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那篇文章，掀起滔天巨浪，汪东兴：砍旗之作

198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一段难得的“蜜月期”，美国甚至同意格鲁曼公司把F14战斗机卖给我国。当时，这款战机可是世界顶级的舰载战斗机，曾数次在模拟空战中力压美国空军的F15。

为了做成这单买卖，格鲁曼公司是煞费苦心，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很有我国特色的战机LOGO，而LOGO的最下方则有一行醒目的汉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问：惊不惊奇？意不意外？

连太平洋对面的美国人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雄文。

1978年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时，主要作者胡福明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他知道自己的这篇文章肯定会造成很大影响，但却没想到这影响会是滔天巨浪。汪东兴对此文的评价甚至是“砍倒红旗之作”。

那么，这位胡福明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当初为何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呢？

哲学老师

胡福明是无锡人，出生于1935年，家里有3亩地，外加租的1亩半，得养活一大家子8口人。

他小时正赶上抗战，每年春天，家里就没米下锅，只能挖野菜，就着米糠凑合过日子，夏天也好不到哪去，靠南瓜充饥。

1941年，胡福明上了小学，因为买不起煤油，每晚只能借着豆油灯看书。小学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初中，父亲只能让他去镇里的初中班读书，学费是半年一石米。

就这样，上了一年之后，胡福明再也交不起学费了。就在此时，镇上的一个小学老师用自己的工资帮他出了后两年的学费。胡福明后来得知这位老师原来是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解放，感念我党恩情的胡福明参加了革命，并在9月入了团。1952年，在政府资助下读完正式初中的老胡考上了无锡师范。

那时候，读师范有很多好处：学杂费、书费、住宿费都是公费，吃的还好，晚上读书有电灯。过惯苦日子的胡福明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所以，学习更加勤奋，还当上了班长。

1955年初，师范毕业的胡福明双喜临门，不但入了党，还被组织分配到江苏总工会工作。虽然上了班，但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用，仍然每天都坚持学习，除了游览了几次南京的名胜古迹，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55年夏天，为了给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国家下通知，要求机关里有高中文凭的青年干部积极报考大学。胡福明看见通知后，赶快向领导提出考大学的申请。而领导对他的决定非常支持。就这样，胡福明参加了考试，志愿报了北大的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

俗话又说“功夫不负苦心人”。8月底，北大中文系把胡福明录取了。

工会的领导很高兴，很快就批准他去上北大。同事们和老同学们知道胡福明家里穷，就主动提出来每月给他家里寄钱，好让他安心读书。这让胡福明很感动，所以，他一辈子都说自己是党组织一手培养起来的。

到北大报到后，胡福明拿了全额助学金，选了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他觉得学新闻，可以多接触社会、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更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但读着读着，胡福明改行学了哲学，因为他发现要当个好记者，必须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紧跟形势，了解人民的真正心声。

不得不说，这胡福明真是学霸级的人物。

1959年夏天，他从北大顺利毕业。系领导又把他推荐到了人民大学继续深造，希望把他培养成党组织需要的理论干部。胡福明也没辜负组织的期望，在三年后顺利从人大哲学研究班毕业。之后，他主动要求到南京大学，负责哲学教学工作。

1966年是“特殊时期”的开始年。

为了响应“开门办学”的号召，南京大学把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系进行合并，并搬到了离南京100多公里远的溧阳分校。胡福明是分校党总支的委员之一。

6月2日上午，胡福明从广播里得知北大贴出来一张“大字宣传品”，内容对校党委和市委颇有微词。

可他万万没想到与此同时，自己所在的溧阳分校也贴出来一张类似的“大字宣传品”，内容对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十分不利。

这天晚上，分校组织了党员大会，学哲学的胡福明是个敢说的人，在会上发言力挺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分校党总支也支持他的观点。大会结束后，各年级开小会进行辩论，驳斥了贴“大字宣传品”的那些人。

然而，一个礼拜之后，省里派来一个工作组，宣布分校有人闹事儿，然后全校师生就被车接回了南京大学。

刚一进校门，胡福明和一些同事就成了“坏分子”。

决心

在成了“坏分子”之后，胡福明也没想到才过了一年，自己就没事了，只是被批评犯了严重错误。

这是为啥呢？

主要是托了他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的福，根红苗正。另外，原来那帮给他扣上“坏分子”帽子的人在他的发言稿里怎么找，也没找到不妥言论。

这下好，敢说话的胡福明一转脸又成了南京大学里两大对立组织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是，人间清醒的胡福明都拒绝了，当了“优哉游哉”的“逍遥派”。这看上去美，人畜无害，也没有什么把柄，但胡福明的内心是极度痛苦，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啥。

1976年，南京大学师生自发组织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个坏人”的运动。仍然冷眼旁观的胡福明忽然感觉自己看清了时局，当初的疑问马上就要有答案了。

他的预感是对的，不久之后，“四个坏人”落网，“特殊时期”结束。胡福明心里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他不再当“逍遥派”，而是极投入到揭露和批判“四个坏人”的运动中。同时，他知道拨乱反正的时候到了。

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四个坏人”的大会。敢说话的胡福明又是第一个起立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京大学校刊上，他笔耕不辍，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观点犀利的文章。

可就在此时，“两个凡是”出现在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学哲学的胡福明立刻发现了此文的核心错误，那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他有了写一篇针锋相对文章的想法。

可是，一直敢说话的胡福明犹豫了。他琢磨自己因为敢说话，已经当了一次“坏分子”，他担心这一回如果写出这篇文章，后果可能更严重，还会连累其他的同志。

为此，胡福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期间，他既不敢跟同事讨论，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最后，他下定决心，就算进监狱，自己也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同时，他把文章的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时，胡福明的爱人正生病住院。于是，他把一大摞书和资料带到医院，每晚陪护时，就把医院走廊的长凳子当桌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查询理论依据。到爱人出院时，他已经整理出上百条理论依据，写出了2000多字的大纲。

写初稿的时候，南京正值炎热的7月。胡福明的家住在筒子楼，一层有七、八户，孩子们则刚放暑假，经常在楼道里上蹿下跳。可就在这种环境里，胡福明的思路却越写越清晰， 10几天就写完了8000多字的初稿。

8月初，感觉自己“元气满满”的胡福明又把初稿修改了一遍。可写完之后，要找谁发表呢？

雄文

1977年5月，胡福明参加过一次在江苏省党校举办的省理论界研讨会，并进行了精彩发言。

间歇时，通过朋友，他认识了《光明日报》的记者王强华。王强华告诉胡福明北京有些同志的观点和他很相似，并建议他给《光明日报》投稿。这算是约稿，但两人并没有确定题目。

所以，胡福明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立刻就想到了王强华。

胡福明 和 王强华

9月初，他把稿件寄了出去，然后开始了忐忑的等待。可过了好几个月，都没任何回音。这让胡福明心里更没底了。

在煎熬了几个月后，《光明日报》在1978年1月下旬终于给他回信，并寄给他稿子的几份大样，随附的还有王强华的一封信。在信中，王强华说稿子可以用，但建议他把文章修改得温和些。

在此后的3个月里，胡福明对稿子又修改了几次，但仍旧没有发表。到了4月，王强华来信建议他把稿子改得更有战斗力。这前后矛盾的建议搞得老胡一头雾水。

于是，他干脆借着月底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与王强华直接沟通。那段时间，报社都是上午给他送来清样和修改意见，他改完后，报社晚上再拿回去。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的总编杨西光同志还亲自去看了胡福明两次，并表明自己坚定支持拨乱反正，同时也告诉他稿子正在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杨西光

其实，胡福明的稿子在高层已经引起了争论。总设计师高度赞扬了这篇文章，而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位老同志则持不同意见，尤其是汪东兴同志，他知道这篇文章是针对“两个凡是”，所以甚至说这篇文章是“砍倒红旗之作”。

最后，在总设计师的支持下，这篇经过《光明日报》编辑、经过中央党校修改，最后经过胡耀邦同志审定的雄文终于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中央党校的内刊，不过，题目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转天，《光明日报》将此文发表在头版。

后来，胡福明得知“唯一”两字是杨西光等三位同志加上的。所以，他始终没有把这篇雄文归功于自己，而是一直坚持此文是集体的智慧。

这篇雄文在发表后，可以说在当时的我国思想界掀起来滔天巨浪。

此文如一枚精神原子弹，在刚刚步入新时代的我国引爆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很快，祖国大地遍吹改革春风，东方雄狮再踏征程。

2023年1月2日，曾经“捅破了天”的胡福明教授去世，高寿87。但他的名字将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一起永载史册。

素材来源：
【1】“改革先锋”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
每日经济新闻2023-01-02 15:04
【2】“捅破了天”的胡福明
2018-12-19 05:29百姓生活
【3】胡福明 一篇文章推动历史的转折
2019-09-10 07:22旗帜文摘
【4】两百多高级干部开会讨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华国锋检讨
北晚在线2018-12-20 09:28

点击，看更多深度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