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发展”专题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4年12月2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及China Economic Journal联合主办的“制度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外多位知名学者，围绕制度、战略、基础设施、技术进步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旨在探讨制度与发展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联系，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席天扬主持研讨会。

与会人员合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晓燕教授致开幕辞。雷晓燕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Daron Acemoglu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贡献，这引起了很多学术讨论。制度与发展的关联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相当重要的主题，值得认真探讨。雷晓燕特别感谢了各合作单位的支持，并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推动学术界对制度与发展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雷晓燕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报告了与张梓桐、刘宇轩合作的论文“Institution vs. Strategy: The Determinant of Development Success or Failure”。文章探讨了经济发展成败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尽管制度的内生形成过程和影响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但今年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未能揭示制度形成的根本决定因素，也没有揭示到底什么制度影响了经济的繁荣。文章对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并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选择了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文章通过“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CAD）和“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CAF）的对比，分析了不同战略对资本积累、技术转移、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Niehaus中心博士后研究员Theo Serlin对文章进行了点评。

林毅夫教授报告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罗兆天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席天扬以“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from a Game-Theoretic Perspective”为题进行报告。报告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介绍了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5）的理论模型，探讨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结果。非民主制度下的富人由于承诺问题，往往无法有效转移资源，导致社会效率低下。而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承诺机制，能够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解决富人的承诺问题，从而避免革命的发生。然而，民主制度的巩固也面临挑战。报告还分析了这一理论模型所隐含的需进一步考量的前提假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济冬对文章进行了点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江深哲报告了与林毅夫、汪玲合作的论文“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通信等）能够提升生产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然而，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规模较大，可能挤占私人投资。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加速企业家财富积累，并放松企业未来的融资约束。文章还展示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选择性影响，指出高生产率企业的投资被“挤入”，而低生产率企业的投资被“挤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王轩对文章进行了点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章奇报告了与Xican Xi、Xiaolu Zhao合作的论文“In the Shadow of Strong (Local) State”。文章探讨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强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压制生产要素价格（如劳动力、土地等）来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吸引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劳动收入的下降，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能力较强的地区。文章通过实证数据展示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为，指出强地方政府往往能够通过压制土地补偿和劳动力成本来吸引制造业投资。然而，这种政策虽然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劳动收入的下降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尤炜对文章进行了点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耿曙报告了论文“Technological Cycle Time and Leapfrog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Case of China’s Economic Catch-Up”。文章从技术周期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追赶的成功经验。技术可以分为长周期技术（LST）和短周期技术（SST）。长周期技术通常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集中的研发投入和较慢的市场回报，适合由国家主导的国有企业（SOEs）来推动；而短周期技术则具有较低的进入壁垒、分散的研发投入和较快的市场回报，适合由私营企业（SMPFs）和外资企业（FDIFs）来推动。文章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了不同技术周期与产业政策的匹配关系。例如，中国在1950年代通过国有企业推动长周期技术的发展，而在1990年代则通过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推动短周期技术的进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梅亮对文章进行了点评。

本次研讨会通过多场精彩的报告和讨论，深入探讨了制度与发展在经济研究中的核心关联。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是未来经济研究的重要方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席天扬助理教授对各位参会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强调此次研讨会对于学者开拓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交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