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寻找舞台

小 引

2024年的10月，一位作者在《广州文艺》发表了一篇长文，综述四十多年前《广州文艺》在发展文学事业的同时，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城市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题目就叫做《小说与城市的共情》。文章除了在该刊物上发表，也上了国内的网站“参考网”。

我惊奇地发现，其中居然提到我的两篇小说作品，包括我1978年的处女作《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和1985年的《乔迁之悲》，特别是后者，认为“不仅有清晰的时代感，还有前瞻性”。

我汗颜，但是，感谢作者和广州文坛四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忘记我这个海外的老兵。

我期待，可能再出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

那是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啊！旧事重提，我欣慰自己当年曾经对这一切感同身受，并且有机会让我采访重要的当事人，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这一切。我曾经一口气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记录了四十年多前广州的变化，这些作品，甚至以《南风畅想曲》、《南天绿洲》的系列出版。

在我目前正在以散文形式、以“家史、城史、风俗史”为线索，编织《同丰里十七号》的时候，不时网上寻觅旧照片，旧资料，和友人共同回忆和交流。

我找到当年的一些作品，以下就是其中之一。现原文一字不改重新发表，请理解文字和评语的时代特色，包括其局限和可能有的谬误。

文中提到的电影院和剧场，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改换了门面和功能，但是，广州有了更加堂皇的剧场和电影院。不过，当年改革者们的苦闷、彷徨、思索、前进，一波又一波，一浪复一浪，不乏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风云激荡。

希望你和我，都能多回家走走，看看。（小引写于2025年1月24日）

寻找舞台— 系列报告文学《南天绿洲》之二

一

几艘通体髹着红漆的“花尾渡”般的木船往埠头一靠，榕荫下的叟妪妇孺便雀跃，只是沸沸扬扬欣喜了一阵，不得不复听那檐前雀噪，屋后蛙鸣。小乡镇搭不起富丽堂皇的大舞台，乘“红船”而来的大老倌不过来这里品几尾河鲜，籴几担新米。乡民们用诅咒的调子艳羡省城人的好福气，省城有个海珠大戏院，门槛很高很高，舞台很大很大，看戏的座凳摆了足足三层楼呢！大老倌们是奔那地方去的。

“红船”启碇了，小小的河湾便有了几分辉煌，“某年某月某日，省港大班的老倌到广州的海珠大戏院演出，路过我们这里”这类话题，竟然永恒了悠长的岁月。

流经广州的江水，拥抱着一个璀璨的传说。海珠大戏院附丽于这个传说，自20世纪之初便成为广州城内熠熠生辉的明珠，扬名港澳。省港澳的梨园子弟，莫不以登上“海珠”的舞台为荣。

成名的老倌，如薛觉先、上海妹、廖侠怀、马师曾，固然是“海珠”的常客；新扎的师兄师姐们，不曾到过“海珠”的，便立誓“不到‘海珠’，死不瞑目”。

珠江水，象一卷没有尽头的胶卷，摄下了海珠石旁的大舞台那真欢假笑、又歌又泣的一个个场景。海珠海珠，传说中那位古代波斯商人遗落在此的稀世明珠，尽管沦落在淤泥之中，却依然闪烁着熠熠光华。

终于有一天，在身穿中山装、列宁装的人群的围观下，“海珠大舞台”那富有诱惑力的霓虹招牌被卸下来了，质朴无华的“人民剧场”的牌牌登上了显赫的位置。滑褪了珠光宝气，向普罗大众展现出温煦的笑容——这使得人们在公元1989年1月18日海珠大戏院复名复业志庆晚会的时候，也能理解新中国成立伊始革命者的稚气与热情。

事实上，新中国自有法宝优于那稀世明珠，艺苑英华短短几年内竟然联袂回归，凝聚于五星红旗之下——1950年，文觉非从海外回祖国定居；1954年，罗家宝自星洲返穗，加入太阳升剧团，使广州戏迷有幸一睹柳毅的倜傥与多情；同年4月20日，薛觉先由港返穗，不久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12月19日，省市文艺界人士集会，欢迎自香港返穗参加国营剧团工作的粤剧名伶马师曾、红线女。

演员，需要的不仅是能让他们唱做念打的一方红氍毹，更需要一片沃土，一层蓝天，一个耕耘与收获同样备受关注的广阔天地。

北京，朴素大方的首都剧场，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自己买票莅临观摩粤剧《搜书院》。春风缭绕，气象更新，南国红豆，自此萌生出新枝新芽，调管弦，传相思，独领风骚于艺苑百花丛中。

“要争取港澳同胞多来看戏，广州可以建个好戏院。”若干天后，周恩来又潇洒地挥动着右臂，说出了在座的粤剧演员的心里话。“内行！内行！”跟随着“红船”跑了几十年码头的老艺人把钦佩写在脸上。

虽然戏剧自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是一种广义的广场艺术，但人类感觉的愈来愈精细和敏锐，及科学技术的愈来愈昌明和发达，使建筑学辞典又增加了“戏院”和“剧场”这一类的立项。年轻的共和国没有必要营造颐和园内慈禧老佛爷过戏瘾用的那一类戏台子，也没必要在华夏大地上呈现维也纳歌剧院的典雅堂皇，但“解放”的含义应包括人的精神、情感和审美感觉方面的内容，以“看戏去”为人生一大乐事的中国老百姓，应该有更多的属于他们的舒适的剧场和戏院。

在广州，在市政府和文化局的筹划下，新剧场建起来了，老剧场得到了翻新改造，“光明”、“太平”、“平安”、“东乐”、“南方”、“乐善”等剧场与昔日的“海珠”，今天的“人民”，平分珠海云山的春花秋月。陈残云笔下翻身的水乡农民进城看戏的憧憬，当然大大辉煌于欧阳山笔下的周炳与区桃们在如磐风雨之中苦中寻乐地扮演吕布与貂婵的寄托。当饰演刘琴的红线女上台后的第一个亮相，竟发现现代题材的粤剧在这片土地上也有如此众多的知音的时候，她必定很欣慰于当年寻找人生舞台的抉择。

那时，管理舞台的人们，即那些公司经理和剧场经理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也会有那么一天，一下子被推到前台！

二

无论怎么说，历史总是充满宿命。

当舞台被红卫兵跺过几回脚之后，文艺家或当“牛鬼”，或成“战士”，善舞者缺了长袖，善歌者哑了珠喉。虽然“百花齐放”仍然是一面悬在剧场的金匾，但舞台的萧杀实实在在黯淡了那场“革命”的灵光。“十八棵青松”撑不起一座文艺大厦，而现实中的剧场、戏院，却变为“四旧”仓库、批斗会场，幸存者也百孔千疮：“乐善”成了旧货商场；“天星”移作他用；“太平”地基下沉，就干脆让它沉下去吧；“国泰”，这所小小的曲艺厅，更难逃厄运。

一个数百万人口的文化大都市，活生生地被挖去了具有文化造血功能的器官。

真的，历史总有点儿宿命。大禁锢必然孕育着大开放，大约束必然促成了大发展。关心现代中国的人，谁也忘不了开禁后那个凭一篇小说、一个角色就烧红华夏半边天的年代，人们被压抑多年的情感意念竟一下子通过文艺这个中介物向外喷涌，文化大气候很偶然地成就了许多文艺界的新锐。与此同时，为了忘却一一或者说，为了奚落那荒唐的十年，人们或是在怀旧的眷恋中寻找温馨，或是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中唤起新的骚动，而这一切，最直接了当最方便的依然是通过文艺。于是，剧场、电影院重又变得熙熙攘攘，名符其实的熙熙攘攘。

广州的戏迷，找回了文觉非和罗家宝、张悦楷和林兆明；广州的影迷，不仅在屏幕上与“邓大人”、“林道静”重逢，更结识了杜丘和真由美，瓦尔特和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售票员成了受人尊敬的人物，两张戏票，或电影票常常是一个不小的人情。

剧场经理们春风得意。演出市场的繁旺，如出墙的红杏，但一旦白花都缀满了枝头，红杏也会寂寞的。渐渐地，粤剧上座率降低了，剧团上演场次减少了，戏院空置的时间长了；渐渐地，电影也不那么得宠了——电影公司的经理们发现，在我们这个一向以电影作为传统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的国度里，电影院突然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象晚景凄凉的老人蜷缩在路边。”（摘自广州市电影公司简报）。

1984年，广州地区每天的电影观众只有18万人次，仅为1979年的46％。“

其实，这些年电影上座率，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等一直呈马鞍型趋势，开始往下掉是1980年左右。”电影公司的行家很坦诚地说。

低谷的出现其实是值得欣慰的，起码，这是一种多元的娱乐型文化在发展的必然征兆。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被迫看一本书、几部电影的时候，难道我们会为这些文化产品的高发行率而高兴吗？同样，被禁锢的文化释放之后造成了某种文化的升温，然而，我们却不能以这样反弹的温度作为常数，衡量我们的得失。

国泰民安之日，文化开放之时，人们没有必要都涌到电影院去。录音机给我们送来了邓丽君，电视机使我们认识了帕洛瓦蒂和马拉多纳。游乐场、桌球室、咖啡沙龙、幻彩舞厅……人们有了多元的选择，电影，当然也包括各种舞台艺术，不再是娱乐市场的“大哥大”。这，是正常的，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话这样说，当然是作家的潇洒，但电影公司的经理们却不得不面对令人困窘的现实：广州电影公司属下的15家电影院，只有两家是1960年建成使用的，其他的，有些甚至是本世纪初的建筑物。在经过近乎天文数字的人次使用之后，皮靠椅破了，百叶窗烂了，甚至水泥路面也踏出一个个坎来。什么空调设备、杜比系统，当然归于奢侈品之列，然而，随着电影市场低谷的出现，公司连起码的对电影院的维修保养也缺乏必要的经济能力。如此下去，恶性循环，电影院终有一天会关门。

剧场的命运也将如是。

在我们的国力尚不足以支付充裕的文化经费的现实面前，经理们登台表演了。

演员，不是极需要一个让他们亮相的舞台吗？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舞台，人生，都是一出戏剧，问题是，你演的是正剧还是悲剧、喜剧，你串的是正角还是反角，唱的是红脸还是黑脸。

当演出市场电影市场疲软的时候，广州市那些管剧场管电影院的经理们经历了一番心灵的内省，张开了沉重的翅膀。也许，在构思之际，未能料及结局的悲欢圆缺，但锣鼓一响，戏就得演下去。

三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说滥了，于是，干脆说“跟着感觉走”，走着走着，又觉得不对啊，人怎能没有理性呢？

其实，“感觉”并不是坏东西，感觉是实践的第一印象，是理智的初恋情人。搞文艺不能没有感觉，做生意也不能没有感觉——不妨跟着感觉走一段，智者，终不惑于感觉。

目标是高远的：影院、剧场不仅要重振雄风，请回观众，而且要给当代观众提供更具时代气息的更舒适雅致的艺术欣赏场所——且慢，是戏剧和电影本身使观众失去兴趣还是剧场和影院使观众对看戏看电影感到索然？当然，前者是显而易见的，演出公司和电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们都有理由大声质问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质问剧团和电影制片厂；然而后者也是不可忽视的，谁愿意掏钱在狭小的空间闷上两、三个钟头？即使卡拉扬或卓别林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得不因为椅缝中钻出来的虱子而咒骂剧场经理几句！

高档次的精神享受需要物质基础，奥斯卡的评委们甚至要打听胶片的牌号，洗印药水的产地。现代人已不满足有得看，也不满足于看什么，而且在讲究怎样看了。文明的进展，有赖于人类智慧和感觉的磨琢，反过来又磨琢着人类的智慧和感觉。

思路也是明确的：公司需要钱！问题是：钱从何来？

经理们戏看多了，学着出台，但开始那几步走得还欠火候。

市人好搏彩，得，剧场大厅搞个轮盘赌什么的。当然是小赌，三几角钱或许可换回一罐可口可乐或是一包“万宝路”，一时之间，倒也门庭若市。揽筹码的木杆发烧似地挥动，使人真切地领略某种异质文化的场面。当然这种场面有悖于我们正经的舆论。发行奖券？试试吧！堂而皇之是为改造旧剧场而筹集资金，市府批准了。在新中国，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褒者贬者有之，不过，摸摸这块石头又如何？效果还不错，演出公司一下拿到50多万。但是，有关部门又亮了红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毋庸去评说当年的是是非非。经理办公室依旧是那副寒酸相，职工也并没因此多分一个子儿的奖金，所得款项成了动不得的“改建基金”。红灯亮了就绕个弯吧！经理们的感觉神经不仅兴奋起来，而且搏动得很有节奏了。利用现有的场地空间，来个“一专多能”，即以本业为主，开拓更多的文化娱乐形式，搞多功能的剧场，多功能的影院，如何？

黄灯亮了！为什么是黄灯而不是绿灯呢？要知道，那是个对“气声唱法”还有人说三道四的年头，今天看起来是很寻常的一种构想，那阵子都需要有拿出来的勇气，都需要经受各种婆婆的挑剔。

搞营业性舞厅。演出公司搞了，好歹把“国泰”从某家工厂要回来，贷了100多万，装修得花了人眼——当然，是当时的眼光罢。怎么？又是个“全国第一家”？跳舞嘛，由单位有组织有计划地搞搞，随便什么礼堂饭堂不能跳？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一切舞厅都被取缔了。政治上出问题怎么办？流氓斗殴怎么办？少男少女也进来搂在一起怎么办？但鸡蛋已下了，总不能重新塞回鸡屁股吧！又得摸石头，小心哪，“舞厅”的名称太刺激了，有人会因此得高血压，就称作“文化娱乐厅”吧。

搞投影录像。什么？录像带从哪儿来？有人放不健康的录像怎么办？再说，录像放多了不抢了电影的生意吗？但投影录像室还是一个个地办起来了，有的还有“第一”“第二”的分别。

搞桌球室，搞电子游戏室……都有婆婆嘴在指长划短，但也都冲过了十字路口，冲在绿灯亮出之前。真要等绿灯亮了才启动，时间上慢了半拍，那将是另一番光景了。

广州市演出公司的吕副经理，快人快语，开朗乐观。据说，发行奖券的点子是他想出来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把奖券称作“彩票”。后来，公司领导又做了个惊险动作：把“红旗剧场”租出去，租给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卖百货！“可恼也！”又有人明里暗里指责曰，“这不是放弃了文化阵地而向钱看吗？”指责得论据充足，逻辑鲜明。

是有点向钱看的味道，人家商店租用一年给一百万呢！那一年，电影院统统划归电影公司管理了，演出公司所属的剧场年利润才3000多元。吕副经理说，“那时剧场没戏演，有戏演观众又不进去，空着个戏台好呢还是增加100万好呢？”如果不采取这一决定，哪来这一百万。再加上发行“彩票”的50多万，再贷上点款，总算把个陈旧的“南方剧场”改建装修得美仑美奂，开了广州市改造现有旧剧场的先河。

1990年1月18日，又是一个18日，座落西关闹市的“平安剧场”复业复名志庆，这又是一个里程碑。

西关地区艺人云集，戏迷聚居，却苦于剧场的疲敝。“前进剧场”名字响亮得可以，但却倒退到雨天在场内看戏必须撑着伞才坐得住的地步。410万使“前进”又变为“平安”，闾巷坊间，奔走相告。马年新春将至之时，宽敞的场内座无虚席，戏迷得以平平安安地欣赏彭帜权与曹秀琴，评说丁凡与陈韵红。

演出公司有点儿财大气粗了。河南沙园地区，早就该有一座剧场了。60年代就征了一块地皮，却一直“夜夜盼郎归”。而今天，吕副经理自豪地说，明年吧，广州市就会有一座“沙园影剧场”了。

还是参观参观“海珠大戏院”吧，700多万的改造装修费用不知把这颗明珠雕琢得何等模样？入夜，广州长堤的霓虹灯凝聚了大都市的所有魅力，诱发着彩色的想象。“海珠大戏院”的霓虹招牌别具一格，波浪型和环型的霓虹管构成了意旨明确的“海浪浮珠”的图景。正面，以不锈钢为材料的半圆型浮雕有层次有规律地排列着，既严谨又浪漫，既古典又现代，把关山月书写的“海珠大戏院”烘托得神采飞扬。走进去吧，三层观众席一目了然，四周的装饰明快怡人。坐得舒服，看得真切，听得悦耳。如果是夏天，那总共240匹马力的柜式空调会把戏院内调成“天凉好个秋”一般的季节。

走上舞台，90度的调光柜，26支电动吊杆，可以迅速地幻化天上人间的一切图景；14米深，16米高的舞台，可以演练鲲鹏展翅，蛟龙倒海。再到其他活动室走走。舞厅乐韵悠扬，咖啡厅温馨浪漫，桌球室鏖战正浓，录像室小家碧玉，吃喝玩乐，健康舒适，服务周到，设施一流——那咖啡座，当你置身其中，聆听着《秋日私语》，借着柔和的壁灯凝视着对面那一双同样深情眷眷的目光时，你会感到，生活是那样地美好，友谊是那样值得珍惜。你会感激，有人竟能在繁嚣的都市中，为你创造了如此高水准的宁静境界……

感觉感觉，感觉到了就去干，感觉准了就坚持，没有经理们敏锐的神经，多思的脑袋，广州的影剧院哪有今天的光景。叔叔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

四

广州有个广州电影院，广州电影院有个经理叫许强。虽说“广州电影院”地处黄金闹市，但许强上任前的1983年年利润只有12.6万，这家市内一级电影院的生存面临困境。

1984年8月才走马上任的许强，锐意图新，艰苦奋斗，扩展电影院的功能，当年利润即比去年增加50％，达18.2万元。而1985年连音乐茶座都在吹淡风的时候，该院利润奇迹般地猛增至96万元，而电影收入也水涨船高，首次突破百万大关。

当凯旋的旌旗摇曳之时，主将依然遥视前方。许强又出什么高招？在观众大厅上面加层，开辟一个优雅的“舞艺沙龙”，与太平洋影音公司合作，每周日举办一期星期音乐欣赏会，用高档器材播放中外古典名作，并礼聘专家现场分析评说作品……

什么？流行歌曲还要挑着来听，那些正儿八经的古董还会有人来欣赏？再说，票价定得那样低，一元钱便坐上三、四个钟头，电影院不是亏了吗？

但是“舞艺沙龙”却因为这“星期音乐欣赏会”而名声鹊起，不少古典音乐“发烧友”星期天相邀相伴，来此寻觅知音，享受人生。香港资深音乐和音响鉴赏家陈浩才先生早年在广州就迷醉于“音乐沙龙”的活动，终成为目前香港的一名权威。他对当年“音乐沙龙”的创办人黄能太先生如今又在广州电影院主持“舞艺沙龙”的音乐欣赏会极为赞叹，对内地乐迷鉴赏力之高极为欣赏，尤其对这种定期的音乐欣赏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撰文作夫子语曰“在广州‘发烧’收获大！”

“舞艺沙龙”成了广州电影院的一块磁石、一枚襟花。当广州电影院以年利润近200万成为国内同行中的首富的时候，同时亦因其注重社会效益，注意给人民提供高层次的精神食粮而获得社会如潮的好评。

许强，演了一出好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广州电影公司面对逆境，自强不息，借贷——改造——积累资金——再改造，而且在影片的选择、发行、宣传、排期等方面做足文章，使公司年纯利润连年递增，跃出低谷。没来得及修缮陈旧的办公楼、美化简朴的经理室，全部资金投入影院环境的改观和放映设备的更新，使公司所属的15家电影院面孔焕然，立体声杜比系统、氙灯，强力金属银幕的使用，使广州的电影放映设备追随着世界先进潮流。当然，经理们面前还有一条很远的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及某些政策条文的不尽合理，年利润上千万的电影公司还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但作为电影市场的管理者，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钱——

给第五代电影导演们提供表演的舞台吧，给具有先锋意识的观众留一个窗口吧。广州的“新星电影院”是继上海的艺术电影院之后的全国第二家同类影院。《黄土地》、《一个和八个》、《晚钟》……这一类的“探索片”在这里曝光。

“儿童电影院”，当然要体现儿童特色，还是单一经营吧，虽然经济效益低了，但是，给广州的少年儿童一份自豪感吧：“我们，有我们的电影院！”

让观众学会“看”电影，这实在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但涓涓细流，终成大川，“中学影评学会”应运而生，公司宣传科做了大量工作，影评专场由公司的小放映室移到电影院，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懂得了“蒙太奇”，颇内行地品评情节人物，角色表演，画面构图，甚至声、色、光；工矿企业的影评队伍也将扯起大旗。当人们不再以看连环图的眼光去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中国的电影艺术会跃上一个至几个台阶。

同样，演出公司的经理们并没有因为迷醉于“多功能”而忘却本业，他们深情眷眷的依旧是那一方舞台，以支持严肃艺术，弘扬民族文化、扶植国内艺术新秀为己任——中央芭蕾舞团在通俗艺术冲击下支撑着中国芭蕾艺术的一方天。国家一流的团体决不能亏待了，来广州演出吧！逗留21天，演11场，公司60万全包下来了。安徽的黄梅戏、上海的越剧颇有盛名，在广州亦可觅知音，但作营业演出，却恐怕入不敷出。没关系，我们补贴！

香港歌星在内地歌坛频频亮相，个人演唱会票子被“炒”至200元。有些青少年答曰：广州没有天皇巨星。其实，天皇巨星不是天上星宿，还是在人间长大的。我们的汤莉怎么样？有人说她象徐小凤，有人说她象梅艳芳，但汤莉只是汤莉，汤莉上不上“巨星”等级，给她一个舞台吧，歌迷自有评说。

虽说粤剧在吹淡风，但仍有年轻人对这株南国红豆倾注了青春和热忱。倪惠英苦求经年，造诣日深，“个人演唱会”将于日内举行。广州的演出公司，不支持姓粤的戏剧，可要贻笑大方呢！

文化板块的撞击，使国人在倾刻之间失去某些心理平衡，这是可以理解的。大浪淘沙，凤凰涅檠，新文艺复兴，有赖于一批有志者，有心者，有力者。

眼前，且慢诉说那某些世风的低下。国外，何尝不是严肃艺术较之通俗艺术拥有相对少的观众？教育水准较高的某些西方大国，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歌剧团不同样需要国家财政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资助？多少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导演不是需要拍几部色情片来筹集拍严肃艺术片的资金？电影《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因为经费不足而改动了影片的后半部分；电影《十字小溪》如果不是因获得奥斯卡的提名，必然亏得一败涂地。即使如流行歌曲，也会有让人腻味的时候。

每一种艺术，都会拥有她自身的舞台。

戏迷们津津乐道的，不是剧情结局，而是演员的叫板行腔、眉眼身段。同一出戏，可以反复地看上多遍；同一唱段，可以听上数回十回。

影迷们并不因为电视台的恩赐而放弃进电影院欣赏一部同名电影的机会。视野的扩展，细部的挑剔，二十赫兹重低音的鉴赏，是任何电视屏幕无法提供的，关键是，审美感觉和审美注意的发展充分与否。

镭射唱盘和视盘的出现，推动了世界AV新潮流。然而，技术毕竟还不是艺术。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照样矗立，美国的百老汇小剧场如常兴旺。身穿晚礼服，捏上一张200美元的戏票上剧场，依然是西方人士显示自己有教养的举动。

当代中国，每一个文化人，又该怎样寻找自己的舞台？

观众会回来的！仿佛眼前又重现那几艘通体涂着红漆的木船，缓缓地驶向天际，消失在碧海云天之中，以至，如今在广州的博物馆都寻找不封她的踪迹了。

寻她作甚？现在有水翼船、直通车，还有波音737……

（黄锦鸿，1990年2月10日深夜，写于广州桂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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