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铜人中悬刀锥要素::老赵闲聊大辽刺鹅锥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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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辽代铜人中悬刀锥要素

诚然，辽金铜人中极少挂刀具者，因为辽金铜人总体上本身就是佛教文化下的一个祈福载体，他并不强调刀具要素的存在。但是，也并非是一点要素都不存在。目前所见两款腰间悬挂刀锥器具的。其一是一个童子，其二是一个写实成年人。

辽代铜童人 私人藏品

上述童子中，刀具形态的挂件，类似飘带，并未完全刻画出刀具的全部完整形态，但是从辽代铜人的众多的服饰角度看，这样的”飘带“也是很孤立的，极有可能就是对刀具的刻画。这款袍服是契丹袍服中的侧开衩，按理在这个“飘带”部位理应没有什么装饰物。我们从下图的同类其他铜人的侧面开衩视觉看，可以佐证，该佩件也应该是特地安排的一个刀具类的配挂。

网络资料

下面是我们搜索整理的辽代壁画中人物腰间的刀锥器具的悬挂外形状态来做一个比对：

宝山1号辽墓壁画

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辽墓

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辽墓

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阿鲁召嘎查滴水壶辽墓

从辽代壁画中人物腰间悬挂的刀具外鞘来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刀鞘的上部，会出现一段网格纹饰的装饰带，这是一个普遍特征，而这个特征在铜人的腰间的物件上，也同样鲜明地呈现出来。所以，此铜人佩刀，也是十分可能的。

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铸造之后，在表面用刀环节，工艺师异想天开，看见一个下垂带状，类似一个刀具形态，所以陡发创意之念，去将垂带阴刻网格，而模拟了刀具。

另一个佩刀的铜人，是一个幅巾大带，气宇轩昂的成年人。所以他不在童子呈祥的文化范畴之内。而更具了写实属性。

辽代铜人 私人藏品

上述铜人由于是表现成年人，具有某种写实性，所以与童子的诉求不同，随身佩刀也是可以理解的，此人物气质高贵雍容，而且没有什么动作、持物去表明其身份、行业、举措，但是，字越少事越大，姿势越简单，身份越尊贵，联想到史书上记载契丹国君经常幅巾狩猎，遇见宋代使者，不得不加冠相待，等宋使一走，马上脱掉冠服，换上幅巾，去狩猎耍子去了的史料，难道这是契丹可汗？《辽史》记载大辽皇帝公服为“紫皂幅巾”“紫窄袍”，除了颜色无法体现，“幅巾”“窄袍”与上述成年佩刀铜人一致。

在宋代陶模中，也有一款，具有类似的幅巾袍服，气度雍容的状态。人物还留有胡子，有称为李世民的。因为造型、姿态、气度与我们常见的唐太宗画像有一定的相似性。

七夕节宋代陶模磨喝乐资料

唐阎立本绘《步辇图》中的唐太宗 金石玩家资料

以下为南薰阁藏历代立王图中的几幅唐太宗画像：

诚然，宋代陶模中的幅巾人物，也在理论上有唐太宗的可能，但是辽代铜人方面，却无意去对标唐太宗，因为他没有胡子，而虬髯可挂弓一般翘起的胡子，才是唐太宗的标配招牌，也就是杜甫所谓的“色映塞外春”。

有没有一种可能，从辽代角度而言，他本身是以继承唐代文化为使命，其建国的时间，恰好就是唐代灭亡的时间，唐代灭亡907年，辽代建立也是907年，史学界颇多认为，辽代的建国时间为辽代后世附会，但是这种附会恰好精确地体现了辽代政权的继承衣钵来源的主观意图。

所以，从辽代铜人造型上，具体要素如胡子之类并不亦步亦趋去对标唐太宗，但是其气度风姿，也许有处处追随唐太宗的内心动力。

所以，辽代铜人收藏中，造型特征上，存在着如下情形，第一，童子极少佩刀锥之器，第二，就算有童子佩刀、成人佩刀，也不持海东青。第三，持海东青者也并不佩刀锥之具。可见，在辽代人们的观念中，海东青要素与佩刀锥并无必然有机关联。所以，假设持辽代持海东青玉童子，突兀地配了刀锥之具，我们理应认真地聚焦，歪头去多想一想。

大家可以继续遐想。

（未完待续 敬请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