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白》抄袭的是与非，新闻与小说的“对决”，法理情的“对立”

《漂白》火了，虽然后半段的故事远没有前半段的故事紧张与精彩。

伴随着热度的不断高涨，随之而来的各种热搜与关注度，也将与《漂白》相关的各类人士推上了风口浪尖。

作为一名观众，一名对《著作权法》不甚了解的普通人，一名从未拜读过“深度调查报道《漂白》”的吃瓜群众，又会对这场“抄袭风波”作何感想呢？

首先，作为一名算得上是在“自媒体行业”沉浮数载的小写手，笔者对泛滥于各大自媒体平台搬运与抄袭，同样抱有着厌恶且无可奈何的态度。

没有人会发消息告诉我“谁抄袭或搬运了我的作品”，也没有人或平台会站出来力挺我对抄袭或搬运者大加挞伐，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做一个如孔乙己般的小人物自爱自怜。

在这场关于《漂白》是否涉及“白漂”的风波中，只要最终没有闹上法庭，只要没有得到法庭终审之后的确定判决。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没有所谓的“白嫖”与否，也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即便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或私下赔偿协议，也不过是一场有点“炒作”嫌疑的互相成就罢了。

虽然大多数人一生之中都不会与“抄袭”或“被抄袭”扯上关系，但在公众眼中，当标题中出现“抄袭”二字时，当作者在“抄袭”一事上做出站队的表态与论述时。

那么必将吸引大量的关注，不断的互相诋毁与谩骂，甚至还有可能因此将真正涉及此事的双方当事人推向另外一个层面。

也许正如《漂白》中宋红玉在邓立钢、石毕力挺之下免于死刑一样，面对这样一种“不公”的判决结果，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与当事人，甄珍向彭兆林提出了抛开法律的灵魂质问。

可作为一名执法者，作为一名时刻要求自己理性大于感性的刑警队长，彭兆林能回答甄珍的，只能是“法律重的是证据”。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无奈”与现实，无论“深度调查报道《漂白》”与“小说《漂白》”作者握到多么具有说服力的所谓证据，都不足以让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成为最终的赢家。

一个手握长达1.5万字的深度报道全文却寂寂无名，一个因写出10.09万字小说而变得家喻户晓，作为旁观者、作为吃瓜群众任谁都会浮想联翩吧。

再次重申，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一定法律素养或学识的法律工作者，也不具备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法律常识与知识。

从我简单的查阅资料来看，在我国最新出版的《著作权法》中，有这样一条关于新闻报道是否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内的描述。

在《著作权法》第四节：权利的限制中有如下描述：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同时在这段文字之前还有这样一段前置条件：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无法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来解读这段文字，同时我也无法确认从法律层面来说所谓的“深度报道”算不算是“报道新闻”。

不过我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一本关于调查性报道手册中看到了这样一种解释或定义：调查性报道旨在曝光不为人知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或者是被位高权重的人物刻意隐藏，或者是淹没在错综复杂的背景和事实之中，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做调查性报道既要挖掘隐秘的信息，也要利用公开的资料。

无论如何，我所能列举的相关法律或权威定义总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在我带有一定偏见与主观前提下发现与引用的。

但我可以明确理解或认知的是，无论是否涉及“抄袭”，作为一篇深度报道，即便全文长达1.5万字，不可能也不该出现对事件或案件本身的虚构、捏造甚至是艺术化表达。

而作为一部长达10.09万字的小说，无论他是否“抄袭”了深度报道中的内容，都将一个只有1.5万字扩展到了10.09万这样一个近乎于十倍的体量。

在这样一种体量之下，不是简单加入一些语气词或无关痛痒的边角料都可以的，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还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悬疑剧《漂白》吗？

另外一方面，作为“抄袭风波”的双方当事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自己的作品，与“杨树彬团伙911杀人碎尸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果能较真或不讲理的角度来说，当一方控诉另外一方涉嫌“抄袭”时，那么作为“杨树彬团伙911杀人碎尸案”的案件本身又该作何感想呢？

作为一名自媒体作者，我讨厌甚至是厌恶抄袭这种行为，可站在法律的角度或层面来看，人微言轻的我却显得如此无可奈何。

面对这场关于《漂白》是否涉嫌“抄袭”的风波，作为一个如此厌恶抄袭自媒体人，我却多少有些都讨厌我自己的站在了主观的对立面，原来客观这种事情真要做起来，竟然如此艰难、如此具有执行难度。

关于《漂白》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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