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皇帝做决策时，垂询的方式是什么？与别国的交聘关系的变化？

“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在处理某些事务时，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决策，也可以向其他人员咨询再做出决定。那么金国皇帝在无法自己进行交聘决策时也会向官员进行咨询，根据官员提供的建议，皇帝最终做出决策。

这种方式，也就是皇帝通过“垂询”的方式，来获得相关交聘事务的资料与建议并最终做出交聘决策。天辅二年（1118），马政出使金国，与完颜阿骨打商议共伐辽国一事，阿骨打与粘罕（完颜宗翰）、阿忽、兀室（完颜希尹）商议数日后“遣使同马政”前往宋朝。在经过讨论后，金国作出了遣使与北宋建立交聘关系的决定。

大定十年（1170），夏国国主李仁孝上表金世宗，希望能够将国家一分为二，将另一半送予大臣任得敬。金世宗就此事“问群臣”，《金史·西夏传》记载“世宗以问宰相”。关于这一问题“群臣多言此外国事，从之可也”，也就是大部分的官员认为此事无需详细调查，听从西夏自己决定就可以了。皇室外戚、时任尚书令的李石便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事系彼国，不如许之”。而纥石烈良弼与金世宗持同一观点，认为西夏“劫于权臣耳”，“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从”。

金世宗甚至提出“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也就是说，如果夏国王无法阻止任得敬窃国之举，金国就要发兵帮助夏国阻止任得敬窃国。金世宗最终下诏给夏国主，表示要遣使询问让国一事并“却其贡物”。大定十一年（1171），高丽国王王晛上表，打算把国王王位让给其弟王晧，“大略称先臣楷遗训传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问宰执”。

此时的丞相纥石烈良弼认为“让国非王晛本心”，并提出了此事的四个疑点，“晛止一子，往年生孙，尝有表自陈生孙之喜，一也”。右丞孟皓认为“当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当遣使封册”，这一观点基本与西夏让国任得敬一事大部分的臣子意见是一致的，也就是不深究真假，由其国家自己决定。最终金世宗“却其使者，而以诏书详问王晛”，同时派吏部侍郎完颜靖为宣问王晛使。

完颜靖在高丽根本没有见到王晛，询问的诏书也是交给了王皓，并带回了“晛表附奏，其言与前表大概相同”。金世宗以此事再“问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既然已经收到了王晛的让国表，那么也就可以同意其请封了。此时，丞相纥石烈良弼也不再坚持之前的观点，其与平章政事完颜守道认为可以等王皓“祈请”之后即可行册封之礼。

西夏王的“让国”和高丽国王的“让位”，这两件来金交聘事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双方都存在将国家最高权力进行转移的要求，但是西夏的“让国”是让与臣子，而高丽的“让位”，则是让给自己的弟弟。

对于西夏，是从此与金国的交聘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以后不仅有个西夏国，还有个任得敬势力，将会与金国进行交聘往来。而实际上，大定八年（1168）李仁孝所遣的谢恩使已经以任得敬的名义给金国带来了礼物，只是金世宗并没有接受任得敬的礼物。这次的“求封”，正是任得敬对金国进行的再一次的交聘试探。对于高丽，即使由王皓为国王，双方的交聘往来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尽管金世宗与部分臣子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并都曾经采取过相关的交聘行动，比如说派遣使臣、拒绝对方来使等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金世宗显然对于西夏“让国”的问题更为重视，乃至提出要出兵干预。

最终“夏国以诛任得敬遣使来谢，诏慰谕之”，最终西夏国王自己解决了任得敬问题，不仅用不到金国派兵处理，连金国询问此事的使臣都还没有出发。而高丽最终是王皓即位，即使“赵位宠求以四十州来附，其表果言王晧弑其兄晛”，但是金世宗也还是承认了王皓的地位，不仅没有影响双方的正常交聘往来，还帮高丽抓住了赵位宠派往金国的使臣徐彦等人。

大定十四年（1174），完颜璋为贺正旦使出使南宋。此次出使，发生了宋人因不同意皇帝起立接受金朝国书的“就馆夺其国书”事件。宋人夺书事件发生以后，金世宗以梁肃为详问使前往南宋进行询问。这时，金朝群臣“众议纷纷，谓凡午年必用兵”，有人认为这一交聘事件，代表南宋对金的交聘政策有可能发生由“和”向“战”的转变，而如果南宋有意挑起兵端，那么金也要考虑对宋交聘政策的变化。

结果，梁肃出使南宋后，与南宋交聘活动正常进行，宋朝皇帝起立接书，“如旧仪”，一场几乎引起两国战争的交聘事件烟消云散。随后，宋遣张子颜、刘崈为祈请使出使金国，“祈请”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更改南宋皇帝亲自起立接书的“授书仪”仪式。“帝意未决”，于是“上与大臣议”。

纥石烈良弼认为“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恩赐亦已多矣。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礼则认为“不从所请，必至于用兵”。金世宗采纳了纥石烈良弼等人的意见，并对石琚等说“卿等所言，非也。所请有大于此者，更欲从之乎”。不能因为害怕发生战争而在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谈判中一味让步，最后金宋的“授书仪”仪式“终不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