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岳母杨振德：14岁父母双亡，丈夫早逝，一生自强的革命者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前后三次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畅谈个人历程与革命历史。

在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时，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岳母杨振德，说到：

“我的岳母是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司令部当医生……她是一位红军战士们敬重的革命老人。”

杨振德老人是邓颖超的母亲。在女儿邓颖超大约七岁时，丈夫邓廷忠因病离世。杨振德携年幼的女儿，辗转京津，以教书和行医谋生，含辛茹苦培养女儿邓颖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8月，邓颖超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就一直跟随在女儿、女婿身边，以教书和行医的收入补贴女儿和女婿的家用和工作，并在大革命失败时期，以此身份充当女儿、女婿的交通员，为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提供掩护。

本期文章，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杨振德这位做过军医、入过国民党监狱的革命老人自强自立的不平凡的一生。

杨振德又名杨梦醒，187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杨振德的父亲思想非常开明，在当时奉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杨振德的父亲却鼓励女儿勤奋攻读。在杨振德的祖父因错吃中医不幸身亡后，杨振德的父亲又鼓励女儿学习中医，希望女儿有一技之长，能救人救己。

杨振德的童年时期正是晚清光绪帝即位的初年，女性缠足之风盛行，人们还是以“裙下纤纤作弓样”为美。可杨振德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女性缠足这一社会陋习。

杨父这种开明、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思想对女儿杨振德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湖南长沙，杨家原本是个富足的家庭。可是由于杨振德的叔伯们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在杨振德的祖父去世后，杨家就家道中落，生活陷于困顿。

为了谋生，年幼的杨振德随父母背井离乡，迁居广西南宁，父亲在衙门里谋得了一份差使。

杨父的薪水很微薄，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也是苦中有乐，很有温情的。

不幸的是，在杨振德14岁时，父母相继离世。这对还是个孩子的杨振德来说是多个沉重的打击！

但坚强的小杨振德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击倒，她表现出了与其幼小的年龄并不相称的坚韧。

因为杨振德有学习中医的底子，在父母离世后，她发奋钻研中医。由于杨振德悟性很高，在学习三年中医后，她就学有所成，开始能够为人看病行医了。

这样，十几岁的杨振德在苦难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坚韧，终于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

杨振德年龄虽小，医术却非常高明，又加上她为人和善，所以在当地中也小有名气。

后来，杨振德在行医过程中结识了任职广西南宁的武官邓廷忠，当时邓廷忠的妻子已因病离世。

邓廷忠是朝廷的一位彪勇悍将。他是光绪年间的武进士，曾任光绪帝的御前侍卫。后调任广西左江南宁游击。

邓廷忠在任期间，由于在对法作战中英勇果敢，受到老将、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的赏识，升职为参将。

在对法的宣光城之战中，邓廷忠率部冲锋陷阵，攻向法军驻地越南宣光城。

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邓廷忠部弹尽粮绝。但邓廷忠置生死于度外，挥动旗竿，冒死袭杀法军少校，邓廷忠因此也身负重伤。

邓廷忠是一位爱国的武将。杨振德与其相识后，也深深敬佩其舍身为国的铁血军人本色。

1900年，“大龄女青年”杨振德嫁给邓廷忠。

婚后不久，邓廷忠升职为南宁镇台，也就是统管南宁地区绿营军的总兵，官阶正二品。杨振德就成了身份尊贵的二品镇台夫人了。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只是从属于家庭的，是家庭的附属物。女人不需要抛头露面，只要遵从“三从四德”，在家庭中相夫教子。

而杨振德骨子里崇尚自由自立，不愿接受这些封建藩篱的束缚。虽然身为镇台夫人，她仍然在打理家庭之余，不忘自己的本业，坚持坐堂问诊。

这时的杨振德衣食无忧，本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但她仍坚持悬壶济世，一来是因为她怀有为病人解除病痛的慈悲的助人之心，二来是因为她遵从了自己不愿依附家庭的内心。

1904年2月4日，杨振德在广西南宁生下一女，取乳名玉爱。身为武官的邓廷忠重男轻女，非常冷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女儿，甚至要将这个女儿送人。

性情刚正、思想开明的杨振德被丈夫激怒了，为了守住这个刚刚降生的小生命，她愤然举起菜刀，以死相逼丈夫，这才守护住了小女儿。

正是由于母亲杨振德刚烈的抗争，小玉爱才没有离开母亲的身边。如果当时没有母亲的以死相护，小玉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没有了母亲的教导和后来的支持，那么我国历史上可能就不会出现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了。

1907年，邓廷忠携家人回河南光山老家祭祖。

此时的邓廷忠在仕途也非常不顺，他性情耿直，与上司经常发生不睦。因此邓廷忠在回河南后，通过关系直接到云南任新军管带候补游击。

正是邓廷忠的这个决定，被上司向朝廷告发“擅离职守、欺君罔上”。朝廷因此以“恣为弊混、法纪荡然”为由，将邓廷忠革职，流放新疆。

面对家庭的重大变故，杨振德没有被击垮，她变卖家当，凑足二百两文银作为丈夫流放新疆的路费，又以柔弱的双肩和强大的内心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虽然杨振德医术非常高超，以此来养家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邓廷忠是朝廷的罪臣，作为犯官亲属的杨振德是不允许在广西挂牌行医的。

杨振德为生活所迫，只得携带年幼的女儿背井离乡，辗转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靠做家庭教师和行医养活自己和女儿。

1910年，杨振德在天津长芦育婴堂找到一份医生的工作。此时的小玉爱也到了入小学的年龄。小玉爱长期随母亲颠沛流离，在母亲的教导下，也成长为一个自强、懂事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她总是在育婴堂做一些编织工作，力所能及地赚点家用，希望能为母亲分担一点生活的压力。

1911年，邓廷忠流放新疆即将期满。在天津的杨振德收到了丈夫邓廷忠的来信。

在信中，邓廷忠告诉杨振德，他的流放期限已满。不日，他将官复原职，与妻女团聚。

收到家书的杨振德母女自然高兴万分，多年辛酸的生活终于熬出头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杨振德母女满怀期待与邓廷忠团聚时，又传来消息，邓廷忠在新疆暴病身亡。

生活到底要给杨振德这个柔韧的女人多少痛苦的打击！坚强的杨振德强忍丧夫之痛，擦干眼泪，再次站立起来。因为她知道，她是幼小的女儿的羽翼，女儿是她的软肋，也是她的铠甲。为了女儿，她不能倒下！

长芦育婴堂在1913年初停办。杨振德又一次失去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北京平民义务学校教书。此时的小玉爱已9岁，也进入该校读书。在这里，母亲杨振德为女儿另取学名邓文淑。

北京平民义务学校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创办人是进步人士陈翼龙，教职工多为同盟会成员。在这所学校里，杨振德母女开始接受新思想，邓文淑也接受了爱国、救国的启蒙教育。

1913夏，陈翼龙准备在京津举行反袁起义。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于7月将陈翼龙逮捕，并在一个月后将陈翼龙杀害。北京平民义务学校也因此被袁查封。

就在这个夏天，杨振德和学校的其他教师为陈翼龙收殓后，又携女儿文淑回到了天津。

在天津，邓文淑入读天津女师附小。这时的杨振德没有固定的工作，由于要供女儿读书，她同时兼任了四个家庭的家庭教师，教书之余还要在家与女儿编织毛巾，以补贴家用，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有一段时间，杨振德失业了，小文淑只得辍学，在家由母亲杨振德辅导学习。

就这样，在母女二人的不懈努力下，虽然过程充满了艰辛，但小文淑也完成了小学教育。

邓文淑在小学毕业后，于1915年夏进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

此时的杨振德仍以担任家庭教师为生，女儿邓文淑则住校学习。日子虽然艰辛，但母女俩相互扶持，对生活充满信心。

在直隶一师，邓文淑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思想上也不断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校社团组织的爱国活动。

蔡锷将军病逝后，学校校友会组织发起纪念蔡锷将军的征文活动。邓文淑的文章成为入选的四篇佳作之一。在文中，邓文淑饱含爱国热情、满怀救国之志写道：

“望吾国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

时至今日，我们在读到当年邓颖超的这段振奋人心的语言时，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老人，盛世终于如您所愿，您当年的宏愿已成为现实。

对于女儿的不断进步，母亲杨振德看在眼里，心中深感欣慰。日子虽然苦点，但为了女儿的成长，杨振德认为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邓文淑积极地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并被推选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的队长，此时的邓颖超只有15岁。

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邓颖超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终生伴侣的周恩来。

邓文淑在1920年从直隶一师毕业后，便去了北京的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小任教，两年又回到天津达仁女校任教。这时，邓文淑开始使用邓颖超这个名字。

邓文淑在直隶一师读书时，她的地理老师白眉初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学生，并为她改名“颖斌”。由于邓文淑不喜欢“斌”字，就自己改作“颖超”。1922年邓文淑由北京回天津后，正式使用此名。

1925年，邓颖超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女儿一直追求进步，并最终投身革命。对于女儿的选择，母亲杨振德是担心女儿的安危的。但是，杨振德不但是位开明的母亲，还是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母亲。

所以，对于女儿邓颖超走上革命的道路，杨振德是理解的，也是积极支持的。

邓颖超入党后，担任了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邓颖超当选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投身天津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被天津当局通缉。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5年7月，邓颖超与北方局干部李国瑄南下广州。

杨振德与女儿邓颖超相依为命，这是二十多年来，母女俩的首次别离。

杨振德心中对女儿有万般不舍。但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为了女儿的安全，为了女儿选择的事业，她还是在女儿身后，默默支持女儿南下广州。

同年10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委托周恩来的小弟周恩寿将杨振德护送到广州。

此时邓颖超已与周恩来结为伉俪，杨振德也已年满50岁。但杨振德非常自强自立，不想让女儿、女婿养活自己，她又在一处中学担任了教师职务，后又到执信中学做校监。

杨振德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她在做执信中学校监期间，因晚上检查学生宿舍，碰伤眼睛落下了残疾。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劝说下，杨振德这才辞掉了工作。

1927年4月，邓颖超住进广州德国教会医院待产。因男婴体重过大，生产过程中难产没能保住孩子。

由于在1926年12月，周恩来已调往上海工作，所以，邓颖超的生产过程都是母亲杨振德陪伴照顾的。

当时邓颖超产后身体非常虚弱，由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局也变得异常严峻。邓颖超所住的医院也不是安全之地。

广东省委妇女部干部陈铁军这时受党组织之托，装扮成贵妇人进入医院，通知邓颖超母女赶快离开广州！

在医院医生的协助下，邓颖超和母亲打扮成护士和女工，乘坐德国领事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船只，这才离开了广州，前往香港。

同年5月1日，邓颖超与母亲由香港辗转到达上海。

由于当时党在上海的活动已全面转入地下，邓颖超只能以母亲杨振德的名义在报纸刊登寻人启事与周恩来联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母女联系上后，将产后虚弱的邓颖超送入医院治疗。

但是由于邓颖超产后不久受时局的影响，车马劳顿地辗转香港、上海，情绪紧张，又加上没有得到及时的休养，所以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今后恐怕不宜怀孕。

这个消息对邓颖超的打击是巨大的。看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杨振德痛在心里，默默陪伴着女儿，悉心照顾着女儿。

当时党组织在上海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杨振德就以行医看病为名，充当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帮助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并以行医所得赞助女儿、女婿的工作经费。

1934年5月，杨振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女儿、女婿团聚。

这时的杨振德已年近60岁，但她仍然不想吃闲饭，就在瑞金的红军医院当了医生，为伤病战士服务，并在军中开设中西医门诊部，为红军的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红军官兵的深深敬重。

邓颖超与周恩来随红军长征后，杨振德因年迈被留了下来。在转移过程中，杨振德在南昌被捕。

当时在法庭上，法官要求杨振德劝女儿邓颖超脱党。这位革命的妈妈回怼法官也非常有力：

“女儿的事情，父母管不着，委员长不是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吗？”

杨振德入狱三年后，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二次合作，才被释放出狱，到武汉与女儿团聚。

这时，周恩来也将自己的老父亲周劭纲接到武汉与自己一起生活。

但不久后的武汉也不是容身之地。

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时，杨振德与周劭纲等八路军家属随工作人员撤退至湖南。

此后，由于日军步步进逼，杨振德等人又从湖南、贵阳，于1940年秋辗转撤退重庆。此前，1939年9月，周恩来因骨折赴莫斯治疗，并于次年5月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夫妇就把杨振德和周劭纲两位老人接到重庆，与自己团聚。

到达重庆后，杨振德老人的生活总算安顿下来。但这时，老人的年龄已65岁了，长期的颠沛流离，三年的牢狱生活，已极大损害她的健康。

与女儿、女婿团聚几个月后的11月，一生辛劳的杨振德病倒了，高烧不退。

杨振德自知病体沉疴，大限将至，她慈爱地安慰女儿、女婿：

“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不要难过。”

次日，杨振德老人便与世长辞。

老人一生自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她在临终之前还在嘱咐身边的人：“我不重要，不要为我奔忙了！”

杨振德老人14岁父母双亡，婚后丈夫早逝，独自拉扯年幼女儿辗转南北，靠教书和行医培养出优秀的女儿。她的一生很曲折很坎坷，但她自强自立，给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起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自强自立，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谨以此篇文章向刚强贤良的革命母亲杨振德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正是这些像杨振德一样刚强明理的母亲，才培育出了邓颖超这些共和国的优秀、杰出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