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侵发生后的一年，崔丽丽的重建

丈夫开车送她去医院的路上，她迷迷糊糊睡着了。脑袋歪向窗户一侧。

8点50到达医院门口。她先下车，丈夫将车开到停车场。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枝，照耀着赤裸的大地。

她走到停车场的入口，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街上穿梭的汽车，有一种永恒的疏离感。

这天，距离她被公司老板性侵，已经过去一年零三个月。性侵她的老板被判处强奸罪，刑期四年，之后她申请了工伤认定，这是国内首例将职场性侵导致的精神创伤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接着，她申请劳动仲裁。

生活在继续。她仍然老是感觉身处危险当中。

9点，她走进治疗室。自从生病以来，每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她准时到医院。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不过，现在到了建立信心和信任的阶段。

才刚刚步入四十岁的行列，有时她感觉很年轻，有时又感觉有说不出的苍老。还有无数个月份依然摆在她面前。

从咨询室出来后，她用纸巾擦拭镜片上的眼泪。治疗是一次彻底的袒露。难过的情绪不期而至。突然起了一阵抽搐，就好像在她沉思时，冰冷的爪子趁机将她俘获了。

她想要遏制，然而情绪已扩散开。她束手无策，只得赶紧躲到偏僻的角落里颤抖。

镜片清理干净，她重新架到耳朵上，世界再次清晰出现在眼前。她深吸一口气，穿着收腰的黑色羽绒服、阔腿牛仔裤、黑色皮短靴。总之，她看上去光彩熠熠，生气勃勃，就像飞来的一只小鸟，暂时歇息在一根荆棘上。她是崔丽丽，始终是她自己。

丈夫在她身旁，默默注视着。他已经坦然接受一个事实：妻子受到的伤害会长久地挥之不去，治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他将一直在她身边。

报警

事情始于一次出差途中。

2023年9月22日晚上，在杭州一家高端日料店里，只有三个人的酒局上，崔丽丽和公司老板王豪一起接待客户。饭局之前，王豪告诉崔丽丽，一定要让客户喝高兴，把他拿下。喝了一小盅之后，她感觉自己快要醉倒，于是强撑着去结了账，回来后没过多久，便趴到桌上失去了意识。

她是这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营销总监，商务宴请是常事。这次酒局中，她曾收到王豪发来的短信：你陪着多喝点儿，我快挂了。作为员工，她没多想，源于对王豪的信任和服从。

王豪发来的短信 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第二天凌晨4点醒来时，崔丽丽发现自己赤裸着躺在王豪的酒店房间里，衣服散落在地上。王豪睡在另一张床上。

她强迫自己回忆，从头一点点捋下去，但记忆总卡在醉倒前的一刻。当天，她问王豪，为什么她在他的房间？法院的判决书显示，王豪最初辩称，由于崔丽丽呕吐到衣物上，他才带她到自己房间，并帮她脱掉衣裤。

事发前三天，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应激状态，崔丽丽的脑袋是蒙的。她在昏昏沉沉中坚持完成了后续的工作。

工作四天后，崔丽丽跟王豪在客户住的楼下碰面的时候，她内心开始挣扎纠结。见到他，她突然回想起，他在床上压住她的手、捂着她的嘴、让她不要说话的画面。

但她不确定，这些是真实的记忆，还是虚幻的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有碎片记忆。后来在心理咨询暴露治疗的时候，记忆才涌上来，一些片段变得清晰。

这天会议结束后的例行晚宴上，王豪再次劝酒，崔丽丽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离开酒局后，她给丈夫魏浩打了视频电话。视频中，魏浩看到妻子止不住流泪，说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以前她从未这样。听完妻子的话，魏浩让她赶紧买票回家。

见到丈夫那一刻，崔丽丽带着自责和内疚，那时她已经出差了八九天。从深圳到杭州，再从杭州回到天津。当她把事情告诉丈夫时，从来没有怀疑，这件事情是否会导致他们的婚姻破裂。

她对丈夫的信任超越了夫妻。这对夫妻很多时候像战友或朋友。当她有任何疑惑，只要跟丈夫讲，他总能理性地帮她分析，让她在情绪失控时冷静下来。

2023年10月3日，崔丽丽决定返回杭州取证。她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进到王豪的房间。那时，对于自己是否被侵犯，她仍心存疑虑。

调取查看监控，加上酒店工作人员的证言，她发现所有零散的记忆与之形成闭环，得到印证。一步步把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情验证了一遍后，她不敢回家。也是在看完监控以后，她明确事发当天王豪口中所说的“你的房间门打不开，就把你放到了自己的房间……你吐在了衣服和床上，自己为你脱了衣服”是谎言。

判决书显示，经法院审理查明，王豪是将处于醉酒状态无法独立行走的崔丽丽抱进自己的房间内。

崔丽丽一片混乱。那天晚上，她订了一间距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酒店。跟丈夫讲述从监控里看到的内容后，丈夫让她留在杭州赶快报警，他参加完妹妹的婚礼后立马跟她会合。但那时，她没有下定决心报警。

她情绪极其低落，给居住在杭州的朋友孔为打了求助电话。孔为记得很清楚，崔丽丽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只是哭，说自己被队友坑了。

孔为从没见过失控的崔丽丽。她快速赶到酒店，两人盘腿坐在床上，开始梳理，把记得的内容全部写下来。她们觉得应该去找王豪问清楚，又把想问的问题统统写下来。

同时，她们考虑到，如果与老板对抗，对员工来说异常艰难。如果当面跟王豪对质，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和证据上来说，他不会承认。如果报警，崔丽丽可能面临被恐吓、污蔑跟诽谤。“女性在职场上遭遇这事，作为弱势群体，更在意自己的未来怎么办？又如何面对别人的看法？”孔为说。

孔为觉得，当时，崔丽丽处于精神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的处境，她最担忧的是会失去工作，“她必须思考一些现实的东西。”那天晚上，她们一开始有很多担心。但从始至终，崔丽丽觉得这件事绝对不能隐忍。直到凌晨两三点钟，她们才睡觉。

关于崔丽丽报警的犹豫，与孔为一样，魏浩也努力理解。后来，他陪着妻子先后去过六次杭州配合公安调查取证。每次都是乘坐最早的一趟高铁，晚上再坐飞机返回天津。他知道妻子不想在事发地多停留一秒。

第二次去杭州补录完证据，在回家的路上，妻子精神崩溃。魏浩安抚她说，你有任何的委屈，都可以对我倾吐，你所有负面的情绪，我都可以接纳。我会陪着你。按照崔丽丽对丈夫的评价，他是那种“就算发生天大的事，家人永远都在第一位”的人。那阵子，魏浩暂时放下了自己公司的业务。

除了照顾妻子，他还在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思考过，家人朋友知道了怎么办？事发之初和妻子打电话时，他问她，为什么当时不报警？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

刚开始他不理解妻子，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他。但是越往后，他越理解，越能感觉到那种负担的沉重。他想，如果他是妻子，他是否有勇气告诉另一半？是否有勇气直视伤害？

站在妻子的角度，她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因这件事断送职业生涯。他自我反思后认定：发生这样的事，妻子能开口说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

崔丽丽想过，报警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份工作不能干了，是继续在这个行业里找工作，还是换行业？39岁的年龄，她只能去餐饮旅游等服务业。大不了，回到最初干翻译的工作。

最终，她还是决定报警。2023年10月10日，崔丽丽和魏浩再次回到杭州，在酒店门口拨通报警电话。

职场中的侵害

判决书显示，王豪一开始在辩解中否认与崔丽丽发生性关系，经法院审理查明，王豪利用崔丽丽酒后无力反抗之机，违背其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图为法院判决书

2022年6月，崔丽丽加入王豪的公司，天津市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电子助力转向器，属于汽车的核心零部件。根据官网介绍和媒体公开报道信息，老板王豪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和技术决策都经由他手。他是一名技术博士，曾在某大学担任讲师，后辞职创办公司。如今，公司正在筹划上市。

崔丽丽掌握着营销中心的话语权，谈判对象通常是客户公司的副总裁级别。有时王豪会对她说，你看看人家多能喝。这是她最不适应的地方。

此前，崔丽丽在外企工作多年，在工作风格上，她并不总是认同王豪的管理方式。他曾亲自在公司大门口抓考勤，如果没有完成业绩，营销中心负责人要在会上带头检讨、自我批评，甚至鞠躬认错。

虽然她不认可，但也知道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她只需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这家公司，王豪不止一次公开表扬她，称她来了以后给公司打了强心剂。在她印象里，王豪看起来简单、朴实，在专业领域是可靠的队友。

魏浩眼里，妻子心思单纯，从不把人往坏处想。尽管妻子常年打拼职场，他从未担心过她，妻子通常都是靠专业能力把合作谈下来。

之前妻子公司团建时，他见过王豪一次。他们没有过多交流，也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觉得王豪说话“不真诚，像戴着面具”。

崔丽丽说，报警前，她两次找王豪对质，他不承认，指责她污蔑他的人格。

2023年10月27日，崔丽丽接到警方的电话，得知王豪被立案调查。4天后，他被采取强制措施。11月7日，公安机关以王豪涉嫌强奸罪移送检察院审查批捕。

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王豪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但其到案后并未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其辩称，在公安阶段因害怕及存有侥幸心理未如实供述。

检方曾在公开报道中披露，王豪提交了很多资料，来“证明”崔丽丽是因为工作不称职，担心被辞退，通过勾引诬陷要挟报复老板，索要高额补偿费。

崔丽丽回忆，等到案件移交法院时，王豪才露出悔罪之意。不过在她看来，那是“假装悔罪，是想取保候审、缓刑的策略性悔罪”。期间，王豪两次请求她谅解，但未向她道歉。

2024年4月2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王豪有期徒刑四年。

那时，崔丽丽不在意刑期，只要能定罪，她想赶快从这件事情中抽身出来，不再陷在里面。

事实上，报警后，崔丽丽就被诊断出抑郁症、焦虑症，一直休假在家。在她决定报警前，就已经决定离开这家公司。但直属领导的回复是，让她想开点，事情已经发生了。接着，她被移出公司的管理群，无法再登录办公系统。事发后王豪的反应也给她造成了更强烈的崩溃。

崔丽丽直属领导的回复

那段时间，她和以前不一样了。她断绝了社交，和朋友不再来往。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和心理医生，她谁都不想见。她失去了对人的信任。第一次见面的人，她会极度怀疑：这个人所呈现出的面貌，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对一切充满警觉，害怕一个人出门。但是那时候她有一口气，要将侵害她的人绳之以法。

判决书下来后，崔丽丽从中得知了自己被侵害的过程和真相，尽管细节的记忆空缺，她仍会感到锥心般的疼痛。

每天，她还会时不时地闯入自己被侵害的场景，总担心被害。她看见秃顶的男人就会吓出冷汗，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要袭击她。有次在小区门口不远处看到一个，她控制不住地哆嗦，哭了起来。

她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一件事情。出现了一些躯体反应：太阳穴发紧、鼻腔麻木、颈部僵硬、喉咙总像有异物堵住。

噩梦、失眠成了常态。

工伤

刑事判决结果出来后，在民事赔偿方面，崔丽丽拿到3000元的经济损失，但这仅包括她在事发后到医院精神科就诊的费用。

崔丽丽决定申请工伤，她咨询了两个律师。律师告诉她，你的工伤认定99%办不下来。他们认为，目前没有一起因为醉酒后被性侵而认定工伤的案例。

她不肯放弃，在网上搜索可以借鉴的认定工伤案例。她是醉酒被侵犯的，但《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明确规定，醉酒不能认定工伤。

于是，她先找出那些在醉酒情况下，依然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例。她存下来，打印出来，统统交给工伤部门和人社中心。

那时她以为，被强奸就足以认定为工伤。直到她到人社中心去申报工伤时，才知道还需由于强奸导致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

实际上，从杭州回天津后，她便去离家最近两家的三甲医院精神科，诊断结果都是焦虑症和抑郁症。当拿着两家三甲医院的诊断证明去人社中心认定工伤时，却被拒绝了。根据规定，精神伤害的诊断证明必须是由人社中心合作的单位出具。

这意味着，她前期几个月的治疗在程序上是“无效”的，需要换医院。

第一次去安定医院，精神科的大夫和这对夫妻聊完后说，你不是精神疾病，而是心理有创伤。医生建议他们转到心理科。脑部CT、心理测试量表等一系列检查后，崔丽丽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4年4月底，崔丽丽开始在安定医院心理科治疗。三个月后，经过12次的治疗，她再次去人社中心，提交了病历等材料。

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书

然而到了9月初，人社中心告诉她，要先中止工伤认定的时限。因为他们没有做过类似案例，需要再做一个伤与非伤的专家鉴定，即鉴定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性侵事件是否相关。

这次鉴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三个精神科专家进行面诊。崔丽丽依次讲述了事件经过，她的病情，如何治疗，以及她是怎么去排解的。整个过程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她觉得度过了漫长的时间。三名专家面诊完后，再次做出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被性侵有关的鉴定。

工伤认定结果出来了，12月3日上午，魏浩开车和妻子一起到邮局领取。他开着车，让妻子读给他听。读前面的文字时，妻子很平静。

当读到“崔丽丽同志”时，她开始哽咽泪流。“从来没有一个人称呼我为同志，工伤是国家对我所有付出的认可。”魏浩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老婆你看到了吗？国家都替咱做主，给咱撑腰。

崔丽丽拿到了工伤认定结果

在治疗期间，去年4月，一审判决出来，抗诉期满后，公司宣布解除与崔丽丽的劳动合同。

解除理由是崔丽丽旷工，违反了公司请假制度。“如果再就业，这将是职业污点，可能没有公司会要我。”崔丽丽说，另外，由于被指违反公司制度而开除，根据她与公司的《股权认购协议》，她的股权（上市前自己出资购买的原始股）也会被公司以零元回购。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崔丽丽决定一边治病，一边继续维权。2024年12月23日，她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写满了十项诉求。她花了两天查找相应的法条，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最多的是她加入公司后，才得知公司大小周出勤的加班证据。

她认为公司只确认了她12个月的停工留薪期，但并不能涵盖她的治疗期。现在，她仍处于心理治疗阶段。

她向人社中心提交了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申请。此外，她在劳动仲裁中提出，公司除了需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待遇，还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为她尚在工伤治疗期，劳动合同也未到期。

魏浩记得，妻子那段时间每天都坐在书桌前翻看案例资料和法律法规。她每晚9点半和女儿一起入睡，他睡得晚，临睡觉前会去给妻子和女儿盖一下棉被。

妻子总在凌晨一两点醒来，又继续在手机上查各种资料。有时候晚上妻子被噩梦惊醒后，他能听见哭声。他跑上楼，黑暗中的妻子缩成一团。他抱住妻子，轻拍她的后背。

不认命

2024年6月，崔丽丽看到负责她案件的检察官投到《方圆》杂志的稿子，写着她的经历。看完后她莫名有了一股力量，她想：我40年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怎么可能被这一件烂事彻底摧毁？

人一旦生病，就会总结自己的人生。崔丽丽说，人生脱轨这段时间，她总会回溯过去。大学时，她幸运地选择了相对小众的日语专业。大三暑假做兼职翻译，每天有200元的固定收入，加上加班费，一个暑期能挣1万多。

2003年，日本丰田汽车在天津投资第一家中国工厂，与此配套的日系零部件企业也都来到天津。大学毕业后，她找工作相对简单了些。

2007年，崔丽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生产汽车玻璃的日英合资公司。她担任总经理助理，总经理是日本人。她会日英双语，经常跟英国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日本人打交道，做会议翻译和接待工作。两年后，她才转行做销售。

不到一年时间，她挽救了公司的订单危机，客户有新项目也让公司参与竞标，产品质量等也都通过客户的审核，公司得到更多订单。她因此越来越热爱销售工作。她并不觉得自己聪明，或者出类拔萃。但对她来说，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生计，她在全身心地付出。

她从上司那里学到最初的销售理念——客户永远是对的，永远给予对方尊重。做了销售以后，她会想尽办法让客户认可公司的产品。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是坦诚，再逐一解决问题。在和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她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八年多后，崔丽丽做到销售总监。她见证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经历了民企在汽车零部件行业从外企手中争夺市场。在跟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外企的汽车零部件市场正在下滑。与小企业相比，它们正在丧失价格优势，也缺乏快速反应的能力，而民企最大的竞争力在于灵活和快速反应。

一番分析后，崔丽丽决定换到一家规模较小的民企。她想干一番事业。那时她刚生完孩子，休息半年后，她再次以销售总监的身份回归职场。同样是汽车零部件销售，在第二家公司的六年时间里，公司的客户完成一次洗牌。主流车企客户代替了濒临破产的小客户，3000多万的销售额增长到1.5个亿。

在这家公司，老板给她的印象是“正直的人”。销售并非一定要跟客户拼酒，才能显示自己实在可交。他们不允许女员工跟客户拼酒，如果非要喝酒才能拿下业务，那么宁可不做。出去谈业务的时候，就算遇到酒局，老板和男性下属会挡在她和女同事前面。

在第二家公司，她的年薪将近百万。那时她34岁。虽然收入不菲，但她还是有经济上的焦虑。因为父亲十年前生病，那时她在第一家外企，收入不高，面对巨额治疗费用，花掉所有积蓄后，她只能借钱给父亲治疗。

父亲患癌在医院化疗那段时间，崔丽丽每天带着电脑，一边办公，一边照顾父亲。父亲最后一次化疗之后复发转移，那时她处于恐惧和悲痛之中，没想到怀孕了，结婚三年，她曾遭遇三次胎停。父亲说，丽丽最像他，骨子里不服输、不认命。崔丽丽问，为什么这么讲？父亲说，你高考考了三次，复读了两次，是你自己不认命、不服输，跟我给你爷爷告状很像。崔丽丽想，还真是的。

她听父亲讲，爷爷曾是地下党，后来被错划为右派。父亲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因为家里的成分问题，大学没上成。父亲开始为爷爷平反奔波，最后爷爷在1978年得以平反。

十个月后，2014年的4月，父亲去世。最后半月里，正好公司跟一汽丰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作为销售，崔丽丽不能缺席。于是她从老家石家庄回到天津。跟客户开完谈判会以后，母亲和弟弟在电话里告诉她，父亲的情况变糟了。

那时没有高铁。她乘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到家中，父亲尚有一丝意识。她叫了声“爸爸”，父亲拉着她的手，很快就咽了气。

在她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里，父亲经常会说，谁说女儿不如男？我的女儿是天下最好的女儿，最优秀的。你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不一定做得多大，但是你一定要享受其中。从小到大，只要她有一丝不开心，父母就会陪着她，边讲道理边开导她。

父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30多年前，家里盖好房子后，大门口都会贴字，其他人家里贴家和万事兴、相亲相爱一家人，父亲贴的是鸿鹄凌云。她问父亲什么意思？父亲说，生如蝼蚁，应有不屈之心；命如纸薄，应有鸿鹄之志。

父亲去世后，她觉得手里一定要有足够多的钱，生活和家人才能有保障。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从第一家外企离开，加入第二家民企。汽车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第二家公司工作时，疫情发生，汽车行业降本增效也到了一些零部件随时会被砍掉的地步。她思考去更大的平台，做关键零部件的业务。

崔丽丽加入王豪的公司，公司给她的基本薪资是一年60万，再加上奖金60万和股权激励。这家公司有上市计划，相比更轻松的生活，她可以在40岁时尽情燃烧自己。

如果顺利，三年以后公司上市，按照老板承诺，她至少有20-30万的股权。如果打拼到45岁，也许某一天，她将不再只是一个打工者，会实现财务自由，完成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块版图。带着风光的过往业绩和光鲜的履历到第三家公司时，她更加成熟稳重，也更有思考能力，更有底气。

在魏浩眼里，妻子是一个充满上进心、拼尽全力的人。她去一个地方见完一个客户，通常当天往返，又马不停蹄地见另一个客户。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职场中，妻子给他最大的印象是一丝不苟。她总是满腔热忱和不知疲惫，经常买管理学、经济学等各种书学习。

崔丽丽说，她骨子里的执着不允许自己放弃。做业务的时候，老板说没戏了，别投入精力了。她不放弃，要亲自证明，真的不行了才放弃。上午客户有要求，不到中午，她就能回应。

为了接触客户公司的高层，她会先做好情报工作，跟客户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前沟通。为了让高层留下深刻印象，她制造偶遇的机会。有次为了见到一汽丰田部长级别的干部，正好世界杯期间，知道对方喜欢看足球，她提前赶到日本的运动俱乐部，订好最佳位置，在喝酒吃菜看足球的间隙，部长偶然间看到了她，后来得到了向对方汇报公司业务的机会。

两年前，孔为因业务上的合作认识崔丽丽。崔丽丽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热情，有感染力，而且很细心。在前期，孔为的公司并没有决定用他们的产品，但崔丽丽每周都会过去沟通，派人驻点提供支持。她坚定的执行力最终打动客户。

两人私下成为纯粹的朋友。熟悉之后，孔为发现，无论去哪出差，崔丽丽都会跑步、健身。

孔为说，在最后这家公司，三个月崔丽丽能把客户带来验厂，这已经是奇迹。孔为非常清楚，一个职业女性走到今天，崔丽丽失去了多少。“她眼睛不会像以前那么有光，内心深处不像以前那么活泼。”

职场打拼多年，崔丽丽说，她曾经所追求的事业、财富、外界的认可，都在那一刻被彻底摧毁。一个她反复咀嚼的问题是：我永远对自己有要求，难道这是我的问题吗？这种自我怀疑让她心神交瘁。她想过，如果她继续停留在第二家公司，没有闯荡的决心，现在是不是一切不会发生？但她的人生也就锚定了。所以，她不后悔第三次选择。

收获有对价。孩子的很多重要时刻，她是缺席的。随之而来的是对家人的愧疚感。过去的十五年，她对家庭的付出主要是经济上的，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丈夫身上。丈夫不一样，他不关心外界。他愿意花时间陪孩子，陪她。

母亲安慰她说，你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家人生活越来越好，才努力在外打拼。所以你值得有这样一个丈夫、一个家庭支持你。

母亲今年已经71岁，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她思想独立、坚强。崔丽丽听母亲讲过，年轻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在煤矿上遇难去世，公婆想独占抚恤金，将她赶出家门，她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为自己争得权益。

去年8月，母亲在她家住了一个月。那时她一周要去两次医院，她知道瞒不住了，就跟母亲讲了这件事。母亲说，这事一定要争出个是非黑白，绝对不能放弃。

母亲回家后，每天会跟她通话。老人只说，你心情要保持舒畅，要吃好睡好。

崔丽丽在申请工伤

脆弱

出事以来，我最怕来的地方之一就是安定医院，因为来到这里我就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个“精神障碍”患者！承认自己的脆弱！

——2024年9月6日（崔丽丽的日记）

医院是最让她发怵的地方。

很长时间里，她都在自责。尤其觉得，她在这个年龄遇到这种事情，是丢人的。她先是责怪自己为什么喝酒，为什么不知道提防别人。她总觉得是自己的傻，把自己害了。

心理治疗两个月后，她的认知开始转变，不再感到羞耻和自责。她愿意直面这件事，并认识到她没有错。心理医生说，不是你傻，别人要害你，尤其是熟人，你防不胜防。

一天中，总会有一刹那，她会突然像失忆一样问自己，我怎么在家里？怎么没在外面工作？我这是怎么了？随之她想到那件事，心里会“咯噔”一下。

昨天一天情绪低落、苦闷。整个下午和晚上都沉浸在低落中，对未来充满了失望和不确定。不确定自己何时才能好？不确定何时才能不做噩梦？不确定何时自己才能重回从前？不确定何时才能堂堂正正地出去工作？更不确定到底能不能维权成功？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让那帮霸凌者吃个教训？什么都不确定……

——2024年6月24日

一天的低沉后，她索性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黑着灯，开着窗，吹着一丝凉风，听着窗外偶有的车声，感觉一切都不真实。她又反复问自己：我为什么走到今天？我不是在拼命地跑业务吗？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受如此的折磨？

根据崔丽丽的日记和夫妻两人的回忆，那天他们发生了一场对话：

魏浩终于忍不住走进来，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又一个人待着胡思乱想呢？为什么不出去和姑娘一起看会儿电视？”

听他说完第一句，崔丽丽几乎哭出来。“我感觉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出路，我该怎么办？”

“瞎说什么，怎么就没有出路，现在我们不是好好的吗？干吗揪着过去不放过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也不知道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她哽咽着说。

“你呀，就是太相信别人了，太善良了。”

“我相信别人有错吗？我善良有错吗？”她开始吼叫。

“别喊，让姑娘听到了！”他抱着她说。

“我别喊，我憋死算了！”

魏浩也急了，“你喊什么？你怎么这么克制不住自己？”

“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也可以边工作边治病边维权呀，可为什么我做不到，我满脑子都是那些糟糕的事，谁来救救我？”

“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不接受人家的工作邀请？你当然可以边工作边治病？为什么不呢？”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你也想让我出去工作，而不是像一个废人一样等你来养我是吧？”

“我没说想让你出去，我是感觉你瞧不上人家公司。”

“我有什么瞧不上，我都这个鬼样子了，有人愿意给我提供一个机会，我感激。可我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我感觉我对不起人家。”

“那为什么之前那份自动驾驶工作你那么上心？”魏浩问她。

“之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判决没下来时，那是我以为我没被人强奸。可现在呢？我不光是被人强奸确凿了，我还被公司开除了！”崔丽丽发疯似地吼道，“我被人强奸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这如何地让我羞耻到没脸见人吗？”

她继续吼着、哭喊着，光着脚跑出了卧室。可她没有去处，只能跑到另一个卧室，趴在床上，用枕头压着头，小声地哭泣着。她怕把11岁的女儿吓到。

但女儿还是听到了。她哭着跑了进来。“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女儿趴在她身边问。

“妈妈没事儿，妈妈就是有点心情不好，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别担心。”她强装冷静，继续说，“你快去接着复习功课。妈妈去楼上冲个澡，就下来陪你。”

“好吧，我等你，妈妈。”

她到楼上关起卫生间的门，把淋浴开到最大，任由热水冲刷在身上，和泪水混在一起。她一边哭，一边洗，想把所有苦闷、委屈全冲走。她讨厌自己这样。冲着冲着，她平静了下来。

睡觉前，女儿躺在她怀里，握着她的手说：“妈妈，你咋了？你有事情要和我讲哦。”

“妈妈没事了，有妞妞在，妈妈没事的。”

“妈妈，你好香香，我好喜欢妈妈身上的味道”。女儿像小时候一样依偎着她，轻轻说道。

“喜欢妈妈，那就快睡吧，做个美梦。你睡着了，妈妈要去找爸爸道歉，刚刚冲爸爸发脾气了呢。”

“好吧。”女儿满足地睡了，她和往常一样拍着她的背。忽然，她感觉世界是那么的安静。也许是发泄情绪后累了，也许是困了，她竟很快睡着了。再醒来，已经后半夜3点多，她听到隔壁房间丈夫的磨牙声。一切都那么真实，仿佛一切都没变。

有时，她仍然会出现躯体反应。手抖，脖子僵硬，太阳穴发紧，鼻腔发麻，总是如鲠在喉。医生又给她加了一种药，随着症状减轻，再把药物减下去。现在她服用着提神和助眠的三种药物。

随着治疗，再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她心里不再“咯噔”。她觉得自己是能被治愈的。

黑暗信箱

那天晚上，崔丽丽看完《方圆》杂志的文章，她决定站出来，将自己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既然发声，她决定彻底地、无所畏惧地说出一切。丈夫始终站在她那边，他说，不好的言论，不用理会。我们只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相信我们所相信的。

崔丽丽将事发、取证、诉讼、工伤认定等一系列经历制作成短视频，陆续发布。用心理医生的话说，她这是在“主动暴露治疗，也是在自救”。

从她主动讲述以来，喉咙里的堵塞感竟神奇地消失了。在1月10日的视频中，她写道：不屈的意志会带你杀出重围。这天距离她的劳动仲裁案件开庭审理剩下10天。

崔丽丽在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的经历

后台，她收到无数私信。其中，有一个23岁的女孩来信说，去年刚大学毕业，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带她应酬，并在酒后侵犯了她。她报了警。但是面临取证困难。女孩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向崔丽丽求助。连续几天，她每天和女孩聊到深夜，一边安慰她，一边想尽力帮助她。

女孩的经历让她想起日本的伊藤诗织。2015年，26岁的伊藤诗织初入新闻行业实习，遭到山口敬之迷奸。山口敬之是前TBS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并与前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密。2017年，她对其提出性侵诉讼，两年后胜诉。

后来，伊藤诗织将此事拍成纪录片《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崔丽丽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即使经历了这么多痛苦，面对质疑，她仍然对生活怀着巨大热情。”崔丽丽说，反复陈述糟糕的经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揭开黑箱，不只需要勇气。

也有另外一名女性告诉崔丽丽，自己六年前送孩子上拓展班的时候，被教练侵犯。这六年她过得痛苦，也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像有根刺在扎自己。看了崔丽丽的故事以后，她拿着男人在微信聊天里承认强奸她的证据，鼓起勇气报了警。

类似的私信她已经回不过来。她能理解那些女性在向她求助的时候，内心的迷茫和无助。“我不能置之不理。她们讲出这些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

魏浩担心妻子陷在类似的经历中无法自拔。但他又知道，妻子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人生。在内心，他希望妻子回归正常生活，她也可以继续帮助别人，但前提是，她自己生活得过得去，有帮助他人的能力。

她接待身边的人事依旧周到、热情，让人很难想象她经历和承受的一切。她会礼貌跟饭店服务员问好，跟出租车司机道别。“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习惯”，魏浩说，“她会很累。”妻子做任何事都是亲力亲为，比如订票、订酒店、规划路线。只要有她在的场合，她会照顾打点好一切。

视频下面，很多人在评论中说她“勇敢”，但这是她最不喜欢听到的两个字。她说这就是她的性格，一直都很勇敢面对任何事情，遇到比她高、比她壮的男生，欺负其他的女生，她敢拿起椅子砸过去。就算对方是老板，她也不会屈从，不会害怕。她并非因为这件事变得勇敢，她更希望别人看到自己智慧地处理了这件事。

伴随着支持的声音，也有谩骂、诋毁、贬损、谣言出现在评论区或她的私信里。决定发声时，崔丽丽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在更大的痛苦面前，这样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魏浩也支持妻子说出来。他知道，说出来，她心里会好受很多。“就算不说出来，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吗？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说出来？”

他不在乎那些诋毁的声音，只在乎妻子的感受。评论里有人说，这对夫妻肯定会离婚。魏浩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遭受伤害，你还要施加给她伤害？还要抛弃她？更何况，这是你爱的人。

断腿的男人

大马路上，一个矮个子男人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穿梭在车流中。

骑行中，他被车撞倒。但他没有离开车流，而是爬起来继续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后来又一次被撞倒。他不再推自行车，而是使劲往前跑，一刻不停歇。

崔丽丽一直看着他，紧张、焦躁不安。只见男人继续往前跑，再次被车撞倒后，半条腿飞了起来，掉在地上。她能看见飞溅在空中的鲜血。

男人拖着一条腿继续往前跑，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崔丽丽急得跺脚。突然，从后面开过来一辆车，横在马路中间，指着后边的车骂道：你们都他妈的瞎眼了吗？看不见他的腿都撞断了吗？

终于有车辆停下来，有的绕过开走了。没有车再往前走。被撞断腿的男人找到了他的腿，捡起断腿，继续往前跑。

醒来以后，崔丽丽“哇”地大声哭出来。哭声把楼下的魏浩惊醒，他跑上楼抱住她。

这是去年10月，她从北京录完一个访谈节目回家后，在疲倦中睡着后做的梦。第二天上午，她去书房把梦写了下来。

到现在，梦的场景仍然鲜活。对她来说，断腿的男人很有生命力，有人愿意停下来去帮他。车停下来后，他捡起他的腿，敢继续往前跑。

“断腿的男人不就是我自己吗？”她说，这个看似残忍的梦反而让她看到希望。

12月末的一天，又是一次暴露治疗，崔丽丽哭得稀里哗啦的。走出治疗室后，她坐在医院一楼核磁共振室外的椅子上。嗓子像被堵住了，声音略微嘶哑。丈夫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安抚。她看到丈夫眼中的担忧，啜泣地望着他说，没事，我缓一会儿就好。

“大夫说我这周能量还行，所以又是暴露治疗。要是状态不行，他就不敢暴露。”她继续说。

崔丽丽算了算，不算最初的治疗，到目前为止，她一共去了近50次安定医院。回家的路上，她想起丈夫第一次带她去看病，天下着大雨，雨越下越大，雨刮失去作用。

雨水在挡风玻璃上四处胡乱散开，丈夫激动地跟她说：“快！快！快拍下来！你看，咱们这么艰难，依然在前进。”丈夫的乐观一下子把她逗乐了。那一刻，难过的情绪暂时躲了起来。

她问过心理医生，怎么样才能彻底治好自己的病？医生说，经历了这样的创伤，不去直面，可能永远都好不了。那时心理治疗已经持续三个月，她愿意去面对它。心理医生告诉她，随着治疗的深入，有可能那件事情对她的影响会淡化。

但她恐惧淡化，害怕遗忘。于是从去年6月开始，她着手写下过往经历。

我一直想不起来我被侵犯时的具体场景，我无数次逼迫自己回想，因为这样能继续保持我的斗志！我的愤恨！可我又害怕如果想起来后又要承受噩梦连连的夜晚？我又担心，担心这个EMDR（眼动脱敏治疗）会让我不再敏感！会淡化我的愤怒，减轻我的仇恨，我怎么能轻易地忘掉这耻辱呢？

——2024年9月6日

情绪总是困扰她，有时记忆异常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有时她又觉得非常遥远。但明明感觉很遥远，为什么还是那么心痛？

治疗像是一条翻山越岭、升级打怪的道路，越到后面越难。现在讲性侵事件，她已经不害怕。医生说，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要走出去，回到职场，和客户见面，还存在很大的心理障碍。

有关系不错的客户知道这件事情后，联系她出来聚一聚，她果断拒绝了。今年暑假，孔为想让她出门走走，约她一起带着孩子去日本旅游。她把所有工作安排好以后，崔丽丽也答应了，但后来她突然感觉崔丽丽有些退缩。

孔为很了解她。如果她想要走出去，不会让人追着她问，她原本是热情而主动、愿意张罗和安排一切的人。最终这次出行没有实现。

去年11月，崔丽丽试着出去工作。她的遭遇被第一家公司的老领导知道，为了帮她走出来，老领导邀请她帮忙做一天现场翻译。丈夫陪她到山西太原，一切都很顺利。但当她结束翻译，下楼走出电梯时，有人叫住了她。这人是和她有过深度交流的客户，然而她像失忆般，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这次鼓足勇气的出行，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12月的这个阶段，心理咨询治疗在于重建她对人的信任和崩塌的信念。在暴露治疗里，医生让她去想象受伤害的场景，以及她不能信任的人。最初是侵害她的人，接着是其他人。

这次治疗中，她要想象去见客户。心理医生试了好几次，一步一步引导她跨过内心的障碍。但到了客户楼下，她停住脚步，不再往前走，而是退回到了家中。医生说，今天的治疗先告一段落。

她有些气馁，不停跟心理医生说，再也回不到以前了。医生说，你要勇敢地跨过这个卡点，将来，你可以选择回到以前的行业，也可以不回去，但是现在不要回避它。

结束治疗，在椅子上坐了片刻，眼泪已经止住。崔丽丽对丈夫说，咱们走吧。每次治疗完，她都饥肠辘辘，仿佛耗尽全身力量。最后，她选了一家和丈夫经常去的新疆餐厅。饭店里明艳多彩的装饰让她心情放松。

从医院回家的下午，一个学姐去家里看她。大学时，她们关系很好，都是跟随同一个日语外教，两人经常一起练口语。学姐去实习，也会帮她介绍兼职翻译。去年1月中旬，她因为精神恍惚摔骨折的时候，学姐也到家里看过她，但那时她并没告诉学姐性侵的事。学姐后来从新闻上知道，埋怨她没早些告诉她，也鼓励她维权。

见面后，她们最初只聊现在的生活。学姐也是一家汽车零部件日企的科长。聊天中，要处理工作，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回复邮件。学姐的忙碌一瞬间把她拉回到过去，她仿佛看到以前的自己，那种忙碌的生活有时反而让她失去自我。很快，她又弹回到现实，觉得轻松了些，但轻松的感觉又像做梦一般。

学姐问起她被侵犯的事：以前他有没有想要占你便宜的迹象？你怎么就没有发现吗？

崔丽丽回答说，没有。但她的思绪并未结束。她想，如果以前他有，我拒绝了，或者我没有拒绝，那就是我的错吗？我就应该被侵犯吗？

但是如果学姐不问起这件事，她又会觉得，人家也很忌讳，或者回避。这些想法缠绕在她脑中，直到精疲力尽。

离开前，学姐安慰她说，你就把他当作一只苍蝇吧。但崔丽丽不知道，需要多久，她才能如此洒脱对待。

学姐走后，崔丽丽感觉很累。她把剩饭热一热，吃完，便跟丈夫说上楼休息。那时已经是夜里8点。为了夜里惊醒不打扰丈夫，她独自住到家中的阁楼上。她一觉睡到了凌晨两点。

再次醒来后，她体力恢复了许多。到了12月，魏浩明显感觉妻子的状态好了许多，情绪日渐平复下来。不像之前，说话容易激动，然后是痛哭。

她逐渐回到平凡的日常里。早上6点半起床，做好孩子的早饭。丈夫7点半送孩子上学后，她留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家务。不到9点，她走进卧室旁边的书房里，看书，写作，或者制作视频。

如果今天不想看书写字，她会把家里楼上楼下彻底打扫一遍，再把柜子里的衣物整理收纳一番。弄完之后，她的心情会好起来。这些以前她没有做过的，现在成了她最喜欢的、唯一可以为这个家做的事情。

每天晚上，她会陪女儿入睡，跟她聊天，问她在学校有什么新鲜事，有没有什么困惑？前不久的一次家长会，女儿希望她参加。她有些抱歉地说，妈妈不想给你丢脸，并把这件事讲给女儿听。女儿听完后说，妈妈，丢脸的是别人，你又没做错什么。那一刻，她的内心格外平静。

每天女儿睡觉后，夫妻俩会窝在沙发上聊天。内容围绕一天里各自做了些什么，崔丽丽的状态和感受。一路上，丈夫像一盏散发着温暖光芒的明灯。无论去哪，都是丈夫开车陪她。只有一次，治疗近5个月时，在她的坚决要求下，独自乘地铁去了医院。

以她的性格，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斩后奏，后来才告诉丈夫。但丈夫会说，你做得很好，我有时间一定会陪你。有时候，她觉得丈夫的陪伴不仅成了她的依赖，也觉得有负担，占据丈夫太多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不能抽身做自己的事。但丈夫说，妻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第二次高考复读时遇见。大学以后他们发展成男女朋友，一直到今天。

去年12月25日，是他们1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崔丽丽买了蛋糕，丈夫买了鲜花回家。她没想到丈夫会买百合，而且那么大一束，很耀眼。他想给家里增添些不同的色彩，能给妻子带去好心情。

晚上她做饭时，丈夫开始捣鼓鲜花，把它插进一个最高的花瓶里。妻子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时，他在心里念道：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她跟丈夫说，风风雨雨的，咱俩也走过15年了。丈夫说，对，这不都熬过来了吗？

生活对她来说，还是有着绝对的吸引力。尽管她身上仍然有种说不清的犹豫，仿佛还在等待生活重新开始。

当她再次走出家门，冬日阳光从碧空中洒下来，在她的眼中，在与她擦身而过的人们或轻盈或沉重的步伐中，在沉寂与喧嚣中，在汽车、大巴、货车的川流不息中，在欢庆声中，在闲聊声中，在头顶上一架飞机发出的呼啸声中。这里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芝士蛋糕，还有十二月的这一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魏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