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不讲理”：我们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

沽名钓誉者往往能大行其道；而埋首学问的人，却总是易被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学泰正是这样，他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家、文学家，优秀的散文家。作为学者，他自诩“半生坎坷嗜读书”，才华横溢，著述颇丰，新见迭出。作为文学家，他见多识广，人世百态，描摹入微。

王学泰一生都在开拓着中国社会史、文学史、文化史的领域，且有重大贡献，是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其研究成果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其余为吴思的“潜规则”、余英时的“士文化”），但只因这些研究更“属于他的后世”而不被同时代的我们所关注，从而让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他的时代”。

王学泰生于1942年，祖籍在山西太原清徐，父亲16岁跑口外跑到绥远学织地毯，满师之后，到北京办起一个地毯厂，逐渐发展起来，全家便定居北京。 “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人不许民间经营羊毛用品，地毯厂的生意一落千丈。王学泰出生时，父亲也已从脱离宗法的农民，成为手工业者，又从手工业者变为游民，再从游民身份直接到暴发户，此后又向社会底层跌落。王学泰见识了父亲“为了生存，什么都敢干”。

1960年，王学泰因高三操行表现不错，被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大学期间，王学泰因为“好思考、好质疑、好聊天、爱说风凉话”的本性，被定性为“反动学生”，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昌平区南口农场劳动改造3年。

王学泰后来回忆：“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与认罪。生存环境恶劣、扭曲，人性毫无尊严可言。大家都必须隐匿地、很有技巧地不犯错误，尽量保住性命。”

1973年，王学泰无意间得到了奇书《推背图》，而在将这本书借给一位书友时，他忍不住借书议论时事，从而埋下了被捕入狱的隐患。两年后，借书之人被逮捕，王学泰受到牵连，被拘留。

他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随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直到1978年，王学泰才被平反释放，总共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然而，他却让这段由时代所造成的荒谬经历，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源泉。

王学泰眼中的监狱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仅有“极差的人”，也少不了“极好的人”，都是社会上不常见而却又是典型代表的那种人。在狱中的艰苦条件下，他坚持读完了马恩全集20卷。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段狱中经历，而是在多年后，以此为素材，写就了一部《监狱琐记》，不仅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还再现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狱中生活，成为了解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史料。

最重要的是，在狱中见识到的大量底层人士，直接成为了他研究“游民”的动因。他曾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2018年1月12日，王学泰去世，享年76岁。在王学泰先生去世7周年之际，特编发王先生生前旧文，以志纪念。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文章是不讲理的，它们也在风行天下，甚至被奉为经典，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导。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典型的如《孟子》中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是千年以来文士们必读的经典，谁也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起来，这一段就是不讲理的文字。

为什么“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呢？两者之间并非是“A”与“非A”的关系啊！为什么“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呢？这些都是应该论述而没有论述的问题，便把结论推给了读者，而且不许怀疑，如果你一怀疑就难免也有了“禽兽”的嫌疑！

如果这个题目让欧洲人来做，可以写一篇很长的论文，甚至是一本书。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这部著作中（特别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

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

国人习惯的是用各种修辞方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量，压倒论敌和打动旁观的读者，问题就解决了。这成为中国文人写论战文字的传统，也就是说“不讲理”文章成为“理论文章”的主流。

对中国文章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必记本”注：即《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往往是后世作文的典范，可是这些文章很少有正面论述道理的。《原性》论述“性三品”，只是举例说明，根本没有“论”；《原毁》只是用对仗排比增加文章的气势，以此来论背诽谤人不对。

又如被称为“奥衍宏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的《原道》，是论述儒家认同当时社会的基本原则。文章中对“君”“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做出规定：“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些在韩愈看来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加论证，但是要求坚决执行。如果“民”不这样去做，“则诛”。

这里暴露了中国古代社会是缺少理性的，人们所期待的的“说理”不过是恫吓，是赤裸裸的暴力。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缺少“讲理”的传统。

这种不靠“讲理”到了近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欧风东渐，新学西来，而西方学术界上承希腊传统是比较重视逻辑与说理的，特别是经过了启蒙时期，什么理论都要拿到“理性法庭”考量考量。这种讲逻辑、讲理的风气也随着新学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新一代知识分子用新的学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时，一些守旧者如丧考妣，如毒火攻心，但辩论起来，又讲不出多少道理，说不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这些新派人物。于是只好开骂。

有的人（比如林琴南）甚至幻想出现一个孔武有力的“荆生”出来，仗着他侠肝义胆和高强的武艺把那些新派人物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这只是个幻想，写入他的武侠小说中，但是这也暴露了，坚持传统的人们尚“力”不尚“理”的真面目。

然而，文人样儿的游民，他们实施的暴力不会那么裸露，那么直接，其中会有些圈圈套套，诱使人们钻入。如果在他们不愿讲理、不能讲理、不会讲理时，还要打败对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他们往往会用“舌头根底压死人”的办法，把对方打懵、打死。

这就是我所说的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说简单一些，就是用语言实施暴力，有时还用语言把对方诱入死地，刺激一些有实力者，借他人的实力伤害对手，把对方引到受皮肉之苦，甚至断腰绝脰的状态之中，以宣泄积愤。前面说的林纾写作《荆生》就有这个可耻的目的。

谈到暴力，有三个层次，最明显的是伤及身体的暴力，其次是伤及情感、自尊的暴力，还有摧辱灵性和心灵的暴力。语言暴力主要是针对后二者的。

粗鄙的如阿Q与人骂架，出口就是污言秽语，那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不过有赖于国人铁打铜熬的神经，很少会被人骂死（当然也有脸皮薄而被骂死的王朗）；

高雅一些的则常见于古代文士的文章。如广为人知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这是被许多选家视为文章典范的。实际上它也是一篇不靠说理，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他不能听取和考虑他人的意见，这是“拒谏”。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却说：“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你看王安石不是据理为自己辩解，而是先把不同的意见称为“邪说”，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称为“壬人”（即奸伪邪恶之人）。我想只要了解宋史的，谁也不会把不赞成或反对新法的人们称之为“壬人”，把他们的意见称为“邪说”。像司马光、欧阳修、韩琦、苏轼无论从当时的标准看，还是今天的历史评价，他们都可以说是正人君子，他们发表对于新法的意见，也是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乐出发的。

实际上，王安石内心也不会这样想，因为他也很了解这些人的为人，司马光还是他的朋友。但是在行文中他非要这样写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其诀窍在于，把对方先放在为正统舆论所不容的位置上，看似“说理”，实际上是丑化，不择手段地攻击，其语言带有暴力性质，目的是摧毁对方的自尊和人格。

当然，王安石毕竟是文学家和学者，在这样做之前还说了一些委婉得体的客套话。至于到了今世，特别是文化***，一切都是等而下之。那时的“大辩论”用的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砸烂狗头”，“文化***就是好！就是好”等一些火药味极足的语言。这些毫无说理味道，却也打着讲理辩论的旗帜，干的都是“以势压人”“以势伤人”事情。

那时的主流舆论提倡还是“文斗”（当然这比乱打乱杀的“武斗”要好一些），反对“武斗”，殊不知“文斗”也是一种暴力，它是语言的暴力，其目的在于摧毁人的自尊，伤害人的的灵性与情感。这种“文斗”对人性（包括实施者的人性）的摧残，对祖国语言污染都是极其严重的，或说是对我们传统文明的破坏，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语言中的野蛮现象不时地要表露出来。

我想，一个民族要正常的发展，一个社会要祥和，提倡“有话好好说”“有理慢慢讲”还是很有必要的。提倡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提倡科学，摆脱和破除那种不讲理和不善于讲理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反对“语言暴力”和杜绝“暴力语言”，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