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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悠悠千载，人们对赵孟頫这段书论的理解，纷繁芜杂。
“笔法重于结构”、“结字包含在笔法之中”、“笔法就是用笔”、“笔法不变，结体跟随时代”，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只因探讨的角度不尽相同，所处的层面存在偏差，涉及的域界不对等，加之表达的方式各具特色，致使这段书论的终极指向如雾里看花般难以清晰透彻，在实际的运用与交流过程中，常常如乱麻般产生诸多分歧，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也会出现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状况。
我认为，学习、运用赵氏的此段书论，首先务必要审慎思量该论萌生的时代背景。魏晋笔法，一路历经南北朝、隋、唐、宋，逐步由质朴转向妍美，从高雅潇洒渐次趋向流俗浅陋，魏晋书法原有的韵味日益凋零。追古复兴，重归正途，这无疑是宋元交替之际，书法界所直面的重大课题。站在书法史的层面来审度，赵氏抛出此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复兴魏晋书法，引领并有力地推动书法沿着历史的长河稳健前行、健康发展。用笔、结字，皆宗法魏晋的经典法帖。全面、整体的审视：“用笔千古不易”中的“不易”，强调的是“用笔”的重要性恒久不变，“用笔”的关键作用始终如一，“用笔”在结字中的掌控意义坚定不移。如此众多的“不变”，倘若只是狭隘地理解为“笔法”不变，那么无疑会丢失诸多深邃的内涵，此乃误读之一。其二，让用笔与结字进行对比，区分出高低上下、孰轻孰重。这般理解，显然是对赵孟頫书论的生硬割裂与片面剖析，严重偏离了其原本的初衷和意图。赵孟頫强调王羲之的字势出于“天然”，不仅讲遵循古法乃是学书不二法门，亦对王羲之的极高天分表达赞佩，以王羲之登峰造极的卓越成就来佐证其书法应当追求高古的论断。
赵孟頫所言之“用笔”，究竟涵盖了哪些内容？明了这一点，关乎对其书论的真切、深刻理解。用笔的概念，牵涉到驾驭、使用毛笔的一系列繁杂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写字的时空把控、路径的抉择、技术的运用，除了这些，还有书者的文化视野、美学取向也掺杂其中。用笔既是有形的具体存在，也是无形的抽象感知，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用笔的玄奥精妙之处恰恰就隐匿于此。赵孟頫书论中的“用笔”概念，其内涵与外延远远不是“四笔”（起行收接）“三法”（笔字章）所能够涵盖与表达的。
用笔之法，即为笔法，笔法的概念与用笔紧密相依，却又存在区别。暂且不必急于为笔法以确切的定义，不妨先看看笔法的获取历程。学习书法的归缩，就是收获、运用笔法。通用的办法与途径，便是通过临、摹，从法帖当中悉心领会写字的技术要领，认真学习写字的程序与规范，深切理解写字的底层逻辑。因此，笔法永远是一个持续学习仿效、古为今用，人为我用、不断更新提升的动态过程。笔法绝不可孤立、静止、抽象地去定义，而应当将其安放在相应的时空环境之中去认知、去体悟。倘若将“笔法”与“结字”生硬地分开，并刻意区分轻重，那无疑会将书论引入狭隘局促与肤浅浮泛的尴尬境地。
赵孟頫，元代顶级的书画艺术大家，又系艺坛领袖，这段书论所承载的使命非同凡响，它当是元代书坛的风向标、指南针。我们应当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历史的深远维度，从继承与创新、古为今用、古今接续的宏大课题上进行解读，探其本来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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