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诺奖得主科斯说：“中国缺乏思想的市场”。
欲创造出“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思想市场，显然离不开一国之大学的潺潺培育与浸淫——若言我们今日思想之匮乏，或许，就是主要源于我们缺乏更多有思想深度的大学。
历史的诸般模样，却并非从来即是如此。
就像大学之于中国，亦不过百余年历史。当西方文明产物的大学，披着宗教的外衣，开始矗碑耸塔于古老文明的东方时，国人亦无法否认，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泉源的教育，真正步入现代文明的开端。
思想开放、灵魂自由的血脉，因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让中华文化在沉渣泛起中吐故纳新，重焕生机。
“新文化运动”、皇朝退位、民国建立、击溃外敌、人民共和、改革开放……这些不可逆的历史轨迹中，大学教育、思想及文化的人文支撑作用，也是显而易见。
没有自古而今的文化传承与教育递进的国度，显然难以立国；没有思想灵魂之源头的大学，同样无以支撑精神维度的丰满，也难让古老国度的文化走向永以为继。
思想之市场、大学之精神，显然无法在“一元化”思维中熔造出炉，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互补性、激荡性，才是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
我们历史性的选择了“改革开放”，因为，它代表了历史与社会规律的必然回归。因而，丰富多元、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思想，理应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中，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和立足之处。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样的大学校训，虽然已随着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消散，而成了记忆的断碑，但却重新成为当下的人们，时时津津乐道念及的一段短暂却难以湮灭的历史。
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消散于1952年的“燕京大学”。
多年来，对业已消逝于中国教育史、文化史长河中的燕京大学，仍然抱以深情关注的青年学者陈远，其以文字的形式，在《燕京大学：1919-1952》这本书中，让我们于断残的燕大史碑上，重温了一段中西文化汇聚、激荡于一所大学历史之中的泛浪之花与消亡之沫。
燕京大学，源于西学东渐过程中，被动而立于东方国度的一所教会大学。
其立学之初，很快便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
皆因其不仅将西方现代大学理论带入中国，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教学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也促使中华文化、传统教育从私塾、学堂、书院中突围而出，与现代教育思想开始了对接与嫁接。
同时，其并未完全囿于教会思想及西方文化的传播，而是将现代思想与中华文化有机融汇，使其很快就能根植于古老的中华大地，得以在东方获得认可，并能茁壮成长。
在其存续的短短30余年间，只需看看这些燕大校友的名字吧：冰心、费孝通、周汝昌、埃德加·斯诺、雷洁琼、吴文藻、冯友兰、张东荪、钱穆、顾颉刚、周作人、郑振铎……
在今人一再感慨“大师远去，大师何在”时，回望走出“燕大”的一连串大师们，想来燕大之“校训”，仍会犹言在耳吧。
此书作者，并非拘泥于学术成果排列的校史资料，亦非着眼眼于可读性更强的名校逸闻趣事的描绘，而是以燕京大学独特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历史特点——中西文化冲突与激荡的矛盾、融汇和断割为线索。
作者提出并回答这些矛盾与问题，结合对燕京校友的详实访谈，将这所闻名于世的大学之萌发、沉没——中国大学思想浮沉史的一个标本和断碑，用文字立体、突出的耸立于读者面前。
这其中，作者对燕京大学史上，着墨最多的一个人——司徒雷登，显然不能不提，更不能忘记。他是燕大的创立者，延续者，也是断送者。
历史虽不以其个人为转移，但政治的巨轮，选择了以他为碾压的标本和符号，燕大其兴系之，其亡涉之，悲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既曾之大，亦曾之小……
司徒雷登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他希望死后埋葬于他所一手创建的燕园，虽无法实现，但今日，亦终能沉睡于“人间天堂”的杭州——天堂中的司徒雷登先生，是否因此心平如西湖之明镜呢？
“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大学校训，不会随着燕大埋葬于历史而消失，历史之碑无论断折于半途，或得以永续于未来，它都会被具有反思精神的人们和国度，时时重拾于历史记忆的天空。
清除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症结，有时，并不在于眼前自我虚幻的高大上，反而就在遗忘于昔日历史断碑之沉之重中。那些契合于自由与真理齿缝的文明思想，永不会过时！【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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