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四个掘墓人：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大都会》剧照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具有欺骗性的，则莫过于“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就像“永动机”是最完美的机器一样，违反了最基本的宇宙法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要让乌托邦成为现实，就好比要让宇宙静止一样，疯狂、无知，充满了人性的狂妄。倘若有谁靠强力去实施，则只会酿成灾祸和悲剧。

但是，人类却极易陷入追求乌托邦的幻象之中，以为自己可以规划社会的发展，控制历史的走向，达至自由平等的理想。却不知，自由正一步步远离，社会秩序也摇摇欲坠。20世纪的人类社会大实验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一切，悲哀的是，21世纪的“我们”似乎有意将这些悲剧换一种方式重演一遍。

或许，由于人性的原罪，只要人类还存在，对乌托邦的幻想就不可能停止。因此，为了在幻象的诱惑中保持清醒，“解毒”永远不可或缺。值得庆幸的是，活跃于20世纪的四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警惕幻象、抵御诱惑的思想资源。

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伟大的斗士；在我们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是最深刻的启示。他们是：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波兰尼，他们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他们用尽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乌托邦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在无尽的匮乏、混乱与奴役之后，其结局是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

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的人来说，他们的著作无疑是书架上的值得反复阅读的“镇架经典”。多一个人读懂他们，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米塞斯：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斗士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

若曾有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是米塞斯。

一战后，奥匈帝国土崩瓦解，随即陷入恶性通胀与大萧条。乌托邦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米塞斯力挽狂澜，出手遏制了恶性通胀——乌托邦主义在奥地利彻底破产。然而，他却因此成为全民公敌，学术生涯屡遭挫败，只能以打零工为生。

1922年，计划经济的乌托邦神话抬头，当人们对此趋之若鹜时，唯有米塞斯的在书中斩钉截铁地宣称：乌托邦主义取消了价格，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这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掌控经济运作。它注定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

1929年，米塞斯预言的大萧条全面爆发。自由市场受到广泛质疑——大批知识精英，竟将德国的纳粹主义与苏联的计划经济视为救世良方。由于持续抨击两种“良方”，米塞斯遭受迫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余生。先是流亡瑞士，1940年，面对纳粹铁蹄，60岁的他辗转法国，流亡到美国。当时的美国，国家干预主义正大行其道。所有知名大学都拒绝聘用米塞斯。他落魄到住进了贫民窟，直到他的学生为他申请了一份微薄的私人基金。

1945年，他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但是校方拒绝为他支付薪水。在如此窘迫的环境中，米塞斯完成了旷世巨作《人的行为》。这本被称为“20世纪《国富论》”的书，最伟大的贡献是贯穿米塞斯思想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当社会思潮争先恐后涌向乌托邦主义和极权主义时，如果说有哪部著作能扭转这一趋势，非《人的行为》莫属。

米塞斯信仰纯粹、无比真诚，终生不被人所认可，忍受着“极端”“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仍然坚定持反对派的立场——为捍卫自由市场，甘做一位孤独的斗士。一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乌托邦主义泛滥时，米塞斯是那个唯一坚守自由市场的学者。当时，他被当作全世界的敌人，然而历史却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

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

正是他所缔造的观念使自由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并继续向往光明。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转了这股潮流，却是一个需要那些理解他的理论，并和他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加以解决的问题。

与米塞斯同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继承”并扩展了米塞斯反乌托邦的精神，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学说。

哈耶克：为自由寻根的先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

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

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认为文明中的问题，源自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哈耶克警告世界：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的短视和狂妄不会消失，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美丽谎言，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不断收集信息、利用资源，形成合作的规则，带来传统、法律、财富、理性、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但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更深藏着危险的陷阱。

“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而成的”，“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人们试图使其成为天堂”哈耶克在书中引用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想以此警醒那些对乌托邦心存幻想的民众。哈耶克反复论述：保护私人财产、自由支配才能走向繁荣；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及国家管制只能将人带向奴役。

因此，哈耶克真正的敌人，是人性深处的恶，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博弈中，这种叙事经常胜利，并带来暴力与死亡的历史，而文明也随之陨落。哈耶克之于我们有三大贡献：

· 对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探索；

· 对自由、法治、宪治、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的论述；

· 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阐释与捍卫。

这三大贡献业是哈耶克之于今天最重要的三重身份：他既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的孤独的斗士，也是“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的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更是一个为捍卫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而倍感孤独的先知。他使自由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

哈耶克并不孤单，他的“战友”波普尔，也是一位用思想纠正谬误的人。

波普尔：一位诊断思想的“医生”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科学哲学上，他提出了“证伪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他对乌托邦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清算。如刘擎所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乌托邦社会工程瘟疫的医生。

他在这两大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实际影响：不仅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推崇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没有他的思想，德国的“现代化”将失去最重要的指导。

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世界重新陷入激进思潮裹挟动荡不安的局面的当下，尤其引人深思。

乌托邦对人类为什么有持久的吸引力？波普尔说：“乌托邦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没能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国才产生的。”这与哈耶克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针对乌托邦的欺骗性表象，波普尔的警告同样一针见血：“乌托邦理性主义是自拆台脚的理性主义。无论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带来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可怕诅咒的常见的苦难。”

波普尔对乌托邦这一精神疾病的诊断，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因为他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的。波普尔是从其“硬核”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决定论作出清算，对乌托邦做出最根本的否定。波普尔的学说是思想史的一次转折。他之后，让世人告别“历史决定论”，不再相信历史规律的存在，才有了科学哲学的基础。

关于如何构建良好社会，波普尔的建议简单而实际：“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要追求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

他说：“我们可以解决许多紧迫的问题，至少可以部分地加以解决。例如，扶助病弱者和蒙受压迫与不公正的人；消除失业；创造均等的机会；防止国际犯罪，比如政治讹诈，神一般人物和全知全能的领袖所煽起的战争。只有当我们能够放弃对遥远理想的向往，放弃为有关新世界和新的乌托邦蓝图所做的奋斗时，我们才会达到这一切。”

波普尔让世人看清，乌托邦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假理性主义。他对人类社会疾病的诊断清晰到位。可惜的是，如今并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像他一样被遗忘的，还有迈克尔·波兰尼。

波兰尼：“知识观”的颠覆者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年3月11日-1976年2月22日）

在人类的认知上，波兰尼是具有颠覆性的，不但改变了传统对于科学的定义，也翻转了知识的定义。

与波普尔有些类似，波兰尼同时脚踏科学和哲学两个至高领域，尽皆登顶：他前半生，是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生命的最后20年，又以一位思想家著称于世。任何一个身份取得的成就，很多人一生都难以企及。

波兰尼在他的代表作《个人知识》中，选择的是一条最难，也更难被理解的路径，即人们的“底层认知”。波兰尼正是从底层认知的角度出发连根拔起了乌托邦主义的根基。

波兰尼说：“哥白尼革命的真实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哥白尼把真实性的地球视点替换为想象性的太阳视点？这样做唯一合理性在于，当他从太阳视点，而不是从地球视点来审视时，所获得的宇宙全景图能带给他更大的理智满足感。”

在波兰尼看来“我们知道的永远比能说出的多得多”。可见的知识好比地球的视点，充满了局限；不可见的知识好比太阳的视点，虽然看不见，却真实地存在着。我们的学习、生活甚至思考中，最核心的其实都是这种“隐默知识”。

“隐默知识”的背后其实正是我们运用智力的一种能力，它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一个人的眼光、鉴别力、趣味、技巧、创造力等，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对“隐默知识”的理解。而乌托邦的推动者们永远无法靠强力去调动每个人的这些“隐默知识”，而只会摧毁它们，因而乌托邦社会永远不可能正常地运行，注定是一场梦。

严密的理路、详尽的论证，《个人知识》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对自己志业的热情与省思，更是一个公民对自由社会的忠贞与执着。

1956 年左右，迈克尔·波兰尼在米兰文化自由大会上发表讲话

当下，学科日渐专业化之后，少有人能像波兰尼这样，同时站在科学与哲学顶峰，用超越的视野，去探知知识的产生机制——因为难以理解，所以他更容易被人遗忘。

然而，认知一旦被颠覆，路径一旦显现，就再也无法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尽管注定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的价值，但每个期望更清醒地生活，使自己创造更大价值的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离不开波兰尼与他的思想，因为波兰尼谈及的正是人类的智识能不断向前拓展、延伸的核心“密码”。

每个先知的悲剧就在于，只有危机降临，他们提出的警醒一一应验，他们的价值才被认识。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波兰尼等人，直到近些年才陆续被重视、重新被评估，正是如此。

他们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们的思想做注脚。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

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以上四位“乌托邦的掘墓人”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对计划模式的否定和对市场经济的弘扬，塑造我们的“观念纽带”，早已不同于革命激进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论憧憬，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皇权专制政治中的“专制天下”或“以德为政”的王道理想——当然，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

但是，当下我们的“观念纽带”仍在不断变动，而且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思潮，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遗产，在一种实用主义的导向下不断演变。这种互相交织的“观念纽带”，不仅构成了现下中国社会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也构成了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反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