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敏 | 明朝时期贵州的卫所制度

明朝建立后，废除了元代军事制度，自京师达于各地区遍立卫所。京师的卫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锦衣卫和金吾、羽林等侍卫上直军组成的皇帝亲军，另一部分是由五军都督府分统的“京军三大营”。各地区的卫所，由都指挥使司分统，隶于五军都督府。

洪武年间，是卫所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全盛时期。洪武七年（1374年），“申定兵卫之制”，八年（1375年），改在京留守都卫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在各地设立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宁、河南十三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置贵州、云南二都指挥使司，并颁布《军法定律》。二十年（1387年），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又命兵部置“军籍勘合”。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建文帝和永乐年间有所增加，计有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仪卫司三十三。

卫所制度的形成，与元末明初的形势有密切关系。当朱元璋起兵争夺天下之时，急需动员大批农民参加战斗，但元末的社会经济濒于崩溃，深感军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若军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不但不能支持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而且还会遭到人民的反对。面对这一现实，朱元璋称吴王后，即下令：“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于是罢各路统军元帅，置武德、龙骧、豹轁、飞熊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创立卫所。这一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战争与生产的矛盾，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及至明朝建立，天下初定，国穷民困，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土地大量荒芜，兵无所征，粮无所出，若不继续推行“亦兵亦农”的卫所制度，就很难巩固其统治。于是，仿唐代府兵遗意，通过卫所，把劳动人手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这一制度的推行，用军事组织的形式，使农民既为国家当兵，又为国家纳粮，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兵员和充足的粮饷，是维护其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之术”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卫所制度施行于边疆地区，还具有“移民就宽乡”的特殊作用。它一方面缓和内地人口密集、耕地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解决了边远地区地广人稀、劳力不足的矛盾，对边疆的开发和国防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卫所制度在制定和施行的过程中，受着中央集权思想的巨大影响。加强中央集权的一大举措，就是分散军权，朱元璋认为元代把兵权集中在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手中，容易造成“拥兵自雄”的局面，不利于巩固和提高皇权，于是决定废除元代军事制度，有意将军权分割，兵部有发兵之权而无掌兵之职，都督府有掌兵之职而无发兵之权，彼此牵制。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下令将大都督府改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皆听命于皇帝。遇有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大将充任总兵官，挂将军印或大将军印，调集卫所官兵出征。战事完毕，将归于朝，而官军各回卫所。采取这一措施，目的在于防止武人弄权，把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五军都督府掌军旅之事，各府设左、右都督，下设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等官，统领天下都指挥使司及卫所。左军都督府统浙江、辽东、山东都司；右军都督府统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都司及陕西、四川二行都司；中军都督府统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及直隶各卫所；前军都督府统湖广、福建、江西、广东都司、兴都留守司及湖广、福建二行都司；后军都督府统大宁、万全、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及直隶各卫所。与贵州关系最密切的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分别属于右军都督府和前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掌一方军政，设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佥事四人，各统其卫所而隶于五军都督府，听命于兵部。都指挥使统领司事，同知、佥事分掌操练、屯田、巡捕、备御、出哨、戍守、漕运、军器诸事。都司除统领各卫外，又领有直隶千户所。例如：贵州都司即领有黄平、普市二直隶千户所。

按常规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置卫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职掌亦如都司。有的卫，既管军，又管民，称为军民指挥使司，其地位比一般卫指挥使司为高。在贵州，军民指挥使司皆兼领土司，如贵州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普安卫等。

卫指挥使司，通常领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但如果军事上有特殊需要，亦可兼领驻扎要害地方的守御千户所。例如：安庄卫兼领关索岭千户所；普安卫兼领安南、安隆、乐民、平夷等千户所，又增设中左、中右两个千户所；毕节卫兼领七星关千户所；赤水卫兼领白散泥、阿密、摩尼三千户所；清平卫兼领香炉山千户所；兴隆卫兼领重安千户所；五开卫兼领黎平、中潮、新化亮寨、新化屯、龙里、平茶六个千户所。因为按常规设置的五个千户所一般驻扎在卫城附近，称为“内所”，而将在外驻守的守御千户所称为“外所”。

千户所额定1120人，设正千户一人，副千户二人。每个千户所设十个百户所，百户所额定112人，由正、副百户统领。每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兵10名。

卫所官兵的来源，原先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攻占一地后，即留在当地戍守，称为“从征者”；二是在战争中招纳的降卒，留在军中充役，称为“归附者”；三是因犯罪而被发配“充军”的人，称为“谪发”。其后，因为兵员不足，便在民户中抽取，称为“垛集”。其办法是：在每三户中，垛一人丁多的为“军户”，其余两户为“贴户”，军户应出一名兵丁，称为“正军”，正军死，由贴户补充，故称为“三户垛”。

明代对户口管理控制很严，置户帖、户籍，注明姓名、年龄、住地。户口分为军户、民户、匠户三类，世代承袭，各有差役。军户包括校尉、旗军、马军、力士、弓兵、铺兵等，列入军籍后，父子相承，不得脱籍。对脱籍的逃户，必须勾捕回卫，予以重惩。为了使军户稳定，并不断补充兵员，造成“有亲戚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所以，军户编入卫所，一人在军，全家同往。起解新军时，必须同时解妻。若无妻室，予以婚配。每军户有一名丁壮在军中服役，称为“正军”。户下一人辅佐正军料理生活，称为“军余”或“余军”。军官的子弟，称为“舍人”。

凡有卫所之地，皆有屯田，故卫所既是基本的军事组织，又是军屯组织，各地屯种的情况不一，总的原则是：“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偏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皆屯多于守”。贵州的卫所，大抵属于“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一类，所以，通常是“三分守城，七分下屯”。

卫所自成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行政合一的单位。每个卫所都划出一个特定区域，有明确的疆界，与所在府、州、县严格分开，多数卫建有专城，守御千户所亦建城堡。卫所的户口，包括正军、余军、舍人及其家属，均列入军籍，统归卫所管理，赋役由卫所摊派，月粮、食盐由卫所配给。卫所官兵，必须按洪武六年（1373年）颁布的《教练军士律》进行操练，并按规定进行“比试”。除了屯田而外，卫所还设有军器局打造兵器，设杂造局制造各种军需物资，又有马政所负责养马、买马。多数卫所设有卫学或武学，其生员称为“军生”，同样参加科贡。在卫所区域内，也建有寺庙、宫观、祭坛，尤重祭祀城隍、关帝。

但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卫所制度渐渐废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户大量逃散，卫所兵员严重缺额，朝廷以“勾捕”为忧，三令五申清理军伍，并把“清军”作为布政司、按察司的一项重要任务。以贵州都司为例，十八卫二千户所，原额共有军户72273户、261869丁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查存，仅有59340户、184601丁口，减少了12933户、77268丁口。二是屯田制度破坏，不惟屯官侵吞、盗卖屯地，而且因旗军逃亡而使屯田荒芜，不得不招人领种，致使卫所失去原先“寓兵于农”的意义。譬如：贵州卫原有水陆屯地共44869亩，万历九年（1581年）丈量，仅有36869亩；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实存35611亩，除去科田，屯田只有27143亩。三是军伍制度败坏，官兵素质普遍降低，战斗力显著减弱。最严重的是公开卖官鬻爵，例如：景泰年间，代宗朱祁钰竟然命令贵州都、布、按三司，出榜晓谕各卫：凡旗军、余丁、舍人，有能纳米二百石者授所镇抚官，纳米三石百者授试百户；军官有能纳米二百石者量升一级，纳三百石者量升两级。原先按规定进行的“比试”，到了嘉靖年间，也成了有名无实，世宗朱厚熜曾诏谕贵州各卫指挥使纳米八十石，以下各官依次递减十五石，至小旗二十石为止，皆准免予赴京比试。在这种情况下，升授的军官往往没有战功，而军队的操练又日渐自流，所以，一遇战事发生，卫所官兵多半不能作战，不得已只好招募汉兵或土兵。在贵州，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以致在“平播之役”中，不得不借助安氏土司的力量。

卫所制度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是政治腐败。自明英宗正统以来，皇帝昏庸，内阁倾轧，宦官擅权，党争纷起，吏治日趋腐朽。卫所军官往往利用手中职权，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或巧立名目收取苛捐杂税，或假公济私滥派各种徭役，敲骨吸髓，百般科害，军户贫困至极，苦不堪言，于是，“逃户益多，解发益寡，而遗田益众”。因此，在明代前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卫所制度，到了后期，反而成为严重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军户的逃散，意味着“亦兵亦农”的基础毁坏，意味着劳动人手与土地再次分离，从而使卫所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呈现出一种不可挽回的衰败景象。

（来源：地域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