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死：猝死前5小时曾饮酒，曾留下8条遗嘱，死后7月方下葬

胡适，一个很有故事情节的历史人物，就连他的死亡，也颇具戏剧性。

根据史书对胡适之死的记载，他属于突发心肌梗塞，心跳骤停，不治而亡，用现在最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猝死”。

不过却也算是他希望的死亡方式了，因为他生前曾与友人交流过相关话题，当时他就表示，“很羡慕傅斯年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像梅先生那样躺在床上，我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

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开山大弟子，1949年赴台湾，晚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1950年12月20日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走下讲坛即将回到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脚步踉跄，“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4岁。

在胡适看来，“像傅斯年那样（突发脑溢血）一倒下就完了，最痛快。”

而“梅先生”也就是梅贻琦，他和胡适都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949年梅贻琦赴美，1955年梅贻琦又由美赴台，创建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

1960年，梅贻琦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此后缠绵病榻，次年辞去了身上职务。

在胡适看来，“像梅贻琦那样躺在医院那么久，太（痛）苦了。”1962年2月24日，胡适猝死之时，梅贻琦还躺在病床上，直到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大医院病逝。

正因如此，在旁人看来深为遗憾的猝死，对胡适来说，反倒是“死得舒坦”。

而傅斯年猝死是因为生性耿直，言论激进，一直有“傅大炮”之称，在台湾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因与参议员郭国基激烈争论，情绪激动，致血压升高引发脑溢血猝死。

那么，胡适是因为什么猝死？死后遗嘱和葬仪又如何安排呢？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狮过大江的一天，胡适携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抵达美国旧金山，自此在美国一住就是10年。

1958年，胡适离开美国，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蒋介石为了邀请胡适从美国回来，还特意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出款项，专门为他在地处郊区的“中央研究院”盖了房子。

1962年元旦，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此之前，他已因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

但胡适不喜欢住医院，元旦过后，即要求出院。医生最终同意，并对他“约法三章”，要求他每天工作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包括会客时间，每人不超过15分钟；每天午睡两小时，晚上9点半必须上床休息；饮食、用药、体检都按照住院惯例，不得随意改变。

出院后，为了方便治疗，胡适听大家的劝，没有急于回家，而暂时住在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台湾大学学人宿舍，准备春节以后再回位于郊区的南港住所。

1962年2月6日，这年春节第二天，大年初二，蒋经国前往胡适夫妇在台北闹市区的临时住所拜年。

2月8日中午，胡适夫妇被邀到台北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

这期间，胡适同时正筹备召开“中央研究院”每年一度的院士会议，也就是这一年，他接到吴健雄女士的来信，表示今年会出席院士会议，正好去探望他。

吴健雄当时已经是美籍华人中卓有成就的一名物理学家，同时她也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时的学生，195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而除了吴健雄，另外还有物理学家袁家骝（袁世凯之孙、吴建雄丈夫）、吴大猷以及经济学家刘大中等，皆表示将应胡适之邀，出席院士会议。

胡适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也顾不上此前医生和他的“约法三章”了，积极筹备院士会议，并于1962年2月24日早上8点半，从台北市中心的临时住处出发，前往位于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

上午9点，“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正式开始，胡适首先主持推选出新一届院士。

中午，胡适与大家共进午餐至两点半。随后他休息片刻，到四点多钟，处理了一些事务，又前往蔡元培馆主持下午的酒会。

下午5点，酒会开始，胡适首先致辞，状态看起来并无异常。提及自己“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胡适难掩自豪，直言这是自己“生平最得意的”。

随后，他请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物理学家吴大猷讲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济的讲话可以说是与胡适针锋相对，同时提到了胡适所发表演讲遭众人批评攻击之事。

坐在台下的胡适听完李济讲话，十分激动，随即再次登台，发表讲话。结果就在他大声疾呼言论自由之时，突然感到不适，讲话戛然而止，随后，他草草说了一句：“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说完，他便下了台。

这时酒会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即将结束，与会人员陆续散去。胡适稍缓片刻，才慢慢走到袁家疆跟前，寒暄闲聊。

结果不多久，胡适面色大变，身体向前倾倒，头在放着茶点的方桌上磕了一下，然后平躺倒地。

酒会上尚未离场的人员见状，无不大吃一惊，外面原本已经跨上汽车的人又都匆匆地赶进来。

有人打电话报警，向医院求救，医生赶到后，立刻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

所有的人都希望胡适经次抢救能醒过来，但奇迹没有出现。

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赶到后，最终宣布胡适在十几分钟以前已经猝然离世。

“中央研究院”目睹胡适之死的院士职工无不悲痛落泪，也因为事发突然，胡适离世时，妻儿家人皆不在身边。

“像傅斯年那样（突发脑溢血）一倒下就完了，最痛快”，一语成谶，胡适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享年72岁。

后来，很多人推测，胡适之死，与他受李济刺激再次登台发表激烈讲话有关，这就好比傅斯年当初因与参议院郭国基激烈争论，情绪激动，致血压升高引发脑溢血猝死一样。

不过这终究只是诱因，从根本上来看，傅斯年的死是因为长期高血压等健康问题所致，而胡适则是因为心脏病。

所以胡适的家人后来也没有追究李济的责任。

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将放在铁箱里的遗嘱取了出来。都说胡适是猝然离世，遗嘱又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早在1957年春，胡适还没有应蒋介石之邀到“中央研究所”，在美国动了一次胃溃疡大手术，那时，胡适便用英文订好了一份遗嘱，并做了公证，从法律上生效。

到台湾后，他将遗嘱放进南港住所铁箱内一个小皮箱里，并于1961年6月交代秘书王志维：

“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个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王志维当时听胡适这么说，感到有些突然，还对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吗？但他活到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地长寿！”

胡适却笑了笑道：“希望如此。”

这一年胡适71岁，令王志维没想到的是，仅时隔半年多，他就取出了胡适先生的遗嘱。

作为“白话文学的倡导者”，胡适的这份遗嘱，可能是英译中的缘故，文字上却显得十分啰嗦，但从法律上来讲却十分严谨，每条每款界定清晰，绝无含混笼统之处。

遗嘱一共八条，其中第五条涉及家人财产，他是这样写的：

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

遗嘱中提到了胡思杜，是胡适同江冬秀的次子，已于1957年在大陆自杀身亡，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遗嘱第二条，提及北平及自己留下的图书，他说，自己是“不得已离开北平”，并把“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作为将留在北平的图书、文件赠予北京大学的前提条件。

从这一条不难看出，胡适的遗嘱虽非政治遗嘱，但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尽管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无数次规劝他远离政坛旋涡，“千万不可做官”，但实际他早已深陷其中。

长此以往，只能说隔阂已深，成见难泯，胡适终其一生再未践北平故土。

遗嘱第一条，提及遗体处置，他说：

“我指定我所负合法债务与葬仪费用全部须支付，我并请求而非指定我的遗体予以火葬，而骨灰的处理则听由我的诸位执行人依认为适当的方法处理。”

“指定”、“请求而非指定”，用词之规范严谨得以体现。

后来，胡适的遗体也并未火化，而是遵照夫人江冬秀的意见装入了棺椁，墓地选在了“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港对面的小山上。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死后7月方被下葬。在他死后第二天，遗体被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包括蒋经国在内各政界要人及生前好友纷纷前往吊唁，瞻仰遗容。

而后，胡适长子胡祖望才从美国匆匆赶回台北，来到失去丈夫悲痛欲绝的母亲江冬秀身边。

随后，数以千计的大学、中学的在校男女学生，各阶层人士，少数外国友人等超3万人，先后冒着大雨跑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瞻仰胡适先生的遗容并鞠躬致敬。

有报道称，当时台北一连阴雨，但都未阻挡人们前往吊唁的步伐，尤其傍晚时，瞻仰遗容的人们拥塞在灵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钟进入灵堂的达七十人以上。

3月1日，胡适遗体被移入殡仪馆的极乐大厅，供世人瞻仰。大厅中央悬挂的遗像选取了胡适69岁生日时戴一副近视眼镜，神情严肃略带笑意的照片，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挽额，两旁挂着陈诚的挽联：

上联是“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下联是“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人群”。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这一天，一连数日的阴雨才终于结束，拨云见日，天气转晴。

公祭结束后，胡适的灵柩上被覆盖了北京大学的校旗，向位于南港的研究院缓缓驶去，并这里被移入研究院会议室暂厝。

因为胡适的离世太过突然，墓园未修好，一直到1962年10月才修建完成。

正因如此，胡适离世7个月后，具体在1962年10月15日，方被下葬。

胡适遗嘱中火葬的“请求”终未能满足，除此之外，胡适的遗嘱中的其他大多数条款均得以遵照执行。

素材来源：
[1]易俊杰.琐话胡适[J].文史春秋,2005,(11):53-56.
[2]石原皋.胡适在美的十年[J].国学,2012,(03):34-35.
[3]张家康,许寒华.闲话胡适[J].党史纵览,2003,(02):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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