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逝世一周年丨潘振平：戴逸老师和《清史·传记》编纂

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我认识戴老师四十多年了。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第二年就跟着林言椒先生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工作会议，身份是学术秘书。在戴老师领导下，这项工作做了将近十年。

2002年开始清史修纂，我没有参加进来。2004年3月，我接到戴老师的电话，让我到清史编委会负责传记组的工作。我当时不知轻重，只是因为戴老师召唤，就懵懵懂懂地来了，在戴老师和清史编委会的领导下，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新修清史的传记修纂，从入传原则以及名单的确定，到项目设置、经费使用、样稿写作和修改等等，都是戴老师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其基本原则和实际操作的办法，他是名副其实的“总纂”。这些年来，我受到的教诲很多很多，可以说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学术兴趣。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只能讲讲对他几句话的理解。

第一句话：“无传不成史”。这是戴老师2004年3月27日在清史传记试写样稿研讨会上讲话时说的。他说：“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分量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头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

这是他对新修清史中传记部类的重视，也是对新修清史中传记内容的定位。为什么传统纪传体史书“无传不成史”？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史以纪事，事出于人，人著于传，凡史莫不然也。”传记固然要反映传主的生平事迹，由此也会有贤奸智愚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其纪事功能，即通过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一代治乱兴亡之史实，寻觅成败得失之缘由。我理解，这就是戴老师所说的“纲举目张”。

第二句话：“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也是在这次讲话中，戴老师提出了传记如何创新的问题。他说：“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这个期间中，产生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不很鲜明，名气也不大，在当时社会看不起他们，事迹也不多，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新修清史的“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

我印象中，“创新”和“质量”是戴老师当年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戴老师对新修清史传记如何与《清史稿》和《清史列传》形成区别主要有两个意见，一是在“列传”即按朝代组合的“列传”中增加非帝王将相的各类人物，另一就是增加“类传”的数量，收录被旧传忽视的“小人物”。譬如现有的类传“诸艺”和“文苑”中的闺阁诗人等，都是他长期关注，一直督办的；编辑《唐诗三百首》的孙洙，也是他多次指示增加的。2006年他在清史传记纂修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总结新修清史传记工作名单和试写样稿的特点，认为“传记的总结构有较大突破，列传和类传人物数量相等”，“下层人民、劳动人民大量进入正史”是主要成绩。到了2018年，在新修清史送审稿即将完成前夕，他还找我要求补充温子绍、曾昭吉和赖长的传记，甚至自己动手找了一点资料写出了传文初稿。2019年，送审稿已经上交，他还给我电话，要求补写清末主持兰州黄河铁桥修建的兰州道袁英甲。袁氏的资料已经搜集完毕，我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增补入传，可惜的是，戴老师已经看不到了。

第三句话：“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这是戴老师2004年8月6日在传记人物名单讨论会上讲话时说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写人物传记，有鲜明的性格，有他的活动，有他的历史细节，甚至有他的对话，所以写人的历史，才会使历史著作生动、具体、充实。”

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对史书的评价，也是对新修清史传记写作的要求。他不仅这么说，也身体力行。传记的全部文稿，当然是指不同阶段形成的稿件，他陆陆续续全都看过，并且作了大量修改。后续我们会力所能及地继续整修书稿，使得全书能够顺利出版，慰藉戴老师在天的英灵。

【作者简介：潘振平，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