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近代”却选择了一条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因此，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使中国面对过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释“民族”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民族是“汉”与“满”，而不是在内涵上可以与“国民”部分一致起来的“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选择走民族国家的道路，首先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就不能不说明国家疆界所在。[1]然而，按照“民族”的范围确定国家疆界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自称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的影响。[2]

以孙中山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革命家们，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背景上，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反言之，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与革命家们选择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以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日本人为什么会支持革命家们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他们在革命家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的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人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支持了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黑龙会与“革命的摇篮”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的最高首领、代表（有时又称“主干”）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写的《对支私案》，其中有这样一段画龙点睛之语：“将支那本部置于共和政体下，以国民党或国民党系中有德有力者为执政；再分割满蒙及西藏三地委托于宣统帝进行统治，同时将其变成日、英、俄的保护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保护权进行限制；从而使（日本—引者）帝国居于实际掌握全部统辖权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3]《对支私案》的主题，与内田良平、或者是他以黑龙会名义在1913年以后就日本的中国政策所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或发表于各种场合的言论异曲同工，其中尤以《对支问题解决鄙见》最为有名，因为他在文中提出的中日《国防协约私案》，事实上成为日后“21条”的蓝本。[4]然而，《对支私案》在说法上却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如果说要国民党或国民党系掌握政权，就要以形成一大亲日潮流为要。如果旧约法时代约占当选议员总数七成的国民党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亲日派的理由的话，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如果满蒙及西藏的处分方案得到实现，这样（中国——引者）就可以减少领土被分割之虞，还不会伤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帝国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充，并且毫无疑问能够在指导民国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时对于民国来说，不仅可以因此一举得以有效转用全部的前朝优待费，同时民国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实得到实现完全统一之利益，何况这也能让革命的目的之一、即兴汉灭满的宣言得到真正实现。我坚信自己的这一私案实为铁定的最和适宜的对支政策，因此希望诸公能够在斟酌之后快刀乱麻一断了之。”[5]

在主张分裂中国的事情上，内田良平之所以敢于说得如此肯定、具体，理由应该与他以及日本黑龙会势力长期以来一直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关。孙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来日，9月中下旬结识了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大陆浪人。所谓浪人，原指离开了自己所属藩到处流浪的武士阶层。到了幕府时代末期，浪人出于改变自身地位的目的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此时一部分出身平民的人也开始自称浪人。而这部分浪人之中，此后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大陆（主要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就成为了所谓“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下文还将述及，大陆浪人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其中许多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的思想，支持日本对外扩张。

9月27日通过孙中山通过平山周的介绍，与同大陆浪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家犬养毅见面。平山周又经过犬养毅的介绍，从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那里为孙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费用。[6]平冈是日本大陆浪人的重要母体、福冈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长，与头山满、箱田六辅同被称为“玄洋社三杰”，日后为了支撑玄洋社的对外活动而开始经营矿山，并进而进军政界。内田良平即是平冈的外甥。此次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中国国内戊戌变法失败，日本大陆浪人参加了救助戊戌变法领袖的活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别陪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由香港来到了日本。他们也曾极力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联合，但是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孙中山此次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对中国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也包括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头山满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陆浪人”的头目。[7]

因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这让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大陆浪人极端仇视俄国。内田良平等人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纷纷渡俄，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为据点，通过开设柔道道场、利用日本妓女接触俄国军官等方法观察俄国实力、盗取俄军情报和分析俄国对清国政策动向，并配合日本军参谋本部所派出的伪装成京都西本愿寺符拉迪沃斯托克别院僧侣在此活动的谍报人员花田仲之助中佐，[8]以及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村怡与造等直接侦察俄国驻军情况。[9]内田良平1898年从俄国回到日本后即提出了“对俄必战论”，鼓吹日本应该率先对俄发动战争。正是在这年秋天，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希望内田良平支援他发动革命，内田良平告诉孙中山，“支那革命”的先决条件应是日俄开战，不然俄国就会趁乱掠夺中国领土。而孙中山告诉他：“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复被俄国所侵占失地当为易事，何况还有“日支提携”掣肘俄国。于是内田良平告孙：如若中国革命在先，他即停止对俄计划，首先支援孙中山的行动。[10]

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时，的确得到了宫崎滔天、平山周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人的积极援助。然而，按照内田良平等人日后的解释，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孙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灭满兴汉为标志。汉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为失败者的满洲民族只能将自己的衰残命运托付给北方的故乡满洲，自然就要依赖俄国，这时我国就可以与革命成功了的新支那互相提携以对付俄国的南下政策，从而席卷满洲与西伯利亚，将这些地区置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中，因此确定东亚大势，将我皇德遍照大陆之地。这种做法可以在拯救东亚危局的同时扩张我国国势。我们东方志士正是能够从这种大的视野出发，所以才开始参加筹划支那革命。爱国与义侠的两种精神的结合，让我们的心脏开始在清国南部耀动。”[11]也就是说，日本大陆浪人之所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是在将东北地区最终纳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目的驱使下开始的。而之所以让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就是革命派所提出的“灭满兴汉”的政治主张。

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内田良平再次埋头于其挑动发起日俄战争的活动中。1901年2月，他发起成立了日本的大陆浪人组织黑龙会，所打出宗旨为：出于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了防止西力东渐和经纶东亚，目前最为紧急的就是与俄国开战并将其赶出东亚，在此基础上将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变为一团从而打下经营大陆的基础。之所以取名为黑龙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以流淌在满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黑龙江为中心的“经营大陆的大业”。内田良平被推为黑龙会的主干，黑龙会的本部就设在当时位于东京市芝区西久保巴町的内田良平的家中。黑龙会的主要成员多为玄洋社出身，初建时的第一批会员中，除了内田良平外，深得孙中山信赖的平山周和深得黄兴信赖的末永节也在其中。内田良平此后一直是黑龙会的最高首领，头山满后受到邀请就任黑龙会顾问，对黑龙会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黑龙会的正式成员。[12]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法国再次来到日本东京，此时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时期。在宫崎滔天等人的介绍下，孙中山与留日清国学生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取得联系，决定合并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与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于7月30日召开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筹备会议的会址就是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赤坂区桧町的住处。[13]参加会议的除了以留学生为主的70人在日中国人之外，还有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末永节三位日本人。前已述及，内田和末永就是黑龙会的成员。更加重要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同盟会的名称、宗旨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会誓词，并由孙中山带领出席会议者宣誓入会。据说当天因为来人太多，内田良平家日式房屋的地面都被踩塌。[14]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头山满、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邻会”，从财力和等方面支持同盟会。[15]因为以上种种关系，黑龙会称这一时期为“支那革命党的摇篮时期”。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这种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国革命就是在日本由他们这些所谓的“东亚先觉志士”所哺育的。

大陆浪人之“大陆经营”与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发生后，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萱野长知、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当时电文中多使用喜多辉次郎的名字，日语中喜多辉次郎与北辉次郎读音相同）等与黑龙会有着紧密关系的大陆浪人纷纷赶来，通过他们与革命党核心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参与了辛亥革命的各种活动。宫崎滔天跟着陈其美（当时孙中山尚未回到国内），末永节、萱野长知跟着黄兴，北一辉跟着宋教仁，而在日本国内与这些进入革命领导中枢的日本大陆浪人进行联系的，主要就是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从宫崎、萱野和北在给日本国内发报时总是将内田良平放在收电人首位一事中就可以看出。内田良平利用他与日本国内各界的关系，应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的要求，积极筹措军火和资金，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例如，内田良平11月25日就向到达上海投入陈其美阵营不久的宫崎滔天发电报，告知他可以用非常低的价钱购买到外套15000套，绒毯4000张，询问这些物资对革命军是否可以派上用场。[16]

内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银行借款。1911年12月12日上午10点50分，内田良平给上海的北一辉发电：“昨夜原口[17]电报所谈之事，实为费尽苦心方成之事，时机不可放逸。”而在当天下午六点，宋教仁和陈其美即回电委托内田良平为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和李平书的代理人，办理以“年利七分”从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事宜，包括缔结契约和接受现金。[18]1912年1月25日下午，内田给北一辉发电报告知：可以借到30万到50万，但年利为“8分5厘”，手续费10%，不需担保或以革命军军票担保，债务人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宋教仁当夜10点回电，对内田为30万借款成功付出巨大辛劳表示深深感谢，并告知将有人送去1万5千元，“虽然很少，但请作为外交及其他活动费收下。”[19]与此同时，内田良平还接下了为革命军输送武器的工作。1912年1月25日下午，北一辉给内田发报，请他帮助检查利用三井银行借款通过三井、高田和大仓等日本商社购进的武器，而内田良平则立即找来日本军人帮助一起前去检查武器质量。[2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聘请多位日本人为政府顾问，包括聘请内田良平为外交顾问，这也是对内田多年来支持中国革命功劳的肯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率先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1月下旬即开始计划派遣宋教仁到日本进行活动。而他们找到的日本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又是内田良平。但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派别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动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强他的威信，否则反会授人攻击口实危及到宋教仁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与日本大陆浪人有着密切关系、被他们视为“亲日派”[21]的实力人物宋教仁被排除出权力中枢之外，其实也是日本大陆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于是，北一辉和内田良平等人，为了能让宋教仁不虚此行，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22]1月29日日本的国会议员记者律师等一百多名在上野精养轩聚会，要求日本政府在其他国家之前迅速承认“支那共和政府”。[23]2月3日，北一辉再向内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称的浪人领袖人物杉山茂丸[24]等人发电，说明对于宋教仁之行，“孙逸仙的确也请求了犬养君给予帮助，然该君一直采取攻击（日本——引者）政府的态度，故孙氏也没有抱太多期待。”[25]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这次最主要还是要靠内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辉再次以长电向内田良平等人强调宋教仁此次访日之意义：宋教仁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举奠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亲日派”的扎实地位；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将此次功劳记在宋教仁身上。因为各国为了争取在华利益，所以现在不分南北、竞相向各方提供援助、供给军队及武器。而日本军人和浪人在武昌起义时竟然贪污25万元，此事招致武昌到处贴出禁止日本人入内的标语；而在进攻南京时，日本的商社甚至卖出已经称为废铁无法使用的武器，以致社会舆论和临时政府中的亲美派再次拿出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观”攻击亲日派和日本本国。所以此次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充分通过此次机会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态度，既能够挽回日本的形象，也能够帮助亲日派在新政权内站稳脚跟、强化地位。[26]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宋教仁来日三条件，即必须具有临时政府赋予的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资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为交涉对象，不要求虚荣繁华的外交礼节。[27]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代表新政权做出最后决断之权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谈判时可以真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不承认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身份，以不得罪清朝政府。

然而，2月12日清帝逊位。随着形势的骤变，2月13日内田良平给宋教仁直接发出电报，不再提出先决条件：“不仅承认问题，为了商议支那永远安康之道路，请在时局解决以前紧急来日。”[28]此电文内容抽象，但是却透露出要求让日方参与或参照日方意见决定清帝逊位之后中国未来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的行为，显然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怀疑，孙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认，却有难以保全领土之虞，就不进行和议（“和平谈判”—引者）。”[29]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机提出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宋教仁也决定推迟访日。[30]面对这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局面，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与2月20日分别向宋教仁发出电报，反复申明“满洲独立只是一句虚言，已向当局认证，务请安心。”[31]

事实上，19世纪末期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后，日本政府当局的中国政策与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日本许多政治家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但作为一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交涉对象，因而日本政府在孙中山当初来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应清朝政府之请而设置障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采取观望态度而不肯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也没有主动抛弃袁世凯而采取支持孙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这在一部分日本人看来，从在开始处理朝鲜问题时与清国发生冲突以来，“政府当局的外交方针总是因循姑息，缺乏为东亚全局而进行远大经纶的气魄。”[32]因此就有了以“在野”身份考虑“东亚经纶”、进行“大陆经营”，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进而扩大日本“国权”为使命的“大陆浪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大陆浪人”的“大陆经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形似侵略而实非侵略”：日本与清、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实为唇亡齿寒，如果两国具有值得结为友邦的实力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侵略更好，但当今西力东渐年年加剧，支那自身已如同形骸而实成大老衰国，“清韩两国遭到列强侵略之际，余波必然威胁到我国的存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不如由日本“唤起邻邦觉醒，指导进行改善，在这些国家扶植我们的势力以扩展我国国防线，从而达到保全东亚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陆经营”实为一种通过纳中国与朝鲜半岛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而从欧洲列强侵略魔掌中“保护东亚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33]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的真髓，大陆浪人之所以敢于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东亚先觉志士”，就是来自于他们这种所谓的“东亚经纶论”。然而遗憾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们当时也常常以“志士”相称这些大陆浪人们。

大陆浪人们自己在日本坚持“在野”的立场，却对中国的政权更替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拼命接近中国的政权中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考察先觉志士的大陆经营论，构成其思想根底的毫无疑问就是热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的自信。”[34]黑龙会的这段自我表白，不仅能够说明大陆浪人“大陆经营”的性质，同时也能够说明，大陆浪人知道只有通过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他们才能够以日本国家为后盾实现个人野心。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抱有另辟蹊径、在大陆实现个人野心之人，这也就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从“民权派”轻而易举地变身为“国权派”的真正原因。比起与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关系来说，大陆浪人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接近。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和，大陆浪人的个人野心使他们能够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尖兵。

大陆浪人们进行“大陆经营”的第一个对象是朝鲜半岛。为了造成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内田良平在玄洋社内组织了“天佑侠”，在朝鲜制造动乱。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大陆浪人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势必进一步与支那发生冲突。”“朝鲜被支那吞并意味着我国国防露出破绽，从结果上来说是阻塞了我国向大陆扩张的出口，不得不说是对帝国之大不利。”[35]但是由于事件后日本在朝鲜实力仍然没有超过清国，“让先觉志士不能不深感忧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滕吉、爱媛的末广重恭等一起商议“对支方针”，并得到了福冈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领袖头山满的支持。头山满认为：“得到了大头，小头不劳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鲜不招自来；与其与朝鲜冲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36]朝鲜问题最终引发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感屈辱，开始以俄国为最大敌人，大陆浪人们更是积极主张对俄开战，其目的还是在于夺回日本当年在中国失去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辽东半岛乃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的所谓“满蒙”地区。

内田良平对中方针的变迁与“满蒙”问题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使用的“民权”，可能与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国内，民主一词已经被讨论和使用，而孙中山此时所用的“民权”实际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义，[37]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孙中山为什么舍“民主”而取“民权”来表示他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从当时对各个词汇涵义广狭理解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与孙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与“民权”之间的思想联系。

其实，“民权”也是一个近代日本自己发明的话语。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养毅，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所谓“大陆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母体，头山满、平冈浩太郎、杉山茂丸、内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长知、末永节出身的福冈的玄洋社，最初就是一个以要求民权为口号而建立的政治结社。[38]大陆浪人中有很多原为武士阶层（日语中称“士族”）出身。因为士族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剥夺了特权，加上他们对明治政府中专制和腐败现象不满，1877年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以士族为中心的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又称丁丑之乱、十年战争）。战争失败后，参加了西南战争或对西乡隆盛的福冈士族，为了继续与明治政府对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为向阳社，1881年改名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39]但是，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国内追求民主的“民权”与对外争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80年时向阳社就曾发起建立“讨清义勇军”，[40]改名玄洋社时又制定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条纲领等事例上得到印证。[41]由于明治政府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实行了第一次议会大选，使“自由民权运动”失去奋斗目标。坚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将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国权，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大陆浪人”的诞生。因此，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这些人从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作用。尽管孙中山日后解释的“民权主义”内容，与日本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选择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同时，在东京选择了使用“民权”一词时没有受到围在他周围的日本大陆浪人思想的影响。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浪人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其实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按照黑龙会日后的说法，清朝末年以来瞄准中国的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希望借中央纲纪松弛、地方匪贼横行之机，自己来到中国甚至不惜成为匪贼首领以开拓新天地之人；一是耐心等待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支持叛乱力量打到清朝政府并实现支那更生之人；还有一种就是认准“先下手为强，将迟早逃脱不了遭到欧洲这些虎狼之国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为上策”之人。[42]而黑龙会内田良平一派选择的是第二种道路，因为“孙逸仙等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孙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支那为日本而让出满洲之类的话。”[43]按照内田良平1927年的说法：“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孙举起的大义名分的革命旗帜为灭满兴汉，驱除满人并建立汉人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汉人将满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国力量的地步，然后日支合手打败俄国，将满洲和西伯利亚收归我有，一举打下大陆经营的基础。”[44]所以，黑龙会及其周围的“大陆浪人”们“期待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调整两国关系、解决满洲问题，因此才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党。”他们当时认为，孙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45]

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内田良平一直主张日本要支持中国“保全领土”。[46]1911年12月他在黑龙会本部编辑的《内外时事月函》中发表《支那改造论》，指出日本政府争取主动，由日本指导“改造支那帝国，建设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内田良平的说法，日本能够帮助发生革命后的中国决定未来国家形式的，无非有三种方案可行：一是“保护满清朝廷，镇压革命党，改革现政府，保全清国”；二是“两分支那，以黄河以北为满清政府区域，黄河以南为革命党政府区域，各自建设适合支那国情的政府”；三是“废除满洲皇帝，以革命党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建设一个新机轴的联邦共和国”。[47]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国保全案”虽然是欧洲列强之所望，然因满清政府腐朽透顶实为最难实现；第二方案即“支那两分案”只能是一时权宜之策，因中国具有追求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所以从消除内乱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东亚永远之策”；第三方案即实施联邦共和，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儒教传统和国民性，还可以杜绝人种倾轧、动辄革命的祸根，促进吸收先进文明，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活用主动地位与主动势力，让列国赞成日本方案，完成解决支那问题的任务”。[48]

《支那改造论》中有这样一段对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我国政府当局者依然采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国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后尘，扶持老朽的满廷，压制革命党，在北方就会失去帝国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在南方长江一带就会丧失帝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圈，而误国家百年大计。”[49]但是，内田良平为什么认为“保全清廷”就会使日本失“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呢？反言之，内田良平为什么会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党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就会能得到强化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的效果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说的孙中山当年有关“满蒙”的言论有关。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这使黑龙会内田良平当初希望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掌握政权而拿下“满蒙”的打算完全落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狯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50]出于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袁世凯对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也成为日本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主要防备和攻击对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南北媾和，反对孙中山将政权让于袁世凯，“一旦袁世凯左右时局，万事皆休”。[51]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其实很清楚亲日派掌握中国政权对于他们在中国扩张日本国权上的作用。

许多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内田良平日后公开提到，当年孙中山曾经亲口对他说道：“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52]但是从前述孙中山反对以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承认一事来看，即使孙中山当年有过类似的发言或“承诺”，毫无问题也只是一种为了寻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便宜之语。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记者问他：“满蒙现状若何？”孙中山回答道：“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恢复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领土，且绝不需外力之帮助。”[53]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为何只谈起蒙古而没有言及“满洲”，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知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1913年春天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54]很可能就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有关。1913年7月内田良平与1890年时已经开始策划“满蒙独立”[55]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的川岛浪速[56]合流并结成了“对支联合会”，开始着力推动分裂“满蒙”的工作，[57]这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支私案》中有“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一文，认定国民党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这是内田良平对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的最好注解。它说明，走到分裂“满蒙”这一步的内田良平，已经不再认为孙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为孙中山在分割“满蒙”于日本的问题上背信弃义。

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已经完全抛弃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论》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国领土、在中国实现联邦共和的主张，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为了保证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指导的地位，必须借机“改变支那的共和政体为立宪君主制，以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形式相统一”。《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条”的蓝本），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国所占领的胶州湾地区铁道矿山及一切权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给日本建设海军根据地，同意将改造陆军和建设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规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有权向中国出兵。[58]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个《协约》，他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帝国支援支那民众要诀”：“促使以革命党、宗社党为首的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四处起义，在中国国内陷入混乱状态、袁政权土崩瓦解之际，我们从4亿民众中选择拥立最有信誉最有名声者进行支援，通过他实现改造政府和统一国家的大业，并由我国军队来恢复秩序，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因此（让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悦服、政府信赖，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签订国防协约的目的。”内田良平在《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还说道：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们便会立即一起举事。[59]这一点，应该是内田良平在他长年与中国革命党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实体会。

不仅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许多辛亥革命的领袖，都和日本大陆浪人发生过种种联系，都曾经得到过日本大陆浪人的有力支持。应该说，直到今天发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革命领袖们当年的确向日本的大陆浪人做出过割让领土的正式承诺。[60]然而即使如此，为什么内田良平等日本大陆浪人会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灭满兴汉”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他们从中国分裂“满蒙”的合法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结论

笔者向来认为，比起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来，中日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强烈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从日本学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从努力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的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说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走向一个侵略国家并走向了毁灭。本文利用日本外务史料馆所藏当年外交文书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当年军事文书，以及当事者当年的叙述，从日本“大陆浪人”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由于革命党当时处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国革命家活动的多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当然又以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为主。“民族国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陆浪人的发明，但却是造成他们个人野心不断发酵的触媒。纵观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发现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盲目的日本民族优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国家，而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革命家追求民族国家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革命家提出的“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中看到了一种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在围绕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周围的诸多日本大陆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像内田良平那样直接表露出对扩张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兴趣，但是从他们与内田良平一直都能够互相配合默契进行活动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黑龙会支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各种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也许是认为必须真正实施“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也许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对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进行正式批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权、政权、国权，孰重、孰轻？在中国革命家们和日本黑龙会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敌乎、友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必然发生变异；这些看来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

*原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127期，2011年；转载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Sociology Ethnicity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95期，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