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哲：转口贸易和企业出海——关税压力下我国出口如何突围

作者：芦哲、李昌萌（芦哲 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核心观点

关税政策调整下对东盟和拉美转口贸易明显提升：自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以来，我国出口的国别和地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期间对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出口份额明显下滑，而流失的份额主要由东盟、俄罗斯和拉美所填充。我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份额的流失均由于关税政策的调整，而中国香港份额的减少和东盟、拉美以及墨西哥等地份额的增加则表征着我国转口贸易中转地的转移。长期以来中国香港都是我国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之一,而在2020年6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暂停为香港提供优于中国内地的优惠待遇，此举对我国传统转口贸易造成了明显冲击，使得我国经由中国香港向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显著下滑。在此之后，我国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发生了显著转移，墨西哥和拉美等地成为了我国转口贸易的主战场。2020年后我国对墨西哥和拉美的出口增长显著超出了历史趋势水平，且同期美国从墨西哥和拉美的进口也以相同的走势偏离了历史趋势水平，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转口贸易的增长。

转口贸易商品多集中于加征关税相关行业：我们计算了HS二位分类产品下2018年-2023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2018年-2023年美国从东盟进口增速的差值，以区分不同分类产品对东盟出口的增长是基于东盟需求提升还是基于转口贸易需求提升。从计算结果来看，受转口贸易需求提升的相关行业主要有汽车、家具、玩具、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等行业，这些行业均为2018年美国重点对我国加征关税的行业，进一步印证了近些年我国通过东盟的转口贸易以规避美国加关税对我国出口的 影响。而受东盟市场需求提升影响的相关行业主要涉及纺服、农产品以及食物饮料等。

企业出海-对外直接投资视角：（1）国别结构来看：在2017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相类似，对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呈现边际下滑的趋势，而流失的份额主要转移到了东盟以及拉美地区，其中对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墨西哥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明显，是我国近几年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其一，东盟、拉美及墨西哥等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的最新可比数据，2021年我国人均月工资收入约为8903元，远高于越南（1812元）、泰国（2798元）、巴西（2819元）和墨西哥（2878元）等国家人均月工资收入；其二，东盟等国家税赋较低且享受更加优惠的关税政策，经营成本和贸易成本均更低。（2）行业结构来看：中游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超过了50%，而从存量来看，汽车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汽车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720.6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25.4%。（3）主体性质来看：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性质来看，地方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而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中央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占对外投资的比重持续回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贸易争端也迫使中央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以规避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企业出海-上市公司视角：（1）从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23年，电子、家用电器、汽车和通信是我国企业出海的几大主要板块，其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电子板块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4.3%，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了企业营收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与2018年相比，通信和汽车行业出海的节奏明显加快，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分别较2018年提升了19.5%和10.9%，而电子、有色金属、传媒、机械设备和医药生物企业出海的规模也有所提升，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2018年均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此外，纺织服饰、商品零售以及建筑装饰等行业境外收入占比有所降低，反映出我国企业出海正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转变。（2）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出海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结构来看，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50%，截至2023年民营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达到了54.7%，较2018年提升了7.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业务收入构成来看，截至2023年民营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约为28.0%，远高于国有企业的12.8%和其他类型企业的10.1%。

2023年以来针对跨境电商出口的支持政策持续加码：截至2024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约9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远高于同期出口增速的6.8%，跨境电商出口额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也由2018年的3.7%上升到了2024年上半年的8.1%，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而在近两年，针对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码，海关总署和商务部从海外仓建设、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等方面出发对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24年11月25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的公告，而后中央财办在解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也指出要“推动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从支持政策和制度建设上助力跨境电商的长期发展。

跨境电商出口的结构特征：（1）从国别结构来看：欧美经济体仍旧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23年，美国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占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比重达到37.4%，而东盟各国占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比重仍较低（泰国：2.5%；越南：2.4%；马来西亚：2.4%），但增量市场空间广阔。（2）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截至2024年上半年服饰鞋包和家居家纺用品占比分别达到了27.3%和12.4%，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手机等电子产品占比较高，达到了14.4%。

跨境电商出口仍面临一定风险与挑战：跨境电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其一，关于跨境电商免税政策的红利正在逐步消退，24年以来多个国家宣布取消对小额商品的免税政策，如马来西亚在2024年1月1日起将对从跨境电商进口的价值低于500令吉的商品加征10%的低价商品税，巴西在2024年8月1日起正式取消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并恢复征收20%的关税，而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多个经济体也计划取消针对跨境电商进口的小额免税政策；其二，跨境电商出口产品要面临产品标准、平台限制和结算支付等在内的合规风险，如各国对于进口商品的合规要求没有统一标准，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必须通过CE认证，确保商品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一系列标准，而这对中小企业商品出口会造成一定影响；又如部分小企业倾向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商品交易结算，存在外汇监管和税务方面的违规风险，对于我国企业出海的口碑或造成负面影响。

风险提示：（1）海外政策波动较大，海外需求不确定性较高；（2）国内市场短期跟随环境波动，政策推进节奏不及预期；（3）测算基于较多假定，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正文如下

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以后，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不降反升，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近些年转口贸易的提升以及企业出海的加速。在特朗普2.0时期关税节奏尚未清晰的背景下，对2018年以来我国转口贸易以及企业出海的变化进行复盘，对于我国企业应对特朗普2.0时期关税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转口贸易：企业出口对关税政策的主要应对

1.1 2018年以来我国出口多元化进程明显加速

复盘2000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推动我国出口多元化进程的重要事件主要有二：其一是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增量市场的打开使得我国产品得以出口到更多国家，我国出口份额提升的同时，分散化程度也有所提升，对欧盟、东盟等地区出口份额显著提升，我国前五大出口国的份额由2001年的63.2%下降至2008年的48.4%；其二是2018年特朗普1.0时期对我国加征关税，为避免高额的进口关税，我国企业一方面选择将商品出口至其他国家，另一方面选择通过第三国的转口贸易形式来部分规避关税的影响，期间我国对东盟、拉美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份额显著提升，我国前五大出口国的份额由2018年的45.0%下降至2023年的36.1%，占我国出口份额超过2%的国家数量也由2018年的9个接近翻倍至2023年的16个。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至2018年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前的时间段内，我国前五大出口国份额保持相关稳定的态势，出口多元化的进程没有明显加速，更多的是出口份额的主要目的地之间的转移。在2008年-2013年间，受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欧美经济体经济增长受到明显冲击，其占我国出口比重也显著下滑，我国对拉美、东盟以及非洲等在内的经济体出口份额明显提升，而在2014年-2017年间，随着欧美经济体需求的修复，其占我国出口比重也有所修复，期间对中国香港的出口份额则有明显下滑。

1.2 关税政策调整下对东盟和拉美转口贸易明显提升

鉴于特朗普2.0时期仍将通过关税政策对我国出口造成影响，因此我们通过复盘2018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以探究企业如何通过出口多元化的方式规避关税的影响、哪些产品主要通过转口贸易的形式规避关税的影响。

自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以来，我国出口的国别和地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期间对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出口份额分别下滑4.4个百分点、4.0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而流失的份额主要由东盟、俄罗斯和拉美所填充，其占我国出口份额分别提升了2.7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我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份额的流失均由于关税政策的调整，2017年8月，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随后的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三轮关税，平均税率从3.2%提高到19.3%，覆盖66.4%的中国进口产品，受加征关税影响部分商品对出口出现了永久性的流失；日本方面，从2017年开始日本便开始逐步取消针对中国等国家的特惠关税，最终日本财务省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不再给予中国输日货物普惠制关税优惠，其对我国出口日本的化工业和纺织业造成了一定冲击， 尽管后续中日双边关税持续走低，但也造成了出口份额的长期流失。

中国香港份额的减少和东盟、拉美以及墨西哥等地份额的增加则表征着我国转口贸易中转地的转移。长期以来中国香港都是我国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之一：一方面，内地出口到中国香港的货物大多免征出口税，另一方面，中国香港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贸易港，享受独立的特惠关税待遇，这使得中国香港在转口贸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内地对中国香港的贸易差额也始终位于前列。而在2020年6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待遇，暂停为香港提供优于中国内地的优惠待遇，此举对我国传统转口贸易造成了明显冲击，使得我国经由中国香港向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显著下滑。在此之后，我国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发生了显著转移，墨西哥和拉美等地成为了我国转口贸易的主战场。从图4和图5可以看出，2020年后我国对墨西哥和拉美的出口增长显著超出了历史趋势水平，且同期美国从墨西哥和拉美的进口也以相同的走势偏离了历史趋势水平，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转口贸易的增长。

1.3 转口贸易商品多集中于加征关税相关行业

而东盟的状况则有所不同，除了转口贸易的增加，我国对东盟出口份额的提升也与东盟近些年需求的扩张有着直接关系。我们计算了HS二位分类产品下2018年-2023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2018年-2023年美国从东盟进口增速的差值，以区分不同分类产品对东盟出口的增长是基于东盟需求提升还是基于转口贸易需求提升，若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远大于美国从东盟进口增速，则指向东盟需求提升；若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美国从东盟出口增速相接近，则指向转口贸易需求提升。

从计算结果来看，受转口贸易需求提升影响的相关行业主要有汽车、家具、玩具、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等行业，这些行业均为2018年美国重点对我国加征关税的行业，进一步印证了近些年我国通过东盟的转口贸易以规避美国加关税对我国出口的 影响。而受东盟市场需求提升影响的相关行业主要涉及纺服、农产品以及食物饮料等。

2. 企业出海：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2.1 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由欧美向东盟及拉美地区转移

受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供应链重构等多重因素影响，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海寻求破局的机会。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来看，自2017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峰值有所下滑，但从趋势来看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速逐年修复。截至202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录得11.4%，较2022年回升了8.5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企业出海进程有所加速。而截至2024年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858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较2023年全年增长668家，侧面反映出我国企业正在为特朗普2.0时期所可能落地的关税政策做出提前布局应对。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来看，在2017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与出口结构的变化特征相类似，对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呈现边际下滑的趋势，而流失的份额主要转移到了东盟以及拉美地区，其中对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墨西哥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明显，是我国近几年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其一，东盟、拉美及墨西哥等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的最新可比数据，2021年我国人均月工资收入约为8903元，远高于越南（1812元）、泰国（2798元）、巴西（2819元）和墨西哥（2878元）等国家人均月工资收入；其二，东盟等国家税赋较低且享受更加优惠的关税政策，经营成本和贸易成本均更低。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金融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超过10%，是我国企业出海的主要行业，其中制造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无论是从流量还是存量来看，都呈现长期上行的趋势。从制造业内部来看，根据商务部《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披露的数据，中游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超过了50%，而从存量来看，汽车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汽车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720.6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25.4%。

进一步拆解我国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东盟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是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比高达36.4%，主要流向越南、 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来看，从事制造业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活动最为活跃，截至2023年，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主体共有30741家，其中制造业企业占比最高，达到了32.1%，主要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中游装备制造业领域。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性质来看，地方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而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来，中央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占对外投资的比重持续回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贸易争端也迫使中央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以规避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2.2 上市公司视角：2018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出海明显提速

从上市公司维度来看，我们以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企业出海的程度。整体来看，我国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占比呈现边际上行的趋势，期间受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1年我国境外业务收入有所收缩，但在22年以来重回增长趋势，截至2023年我国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比重录得18.2%。

从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23年，电子、家用电器、汽车和通信是我国企业出海的几大主要板块，其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电子板块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4.3%，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了企业营收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与2018年相比，通信和汽车行业出海的节奏明显加快，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分别较2018年提升了19.5%和10.9%，而电子、有色金属、传媒、机械设备和医药生物企业出海的规模也有所提升，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2018年均提升5个百分点以上。此外，纺织服饰、商品零售以及建筑装饰等行业境外收入占比有所降低，反映出我国企业出海正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转变。

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出海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从上市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结构来看，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50%，截至2023年民营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达到了54.7%，较2018年提升了7.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业务收入构成来看，截至2023年民营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约为28.0%，远高于国有企业的12.8%和其他类型企业的10.1%。

3. 跨境电商：企业出海的重要赛道

3.1 2023年以来针对跨境电商的支持政策持续加码

近些年，跨境电商市场发展迅猛，在为我国外贸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企业出海的重要赛道。与传统外贸形式相比，跨境电商有利于企业摆脱渠道依赖，直面消费者，并及时对海外需求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而海外仓等新业态在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的同时，也能规避关税政策调整所引致的风险。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约9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远高于同期出口增速的6.8%，跨境电商出口额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也由2018年的3.7%上升到了2024年上半年的8.1%，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自2018年以来，针对跨境电商的支持政策频繁推出，如2018年9月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的通知，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2020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从外汇结算等方面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而在近两年，针对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码，海关总署和商务部从海外仓建设、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建设等方面出发对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24年11月25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的公告，而后中央财办在解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也指出要“推动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无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从支持政策和制度建设上助力跨境电商的长期发展。

3.2 欧美主要经济体仍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与传统贸易形式有所不同，欧美经济体仍旧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23年，美国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占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比重达到37.4%，英国和德国占比分别为8.7%和4.7%，而东盟各国占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比重仍较低（泰国：2.5%；越南：2.4%；马来西亚：2.4%）。

而展望来看，东盟、拉美以及非洲等地区在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方面增长潜力较大，其一，从渗透率来看，东盟、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电商渗透率远低于欧美主要经济体，电商市场增量空间明显；其二，从增速来看，东盟、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电商零售增速要显著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且电商零售增速要远高于当地整体零售增速。

从跨境电商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截至2024年上半年服饰鞋包和家居家纺用品占比分别达到了27.3%和12.4%，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手机等电子产品占比较高，达到了14.4%。

3.3 跨境电商出口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

跨境电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其一，关于跨境电商免税政策的红利正在逐步消退，24年以来多个国家宣布取消对小额商品的免税政策，如马来西亚在2024年1月1日起将对从跨境电商进口的价值低于500令吉的商品加征10%的低价商品税，巴西在2024年8月1日起正式取消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并恢复征收20%的关税，而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多个经济体也计划取消针对跨境电商进口的小额免税政策；其二，跨境电商出口产品要面临产品标准、平台限制和结算支付等在内的合规风险，如各国对于进口商品的合规要求没有统一标准，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必须通过CE认证，确保商品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一系列标准，而这对中小企业商品出口会造成一定影响；又如部分小企业倾向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商品交易结算，存在外汇监管和税务方面的违规风险，对于我国企业出海的口碑或造成负面影响。

而在应对上述风险和挑战上：一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应进行多元化、多渠道的布局，寻求政策红利的同时规避各国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应加速制定符合国际化合规要求的产品、税收及结算等方面的标准，提升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出口增长提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