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从小时候说起。吴士宏的出生及童年可说不上有啥好的。因为前面已有四个哥哥姐姐,从未出生就多余了。所以,从出生的第57天就被全托了,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所谓全托,就是一周6天全部住在托儿所或幼儿园,每周六晚上由家长接回家,周一一早再送回去。在最早的人生记忆里: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被训练到在固定时间进行,在天黑特别早的冬天,阿姨也让我们早睡,长夜凄冷,还常有北风呼号,挺难熬的。
按照这些年人们对于“原生家庭”意识的“觉醒”,我的童年与原生家庭真的不算很美好。但回头看看,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比如,我要主动表现,才能被看到,要争取幼儿园老师“最”喜欢我,考最好的成绩,让我妈高兴,到后来,这就发展成了独立、凡事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习惯。放到六十多年的跨度里看,也没什么抱怨的。对我的父母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爱。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倒觉得更像过滤器,至于是留下美好滤掉悲伤,还是相反,挺大的程度上在于你自己。
“文革”时,我初中毕业考得很好,但失学了,被分配到街道医院做护士。当时很多学生出了校门大部分都上山下乡,我能留城工作,还有点知足呢,以为就这样平静地过一辈子了。
做护士期间唯一一次热血激情的记忆,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当夜燠热,凌晨,在北京的人都被强烈震感赶到了街上,不敢回家。我次日一早赶到医院,跳着脚举手:去唐山参与抢救!可能我们医院太小,没被派上,但有些伤员被分配来救治。所谓轻伤员,也都是残肢断臂的,那股子恶腐味道,若没有一些信念,真是扛不住的。三十多年后,我在飞机上的小屏幕上看到电影《唐山大地震》,竟浑身战栗,如遭电击。遥想当年,是我初次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脆弱,只要能好好活着,就是值得感恩的!
今天回看,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青春,在没有选择的时代,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挺认真地工作、一天天地过活,也并未觉得有何不好,野心和希望都谈不上。今天回看,我清晰地发现:个人的野心、希望,如植物般,需要土壤和气候,而这些条件,就是时代。当适合生发的时代到来之前,比如冰河期,我们必须尽量好好活着,否则,未来无论多么绚烂,比如寒武纪物种大爆发,都与你无关。哦,在我的“冰河期”中,有一件事是能自主的:每天读书,是的,每天!无论找到什么书,无论多么残破的书,都读。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时代:没有选择的时代。而我至少偷偷地建立了“读书”这种当时“无用的”习惯和能力,这对我之后的人生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书,就可以自学恶补,无论多难,都有可能。
接下来,我经历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开始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这在当时是多么振聋发聩的信号,我却没有立即行动,大概有点像心理学关于习得性无助的著名实验,猴子想去拿食物就被反复电击,把电击停掉,猴子们却再也不去看近在手边的食物了。何况我在小医院里也算表现优秀的,没感到变化的迫切与必要。一晃儿就延宕到了1979年,我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同龄人在大学校园度过的四年,我全花在住院、抢救、恶化,再住院抢救的轮回上了。输血不知有几桶,病危通知就报了三次。
四年后,这场病又莫名其妙地好了,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一再经历生死,又侥幸活过来,我开始每天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力推搡:必须换个活法。
四十多年,我给你拆解一下这个推搡力的形成过程:第一,即使有机会,你首先得有能力。那样的大病缠绵,啥机会都与我无关。“身体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第二,同等重要的,你得有内在的驱动力,你自己想不想改变?!像我,重开高考,却在温水里泡着挺得劲,别人咋说都没用。关键是要找到你的内驱力,内驱力够强,神鬼难挡啊。
第三点最重要:如果你想要,就立即开始,总可能有机会!当我稀里糊涂地病好了,决心换个活法,“内驱力”相当原始,也相当清晰:必须换个和健康人在一起的工作,必须换个挣钱多一点的工作!为啥要和健康人在一起?因为我重病四年,再回医院会和病人、家属深度共情,受不了。为啥要挣钱多一点?穷怕了。我在病休期间拿着相当于低保的劳保工资,是每月三十元,一天吃一个鸡蛋都是奢望。回医院上整班,也多不了几块钱。我对那种生活感到恐惧。我的“初心”就这么低:与健康人为伍,多挣点钱,简直低到尘埃里。也许,很多人改变命运的起点,也都未必特高尚吧?
在这种简单、强烈的生命推搡力下,我才看到:时代变了,有选择了,有机会了。只是所有机会都附加了条件:比如,大专以上文凭。既然我莫名其妙捡了条命回来,那就去好好地玩一回命,考文凭,看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活一回吧!
我常被问到:你相信命运吗?我答:信!一个人被生在何时、何地,遗传基因,是否健康或罹患怪病,这些基本全不由己,就是所谓命,怨天尤人一点用都没有,你只能认。而你自己能靠努力赢得或靠实力错失或败完的,就是运。幸或不幸,我都经历了,且听我徐徐道来。
说到这里,我不禁长出一口气,终于从乏善可陈的“前半生贫病”,就要说到“后半生玩命”啦。
那时的我,手中无钱,腰中无剑,茫然四顾,竟找到一个“无本的买卖”:成人自学高考,感谢时代!
去报名站、考试站的公共汽车费加上考试报名费,加起来也得十几块钱,我盘算一下,可以承担得起。多换些夜班就可以,每个夜班补助三毛钱呢!教材可以借,家里有个巴掌大的收音机,得嘞,遇到唯一一个可选项,就此心无旁骛地死磕起来。
死磕的细节书里都有,我就不多说了,一是篇幅所限,二是连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牙酸心颤,每天只允许自己睡四小时,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唯一“浪费”时间的就是骑车上下班,来回要两小时,那是为了省下公共汽车月票,两块钱呢。
若是我生在七十、八十、九十年代,还会如此死磕吗?大概率不会,因为选择比那时候多,我一定要好好斟酌比较,比较不清楚咋办?那就再等等、躺一躺,反正不至于饿着吧?嗯,可我是尝过挨饿滋味的。以当时我的财力和时间,想换个活法,这是唯一选项。
难道我要感谢莫名其妙的厄运吗?那就未免变态了。但我真心感谢我自己听从了生命里的推搡;感谢我听从了要改变活法的内心声音;我感谢我就此行动起来,再无停歇。
关于我一年半考完英语专科文凭,又经外企服务公司外派劳务到IBM中国代表处的种种故事,早已经广为流传,传到颇为传奇的地步,连我都奇怪,咋能那么传奇呀?其实多半是因为两点:一是抓住机会,万万不能撒手。我面试时没见过打字机,被问到了,赶快先应下会打字,回去立即就借钱买,现学呗!二是无知者无畏。被问到“你有啥资格来IBM服务”,人家就是正常问问资格,我却立即被触动自尊,激烈地反问“你不用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幸亏人家大度。
就这样,1985年7月1日,我开始了新生活的第一站:成为IBM中国代表处的一名勤务。上班地点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的顶级五星酒店,长城饭店。工资从三十几元暴涨到二百多元。我的初心已经圆满实现:与健康人为伍,多挣点钱。
初心也是会生长的,之后,我的初心就开始自顾自地蓬勃生发,让我又看到机会——已经有中国人进入专业学员序列了。我就又去努力争取、考试、加试,继续绝望却绝不放弃地玩命儿学习。终于,在一年以后,我从行政部门转入专业学员序列,成为IBM的专业学员(professional trainee),正式开启职业生涯。看来,人要允许甚至纵容这个“初心”生长。
这中间还是有时代的因素。我考专业学员的时候,中国的开放势头给了IBM 信心,才进一步选拔本地人才,我幸运地踩到点上了。现在回看,若之前有一步落下,就步步赶不上了……
我不是想说我有多苦难、多辉煌,而是想分享我经历的时代:当我是亲历者时,采取了从麻木无感到玩命进取的不同姿势。不管姿势如何,都是以“我”为中心,仅有的参照物也只是周围目力所及的范围。多年后,作为过来人回看,我终于能看到了所谓“时代”的一些轮廓:无论时代被赋予何等标签,诸如黄金、白银、青铜,也无论时代被划分到以五年为代际的方生方死,机会都是存在的!重要的是:你!你有多想要这机会?你有没有付出起码的努力与能力去要?我这样说,有点鸡汤味道了,别着急,后面我还要讲到,当我走到山穷水尽、鬓白体衰时,仍然能找到机会,只要我仍然能建立那个强烈的内驱力,仍然接受简单、强烈的生命的推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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