓获，派兵进入热河省境，向朝阳寺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该地。

这一年底，日本又从国内调遣第六师团到东北，与第八师团一起准备进攻热河。另外，关东军还积极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作为执行日本侵华阴谋的工具。这样日本侵略热河省的军事行动便逐渐准备就绪。

1、侵占热河

1933年1月1日夜晚，日军在山海关挑衅，制造事端。其后两天中，中国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在关东军的增援下向临榆县城发动进攻。日军动用了飞机、军舰、重炮对临榆县城狂轰滥炸，于3日下午占领该城。

山海关事件是日本新的侵略行动的前奏，此后一个月间，日本军事、外交当局接连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为所渭“满洲国”的一部分等老调，宣称关东军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2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了“热河经略计划”，并开始付诸实行。中国方面为应付紧张形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命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

18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与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到热河省会承德，宋表示：中国决不放弃东北，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人占领首都南京，也没有人肯作城下之盟。

21日凌晨，日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袭击，侵热行动由此开始。日军第六师团、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和混成第三十三旅团在飞机的支援下，连同伪满军分兵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事先曾表示要与日军周旋，但战事一开始，就军无斗志，或退或降。24日，日军占领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凌源，张作相、汤玉麟相继逃离承德。4日，日军一支仅100多人的小部队轻易地占领了承德，短短时间内，日军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

随着热河的沦陷，东北四省悉入日本掌握，察哈尔和河北两省开始受到直接威胁；由于日本马上向长城各口展开进攻，河北北境更是全线震动。正在江西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所在地进行全力围剿的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呼声的压力下，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调派南京政府中央系3个师的军力到北方，他本人也于3月初离南昌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使张学良辞职，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这时保卫长城各口的战斗已在进行，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以及晋军（阎锡山旧部)等，对来犯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古北口失陷后，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宋哲元所部继续英勇抗敌，并以大刀奇袭日军营地，重创敌军，打击了侵略者的骄妄之气，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4月初，日军在伪军配合下，侵入滦东地区，把战争推进到长城以内的河北省境。中旬，日军连陷建昌、迁安、卢龙、昌黎等地，同时占领喜峰口，但很快又从滦东撤回长城一线。

5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日本天皇和军部的同意下，又下达进攻关内的作战命令。7日，日军再度进攻滦东地区。接着，古北口一带日军也发起猛烈攻势，不断向南推进，开始对北平造成压力。

2、日本“以武促变”的图谋

当关东军向长城以南各地实行武力进逼时，日本的一项和平侵华谋略已在付诸实施，这就是在中国策动内变，分裂华北，扶植傀儡，建立所谓“新政权”。早在2月间，与日军开始进犯热河同时，日本已派出关东军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成立特务机关，专门从事此项活动。板垣最初计划策动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头目出面成立亲日政权；由于这两个人未响应，他又选中原皖系军阀的一个重要成员张敬尧作为主要工具，企图使张在北平发动政变，华北其他地方军人加以响应。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板垣不惜重金收买华北的地方军人，并利用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进行煽惑，借以排除中央政府在华北的权力。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等对此非常重视，4月下旬对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阵地的进攻，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板垣的活动，企图以日本军事上的声威来促成华北的内变。但华北地方军人中甘心充当日本工具的毕竟是少数，板垣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搁浅。5月7日，日军在向关内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汉奸张敬尧在北平进行叛国活动时被刺杀，板垣的阴谋遭到重大挫折。

16日失意军阀石友三组织的土匪军在日本特务中野英光操纵下在滦东打出“独立”旗号，也未造成全局影响。板垣的天津特务机关未能在华北制造出亲日政权，日军向长城以南的新攻势便从策动内变发展为以战迫和。

自日军向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国军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并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毫不放松，对日本则希望其早日息兵罢战。4月中旬，何应钦在北平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调停停战；蒋介石起用黄郛，在上海与日本武官根本博接触。5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在此前一天，已将此事告知日方，表示要以黄郛“改善华北方面的日中关系。”

但日本的答复却是如上所说发动第二次长城以南作战。这时日本制订了一项《北支（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并立即付诸实施，其要点是：

“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国军队”，同时“继续进行对华北的措施”即策动内变“作为辅助手段”，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中国如要求停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一线以南及以西”，并须“作出确实的保证”，“努力取缔排日”；整个方案应努力在6月中旬以前加以贯彻。

从5月7日起，日军沿长城各处猛攻中国阵地，很快又侵占了滦东地区，并侵入滦河以西；古北口一带也向南进逼。

15日，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

“如果中国军队幡然悔悟，放弃从来的挑战态度，从国境线远远后撤，则本军有意速回长城线，从事维持满洲国国内治安之本务。若中国军队仍不改变态度，则本军亦不得不继续作战。”

就在这一天，黄郛由上海到南京，随即北上，于17日抵达北平。而在他离沪之日，何应钦已派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晤谈。永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顺义、宝坻、芦台一线，这比《北支方面应急处理方案》中提出的华军撤退线还要偏南，对中国更为不利。

16日，熊斌表示同意按永津的要求在宝坻、芦台方面撤军，但对撤出密云表示犹豫。

日本按照以战争相威胁的方针，决定再作一次军事讹诈。5月17日关东军下令第六师团、第八师团向南推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第六师团于当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三河，第一线部队抵达蓟运河一线。

第八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并继续南进。这样，北平就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了。日军自长城侵入关内各地，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战区人民直接损失近一亿元；日军本身遭到2600余人的伤亡。

3、《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关东军在作此最后攻势的同时，一再催促板垣加紧活动，告诉他如果不能趁此机会制造亲日政权，则将与何应钦、黄郛等谈判停战。板垣特务机关在平津两地接连制造了几起炸弹爆炸事件，扰乱人心，但其策动内变的工作并无进展。

5月21日，板向关东军参谋部汇报其活动所遇到的困难，请关东军谅解其“苦衷”，继续对中国中央系的军队保持“重压”。此情况经关东军转报东京后，22日参谋本部下令板垣停止天津特务机关的活动，并电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主持停战谈判，这时，何应钦、黄郛等在日军进攻面前正惊惶无主、准备南下保定；只是由于日本决定以外交来实现其战争目标，才使他们绝处逢生，从此停战谈判迅速走向具体化。

当晚，日本驻北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问、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以及永津佐比重与黄郛会谈，日方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中国军队的撤退线以及为正式缔结停战协定而应采取的步骤等，黄郛一一接受，双方当即达成协议。23日，此协议得到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同意，接下来就是把其中的规定一步步付诸实施。

第一步，24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该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为军使前往密云，向日本第八师团长正式申请停战，次日签署日方提出的包括停战条件的备忘录。同时，北平军分会命令前线各部队按照已规定的撤退线向后转移。

第二步，何应钦派熊斌为代表，到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自武藤信义的代表、该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举行正式停战谈判，会谈于5月30日开始，第二天进入实质性的谈判。

但严格说来，这并非真正的谈判，而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仪式。

31日的会议一开始，日方便提出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要求中方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冈村强调说明，对草案一字不许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的文字；他批阅日方草案内容，发现不违背这些原则，于是提出一纸声明，希望会上一并讨论。但这个要求被冈村蛮横地顶了回去，熊斌只得屈服，在限定时间内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1）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它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还长城之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才允许熊斌提出声明；经讨论，双方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

此外，日方在谈判中还提出希望事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

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第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日本得以干预其事，冀东至北平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攻占热河及长城之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从关外到关内侵略的过渡，而《塘沽协定》就是它的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亲自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这个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虚伪的“撤军”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停止了，中日之间又恢复了和平。执行这个协定，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从非法侵占的关内地区撤走其侵略军，中国政府接收这些地区，恢复固有的治理。

交接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7月6日日本陆军当局向内阁提出一份《对华政策大纲》，要求内阁据此制定对华政策，这个大纲有关华北部分的要点是：

一、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强迫它在广泛的意义上执行《塘沽协定》，排除一切抵制日货及抗日活动，保持并延伸这一情势的发展；
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活动，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在华北的力量，最后解体。这就表明，日本军部“暂时容忍”华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仍然同使之最终脱离国民党（即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相联系，其目标是压迫华北政权，发展对日本侵略有利的情势，逐渐分离华北。

关东军就是按照这个方针执行战区撤军以及同华北当局进行交涉的。

1933年6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日军从关内撤出，同时日本撤销板垣天津特务机关，暂时停止建立所谓“新政权”的活动。在中国方面，6月17日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推备按照《塘沽协定》接收战区各地。

7月1日在天津河北省政府设立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于学忠为委员长，负责处理有关接收战区内之行政、警察、交通等事宜，但战区的交接迟迟无法进行，主要原因是伪军李际春、石友三等部在日军喑中接济之下在冀东各县猖狂活动，从肆行骚扰发展为夺取政权，在唐山、秦皇岛设立军政机关，造成情势的复杂化，日方以愿协助中国收编李际春等为名，要中国与它就接收拢区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谈。

黄郛派华北战区接收委员殷同、雷寿荣等去大连，从7月初起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等举行会谈，李际春等也参加。6日会谈结束，议定战区伪军大部分由中国政府遣散，少部分收编为保安队，驻滦东；从10日起中国依次接收滦东、平北各县，日军撤走后，山海关以内的铁路仍由中国管理，等等。

从此，战区的交接工作才迈开脚步。

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实行分组接收，一个组负责接收平北、平东，另一个组负责接收滦东、滦西；与改编伪军、撤退日军相并行，接收工作也逐步展开。到8月8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进入长城以内的关东军已相继开回长城线，截至7日为止已撤回完毕。

22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宣布，接收战区的工作已大部完成。10月16日，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明令撤销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前此，黄郛已要求河北省政府在刚接收的平北、平东及滦东、滦西分别设置蓟密及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殷汝耕及陶尚铭分别被任为专员，此后有关接收的未尽事宜便统归他们继续办理。这表明，中日双方都认为停战区的交接工作已基本上告一段落。

但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解决。

首先，日本并没有全部交还长城以内的地区，它自称关东军已撤回长城线，这个说法有很大的虚假成分：

第一，长城各口仍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第二，长城以内若干地点仍有日军继续驻扎；此外，日本还援引《辛丑和约》，使其军队留驻唐山、山海关各地。

这一切意味着日本仍保持着对停战区（中国的接收区）的军事监视。即使它已交出的地区，它也不甘心让中国去恢复安宁。

它卵翼汉奸，庇护匪徒，使之在接收区肆意骚扰，制造事端；它自己也经常寻找借口，对这些地方的事务进行干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在从关内撤军的同时，开始策划发展关内外关系，并企图借这个题目把伪满引进来。它交出芦台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后，8月13日北平一山海关之间恢复交通，很快日本就提出整个北宁铁路即关内外恢复通车问题，这也成为停战区善后事宜的一部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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