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有《变革中国》等书。
本文来自科斯在2011年12月《财经》年会上的视频致辞。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2012《财经》年会，尽管暮年之躯使我无法躬逢其会。两周后(12月29日)，我将年满101岁了。
在我这个年纪，生命已然吃力。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对你们说，我就不会接受《财经》的盛情邀请，借今日之际发言。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是我们称之为“边缘性的变革”，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而社会制度，对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保护也不充分。但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
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改革最初的目标，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试验之路。
这样的心态，再加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
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
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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