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孝”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里，“孝”无疑占据着关键地位。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孝悌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等经典表述。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悌行于家，则仁恩可推于外，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秉持的基本伦理信念。“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我们理应深入透彻地了解其历史演变进程。

原始的孝观念

甲骨文“孝”字反映了商人的孝观念。我们翻阅商代文献，对于其孝观念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尚书·太甲上》云：“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尚书·太甲中》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等等。从这些材料来看，在殷商人的心目中，逝去的先祖并没有变成虚无，而是在冥冥之中注视着后人，故而对先人的孝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由“奉先思孝”一语可知，商人的孝主要指事奉先人，而非孝敬在世年老的父母。这种“追孝”不是殷商人专有的发明，而是一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事神传统。孔子曾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夏代就是把孝敬鬼神放在极端重要位置的。对在世父母的孝要让位于对先祖鬼神的孝，这是注重鬼神的时代通行的道理。由此可见，夏商的孝观念，属于神本文化的范畴。

商人如此孝敬鬼神，当然是相信鬼神能给他们以福佑。《尚书·西伯戡黎》记载商王纣在西伯戡黎的时刻还有恃无恐，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以为鬼神可以保佑他江山稳固。然而，周武王军队的征讨和奴隶的倒戈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鬼神并没有保佑他永享君王之乐。这个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世人对鬼神的信仰，人本文化取代神本文化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孝观念的转型

周人的文化较早地从神本转向了人本。《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周文王时期周人已经注重现实生活着的人了。文王能修明自己的德行，慎用刑罚，周恤穷民，不轻侮鳏寡，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显明此道于民，这正是他取得上天欢心、享有天下的资本。周人还不敢完全抛开上天，而是通过敬德、务实而博取上天的欢心。这说明周初的政治家们不像殷人那样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鬼神身上，而是放在现实的人身上。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周对殷商的胜利可以说是先进文化的胜利。

结合孝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周人把孝从孝敬鬼神转为孝敬在世父母了。《尚书·康诰》云：“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诗经·蓼莪》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显然，周人论孝其注意力是在现实的父母身上。孝观念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在这场文化变革中，周朝的圣人周公旦曾经制礼作乐，把这样的一种文化给制度化了。

孔子虽然是“殷人”，但对于周公所作的周礼大加赞赏：“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甚至把能否梦到周公作为自己身体是否仍然健康的标准。孔子这等明哲之人，其在世时就受到“天纵之将圣”的赞誉。他如此崇拜周公，本质上是对一种文化及其缔造者的崇拜。

善事父母为孝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继承并光大了注重人事、人本的周文化，这在孔子的一些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论语·先进》云：“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前所述，事鬼自然与夏商时期所推崇的孝有关，孔子把事人放在事鬼之上，显然是对周初所倡导的人本文化的孝观念的坚持。儒家后学顺此道前行，并把它不断细化。《礼记》中关于如何孝敬父母的礼仪给人们规定了善事父母的标准。

在中国最古老的词典《尔雅》中，“孝”字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这一定义，可谓极精练，因其极度精练故而可解释的余地很大，所以一直续用到今天。《辞海》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几乎与《尔雅》的解释完全一样。

“孝”字的这一界定要义有三：一是就行为主体说，特指子女，非子女之行不得称“孝”。二是就行为的性质说，是“善”或“善事”。子女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很好的、尽心尽力的，自己觉得好且别人也认为好的行为，才称得上孝。三是就行为的对象说，善待或善事的对象只能是父母，且应该主要是指在世的父母；善待父母以外的其他人再好，也不得用“孝”字称之。从《尔雅》成书的时代起直到今天，在国人心目中，“孝”字就是这么解释的。

《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给我们展示了《尔雅》中未说到的内容，即，“孝”是个会意字，上半是老字的省写，下半是子，意思是子能承扶、负担年老的父母。因此，“孝”字的本义无论在《尔雅》中还是在《说文解字》中都被界定为“善事父母者”。显然，这一界定有着现实主义的人本意义。

到了汉代，“孝”字的本义被突破，孝的范畴进一步扩展至泛指善事任何年龄段的父母，甚至扩展至善事父母的象征物。善事父母进而变成以顺为善，父权的最大化得到了孝文化强有力的保障。人们耳熟能详的“二十四孝”中“黄香温席”“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把孝的义务给到了天真烂漫的孩童身上。儒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使得社会伦理成为以孝为根基的伦理，使中国的孝文化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充满现实关切的世俗文化，并有效作用于政治伦理。

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的“孝”

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把孝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孔子及其弟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论语·学而》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则把与孝相关的“父子有亲”作为“五伦”之首，列于“君臣有义”之前。秦汉之际的《孝经》则把一切美德统统置于孝德之下，认为孝是包括忠于君主在内的一切道德的基石。此后，孝真正被确立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元德”。

《孝经·广扬名》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礼记·大学》也强调“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给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汉实行“举孝廉”，具备了孝的德行和名声即可被推举出来做官。这一政治制度的实行，使孝备受重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孝成为世俗道德和文化的最高标准。

孝之所以成为传统道德的“元德”、中国文化的基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然亲情。人莫非父母所生所养，父母慈爱子女，子女敬爱父母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因人际的第一亲情以及人性之中必有的道理而立孝之伦理，人人都愿意接受。其二，人的文化寻根意识。《礼记》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们皆有报本返始、不忘其所自出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与人皆从先祖、父母所出的客观事实结合在一起，孝成为最受推崇的美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是反映了人们重根的文化意识取向。其三，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客观需要。任何伦理道德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家国同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要维系社会秩序，就必须首先维系好家庭的秩序。在所有的伦理和道德之中，孝恰好最能实现这个功能。由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孝，不仅仅属于家庭伦理，也必然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传统。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焦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