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 

历史长河里，国族存亡间，城头旗色中，有惊心动魄，有温馨宁静，有热血碧涛，有蝇营狗苟，有家国风云，有儿女情长。历史如何裨益未来，又如何归于烟云，最终如书中所言：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决定下笔写时，我跟着父母的灵魂做了一次返乡之旅，当我坐在大连的海岸，望着曾经扎根的岛屿，那一幕幕历史场景重现。

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身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

▌作为亲历者，我的写作态度是客观的

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难以归类。有人称它为自传体散文，有人把它归为长篇小说，我自己更愿意把它称为散文。事实上，自传、小说这些题材原初都是散文。

我没有想要给这本书一种特定的形式。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巨流河之役老照片

我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客观，所以平实。我作为亲历者，80岁以后看人间事也许真的超然了一些———你连生死都超然，你还激越吗？

所以，我只想写自己能感悟到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我并不仅仅为自己写那段历史，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了。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只想我能不能说一些我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说得很高兴，我居然还活着。

▌文学永远是少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假如我当年留在上海，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当时来台湾，我可以说是自愿流放的，没想一来就是一辈子。所以感觉到心里很不甘心，打日本的时候，你拼命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打仗，结果你回头一看家乡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子，家还得靠他撑起来的，结果没有家了。我们那样的流离终生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无家可回了。

所以，在半生的时间里，我都想写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他们的理想与幻灭，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境界。对我个人来说，《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运能受高等教育，启发我日后进修研习文学思想，终能取得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我自六岁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有许多道路，每条路都有许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见所闻影响我一生思路的选择。八年抗战中，我由少年长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教书时也以此为目标。

朱光潜先生有篇文章，《慢慢走，欣赏啊》，受它的启发，我知道文学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态度与品位。其实，文学有多少人在写，多少人在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它的人真正懂得。哪怕，只有少数人真正喜欢。文学能给人以温暖，让人理解并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学会容忍。文学永远会是一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的邦媛

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事实上，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

▌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地了解，慢慢地作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我伤心的是，他一个那么有才气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疯狂。我写闻一多那段，是对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学潮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反省。因为，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太大了。那时他每一次公开演讲，学生简直疯狂。闻一多那时候骂国民政府骂得实在太厉害了，他说这个腐败的、坏政府绝对要打倒，不能再让它存在下去，但他很不冷静，他看不到更远的未来，他不知道怎么去建设。

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

到了台湾以后，我曾回过大陆。到过我从小生长的家乡。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记忆中的影子。那还是我的家吗？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我大半生都在台湾，但我早年生活在大陆，那里才是我的根。所以，在台湾，有时我会有没根的感觉。但毕竟是台湾包容了我，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谈话、交流，做我喜欢做的事。死后也将安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