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对于四处旅居的著名作家棉棉来说，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更是她记忆中的一个坐标，“走在全世界每个角落，我都会寻找这里与上海的关系”。

棉棉新作《来自香海的女人》近日出版，并入选作家出版社2024年度好书。棉棉说，这就是她写给上海的“情书”，书中满载着她的青春梦想、成长故事。

棉棉的作品至今已被十几种语言翻译出版，代表作有《糖》《熊猫》《失踪表演》等。除了写作，棉棉还涉足当代艺术、电子舞曲、电影领域。

棉棉曾说：“任何一个喜欢文学的人都不会放过上海。”那是棉棉的家乡，更是她精神的乐土。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棉棉表示，《来自香海的女人》完成后，她感到一种释然，仿佛对上海的万千情愫得以暂时安放，“终于能够启程，去书写新的故事篇章”。

跨越二十多年成书像是一个“创作总结”

《来自香海的女人》非常具有“棉棉风格”——语言跳跃而复古，迷离且诗意。小说由三个平行结构构成：本世纪初各种派对文化中的上海、虚拟黑色电影故事中的上海，以及主人公被困在欧洲时，她回忆中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海。这些不同版本的上海在文字的叙述中平行向前，旋绕铺陈，直到命运将“来自香海的女人”引向一个类似电影《卡萨布兰卡》般的南亚某个地点。

棉棉说，将上海称为香海，其实与嗅觉无关：“香海的意象，类似刷牙时感觉到了那一点点薄荷……我觉得它完美地解释了我对虚构和真实的探索和感受。我一直以为香海这个词是我发明的，直到有一天，一个摄影师朋友给我发来一张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照片，照片的图说里就写着香海两个字。这对我来说，是种奇妙的缘分。”

棉棉表示，《来自香海的女人》这本书的写作跨越了二十多年，“我总是在写上海，上海太难写了，要写出她的多重性特别不容易。我的每本书都花了很多年，但这本新书，是我对上海印象的深情拼贴与总结。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将这座城市的灵魂融入文字？我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休息、再实验，最后呈现出来是这样的，自己觉得还算满意。希望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以随意翻开任何一页开始阅读。我希望他们相信自己。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充满了爱与感伤。我相信那些稍纵即逝的快乐教会了我有关生活的一些真谛。我也希望，未来，当人们谈论起上海时，人们在谈论的是那个由我们的爱与天真创造的时空，而不仅仅是如今人们在谈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样。”

在《来自香海的女人》中，相同的场景和对话会反复出现，并在不同的叙述之间被引用，由此渐渐创造出一组进行中的平行世界。棉棉解释说，在这本小说中，香海是某段时间的上海，“我用很多年来理解它，一些经典的场景和对话被我一而再地重复使用，它像一个不断升级的‘赛博空间’，也像生活本身，但是更加极致。”

作为女性作家，棉棉心目中的“香海”，还有一层表达，就是代表着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那种状态：“对我来说，上海是很有女性气场氛围的，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也可以看到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力量。因此，在我的书写中，也希望一个很有思想的女性在谈论感情的时候，语言不仅深邃有力，更具有某种维度。”

也有过疑虑，担心“流水账”写法能否为读者所接受

《来自香海的女人》中的第一条线是本世纪初各种派对文化中的上海，棉棉尝试了一种似乎很“流水账”的写法。她坦承自己也有过疑虑，担心读者能否接受：“这么直白的写法，没有文学的修饰，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就这么把它放在第一章节作为一条线吗？后来，我还是决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文字有它的能量。这种写法的确是一种冒险，会有人认为我是在写日记，但这确实是我想要尝试的小说笔法。”

对于小说中的多线叙事和平行结构，棉棉表示，虽然看上去好像很随意，但实际上有着审慎的布局。“我对于一个逗号、一个句号都有斟酌。这本小说的构思非常清晰，而且花了大约八个月的时间不断修改。我签约的外国出版社了解我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们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翻译。对我来说，修改是一种放松，让我能够静下心来。”

曾经很迷恋“线性故事”的棉棉，这次选择了多线叙事，对于这种变化，她解释道：“我曾经在采访中强调故事的重要性，那时我对线性故事情有独钟。但是，我现在渐渐开始明白一件事：在所谓的线性故事里，一定有一个很现实、完整、饱满的描写，比如说，详细描述一个角色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这样的叙述才能被称为线性故事。但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作者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讲清楚了。可事实上，生活中有大量的东西，它是没有着落点的，是落不下来的，在虚无中飘着的。我认为心本身的功能就是迷离的，人往往需要去调动这个迷离和控制这个迷离。线性故事不迷离，什么都讲明白了，这种‘清晰的逻辑’，反而有可能把读者导向某种对生活的误解。”

虚构和真实，结合在一起特别好看

虽然是小说，但《来自香海的女人》里面很多文化名人，全是以真名亮相。棉棉说：“涉及真人的部分全都给他们看过，得到了许可。让他们真名出现，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可爱了，应该要写在我的书里。”

回忆起青春岁月，棉棉坦承现在会觉得曾经的自己有些贪玩，浪费了不少时间，“但那段时光又充满活力，每一天都像是新鲜的冒险，洋溢着无尽的新奇与激情。每天经历的，总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棉棉在《来自香海的女人》中塑造的女性角色，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她们似乎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脱离了真实中的琐碎，存在于一个充满虚构与梦幻的时空。对此，棉棉强调，虽然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试图传达的是一种东方哲学的精髓——有与无并存。”

在棉棉看来，虚构和真实结合在一起“特别好看”——“文学是什么？我觉得文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目光，你看待事物的一种目光。你对这个目光是有觉知的，你知道你这个目光是一个文学性的目光，虚构就是在这种文学目光下产生的一种东西。虚构是一种能量，是一种口味，是一种调料。我在书中加入这些调味品，旨在让读者感受到爱——这是我最希望他们体验到的。如果只是写散文，那未免太过平淡。我更希望读者通过人物的对话，联想到自己的生活，从而感到温暖，放松心情。我想让他们领悟到，存在与非存在，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和解。”

旅居在加德满都，没有多少时间写作

从2017年开始，棉棉到过普罗旺斯、柏林、荷兰，还在罗马附近的一个中世纪村庄住了三年。现在，她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也已经居住两年多了。棉棉表示，小说中的第三条线，实际上写的是这些年旅居的心境：“为什么我要用文学来表达？如果不用文学来表达，有些感受非常容易变成一种抱怨。我不是因为某个地方对我好、让我舒服才去，而是因为某个地方能够给我带来灵感才去。所谓的灵感，也不是指给我写作带来灵感，而是能让我有感觉，让我思考生活。”

在加德满都，棉棉住在中世纪的村庄里，去一个报亭都需要翻山越岭。“于是我变得很宅，因为出门要麻烦邻居，可我的邻居都是老人。那个地方像仙境一样，但同时又像是在冬眠一样，缺乏生机。有一天晚上，我收到好朋友去世的信息，但我当时连哭都哭不出声音，因为太安静了，我如果哭，隔壁绝对听得到。”

棉棉感觉，这些年的旅居生活，跟在上海时的生活非常不同。“在上海，我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写作和各种创意工作。但是，搬离上海之后，我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写作，因为我几乎需要重新学习所有的经验，尤其是与人相处的经验。我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性。我曾经最害怕的，就是在人群中我不再具有特殊性。这些年，我周围的人不在乎我到底是干吗的。”在这种变化中，棉棉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你问我怎么回忆过去的？肯定不全是快乐的回忆。我的回忆，是无数条线穿出去再收回来、穿出去再收回来，在同一个时刻又会有很多个点、很多条线，而且我没有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文学，因为文学是多面的，在同一个时刻，能提供给你很多的点、很多的面，分析出来给你看。但是，当我们在现实中的时候，有时候是看不到那么多东西的。”

有一次，棉棉的一个朋友来加德满都的村庄看望她，棉棉和他谈起自己在上海有那么多朋友，但是住在小村庄一两年以后，大家都不怎么理她了，“我在想，以前那些我身边的人究竟是谁，真是我认识的他们吗？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做我的朋友？朋友说，你不需要知道他们真正是谁，因为你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群有趣的人，这就是你的生活，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我听了以后回应他：‘但是我想理解他们。’所以，我在《来自香海的女人》中想要讨论的，很多是我们跟故事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停摆”之后，开始理解生活

在小说中，棉棉摒弃了线性叙事，在近年的生活中，也同样不追求线性的生活节奏。在欧洲生活多年后，她发现当地人的生活也是线性的，“他们会安排六个月以后的周末去干什么，我受不了这样的‘线性’生存，于是离开。”

棉棉的女儿现在在英国工作，棉棉笑说觉得女儿变了：“我过去总是给予女儿最大的自由，只在旁边默默地提供建议和保护，像她报考专业这些，我都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在伦敦工作，我建议她去加德满都旅行时，却发现她真的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她计划去加德满都的行程要提前半年，做什么都要精确计划。她是在南锣鼓巷长大的，我给她的建议就是多回来，我说你要找回你的北京，认识中国朋友。我一直在告诉她东方的哲学概念，希望让她有更多的觉知，从而对东西方文化能持有客观的理解。”

听棉棉聊天，会发现她的思维异常活跃，脑海中每天都在“演戏”，真实和虚构交织。而《来自香海的女人》也像是一部剪辑得迷离而富有文艺气息的影片。棉棉笑说电影对她的创作影响太大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很多的电影，身边的城市也在经历着变革。我身处变革的中心，常常会在电影中寻找生活的影子，在日常生活中又寻找电影的情节，渐渐地，生活与电影的界限变得模糊。看到电影演员们全情投入，以至于分不清戏里戏外，我们会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实际上，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看了太多的电影，感觉生活也太像电影。”

棉棉将她在中世纪村庄的生活比作“时间的停摆”。她描述说：“我开始反思过去，更多地关注生活中的人。当你开始理解生活，你就会意识到人是活在命运之中的。”

不尝试新事物，我会感到不安

除了写作，棉棉多年来还担任艺术顾问。这一职业为她的写作带来很多灵感，“受此影响，我的写作常常不自觉地玩一些概念。尽管当代艺术中不乏无聊之作，但仍让我们能够从多角度审视世界。同时，我又在学习东方哲学。我觉得东方哲学教会我们的，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我的感悟，是应该有一个对自己好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无条件的爱，这种爱并非表象，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表现这样一种存在。”

棉棉笑说现在的自己越来越平和，已经不够酷、不够先锋了。尽管如此，棉棉在文学创作中，仍然对文学实验充满热情，“如果不尝试新事物，我会感到不安。我希望我的作品中依然有先锋性。我不会迎合市场，不妥协。”

棉棉的文字总是充满能量，但她坦言创作危机感一直伴随着自己：“我总是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但一旦完成，我又不禁会嘚瑟，心想我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感到一种危机感，我从没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握语言。因此在写作时，我需要极度的宁静，一次又一次地沉静下心来，彻底放松。”

对于“曾经有200万粉丝”的棉棉来说，她希望《来自香海的女人》能“找到”老读者，“让他们看到我的变化，因为这样对他们的生活或许也会有启发。对于新的读者，我觉得不需要看我以前的书，只需要看这本书，或者看我未来的书。”

棉棉将每一本书视作一个新的世界，她对过往的作品并无太多留恋。她说：“我从不认为过去有什么了不起，反倒是我的未来，尤其是我的下一本书，会更好看更有魅力。《来自香海的女人》对我而言仿佛完成了一项使命，有种‘你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你得写，你不写，被人家乱写怎么办’的念头。或者说，我对我的读者还有一种使命感。但我感觉，这些负担都卸下之后，我的写作可能会更加轻松、开心。”

文/本报记者张嘉

摄影/刘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