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马斯克不是美国人

文 | 丁毅超

前段时间，马斯克与红脖子MAGA群体因为H1B签证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展开了激烈交锋。马斯克一方主张继续保留H1B，填补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的数量短缺；红脖子一方主张废除H1B，避免外来人口进一步流入美国。

各方势力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议题中。比如承诺将与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合作减少国防经费的桑德斯就公开炮轰马斯克，认为H1B签证是事实上的奴隶制，或者说进口的廉价劳动力。特朗普的前军师史蒂夫·班农将矛头直指大型科技寡头，认为移民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威胁。

马斯克与MAGA的赛博斗争自然让不少人兴奋不已。那些因为哈里斯败选而闷闷不乐的民主党人更是将喜闻乐见和幸灾乐祸写在脸上。尤其是当不少MAGA支持者高呼“三权合一”获得完全执政权的情况下，任何共和党的内部斗争都会成为反对者的嘲讽理由。

客观而言，特朗普“三权归一”的说法确有夸大的嫌疑。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非常微弱，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议案流产，民主党支持者的嘲笑是一种正常的舆论反动。当然上述事实并不妨碍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强势地位，行政命令可能是他依赖更多的工具。

更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和红脖子争论背后所折射出的紧张关系。这不仅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结构性冲突，更是文化共同体始终难以处理的血缘困境。

眼下美国正是陷入这样一场国本之争：南非裔的马克斯是不是美国人？印度裔们是不是美国人？或者说，到底谁才是美国人？

南非裔马斯克和印度裔拉瓦斯瓦米

自由意志主义如是说

正如笔者之前文章所强调的那样，马斯克绝不能视为保守主义者，他对特朗普的支持更多是传统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策略性结盟的结果。两者结盟的原因在于在特定重大议题上的重合。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笔者将首先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即什么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为什么马斯克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

虽然小部分学者抱有异议，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自由意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谱系学联系。甚至比起左翼自由主义或者进步自由主义而言，自由意志主义可能更多分享到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抽象个体的独立地位，这具体表现在个人选择自由的扩大化。

用霍布斯的话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说来，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意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在这种结构下，国家，或者说任何组织都与自由存在紧张关系。

但考虑到人类不完美的政治现实，这种组织或者国家又必须存在。国家，或者说任何组织的权力都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套用潘恩的说法，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可以说，自由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缘分在一开始就已注定。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性，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事实上演变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和政治上的小政府主义。

20世纪的罗斯福新政改变了自由主义叙事。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投向罗尔斯的怀抱，建立起今日我们更熟悉的进步自由主义叙事。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继续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诺奇克和哈耶克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展开了全面进攻。他继承了洛克的思想，以自我所有权为基础论证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性。张伯伦打篮球是其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他认为即便按照罗尔斯的方案实现再分配，只要大众愿意花钱去看张伯伦打篮球，财富就会自然流动再集中。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缺乏真正的连贯性。

罗伯特.诺齐克

在政治上他延续了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血统，建立了“最小国家”这一概念。他认为国家本质上也是由“看不见的手”推动形成的，或者说是不同的权利保护协会相互竞争的结果。

哈耶克在今日的赛博空间更为有名。毕竟“哈耶克的大手”已经成为流行的互联网名言被传播到各个角落。哈耶克的后辈，同样出生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更是成为美国当代自由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由意志主义的重镇，卡托研究所就是其所创立的成果之一。

马斯克的观点几乎完美符合当代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形象。纵观马斯克的几十年人生，他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倾向民主党。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他一直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甚至他在2016年接受CNBC采访时，支持通过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解决AI兴起后人类工作被大量替代的问题。

这乍听上去非常奇怪，似乎和上文所说的自由市场公平性背道而驰，但这确实是卡托研究所当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兹沃林斯基甚至专门撰文认为基本收入方案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一贯主张——

“对于那些仅通过《通往奴役之路》 中哈耶克论点的二手讽刺画来了解哈耶克的人来说，他在这里的主张无疑会令人惊讶。但正如我的同事凯文·瓦利尔 (Kevin Vallier)多次证明的 那样，哈耶克并不反对福利国家本身（即使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也是如此）。至少，他认为福利国家的某些方面是国家可以追求的可行选择。但上面的段落表明，他可能有一个更强烈的想法——基本收入不仅仅是一种可行选择，而且是民主合法性的强制性要求——必须实施这项政策，以证明即使是哈耶克国家也会对其公民行使的强制权力是正当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全面基本收入是保障选择自由的重要基础。

对最小政府的狂热支持是马斯克身上另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特征。如果大家回想起马斯克所谓的火星政府，非常符合自由意志主义者对最小政府的崇拜。用马斯克自己的话说，“人民直接民主。法律必须简短，因为长篇大论会招致欺骗。规则自动失效，以防止官僚主义导致死亡。任何规则都可以被40%的人废除，以克服惰性。自由。”当然，这种政府假设也非常符合18世纪以来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想象。

即便是在转换政治阵营后，马斯克的主张依旧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特征。比如他支持废除社交媒体的事实核查制度和拒绝屏蔽俄罗斯媒体，与他对言论自由的强烈信念密切相关；他在投靠特朗普之后所提出的政府效率部门也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对最小政府的长期执念。

马斯克的长期主张基本可以转化为如何让个人选择尽可能最大化这一古老的自由意志主义命题，这也是谈论马斯克一切“古怪”想法的思想基础。毕竟在今日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是绝对的少数派，他们只能通过与其他意识形态结盟的方式才能获取更多的影响力。

自由意志主义不是保守主义

在明确马斯克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后，我们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即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左翼学者，特别是美国左翼学者存在系统性偏见的问题。即便在哈耶克本人明确撰文表示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依旧倾向将自由意志主义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左翼学者是如何形成这种刻板印象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过笔者在这里更多讨论如何驳斥这种呆板印象。

事实上的驳斥比较直观。自从罗斯巴德重建自由意志主义以来，自由意志主义者一直有自己明确的机构和党派。自1972年开始，自由党有明确的自由意志主义政策纲领，在每次大选中也会推出自己的独立候选人。在2106年的总统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更是创纪录地获得过3.3%的选票。

穆瑞·罗斯巴德

除了对里根进行过非常短期的支持外，自由意志主义与保守主义拥有相当明确的区分度。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自由倾向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之一。

思想上的差异完全可以参考哈耶克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任何一位仔细阅读过这篇文章的读者都能从中发现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在哈耶克看来，自由意志主义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它之所以看上去“保守”，是因为进步自由主义出现的缘故。

进步自由主义背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转而倾向剥夺个人的选择自由。自由意志主义是为了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地位。“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其对美国保守主义的评价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即便自由意志主义真的是“保守主义”，也是保守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其二是，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附属品，“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

我们在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总复仇的开始》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传统保守主义。这里可以看出哈耶克对传统保守主义的这两个观念是错误的。这本质上是传统保守主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衰弱后美国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的表现。哈耶克对保守主义的错误理解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依旧是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下将保守主义作为他者对待。

没有什么比对自由一词的理解可以更好说明这种区别。在传统保守主义的框架下，自由不是理性的普遍结果，而是自身文化传统习俗的结果。用保守主义创始人埃德蒙·伯克的话说，英国人的自由不是法国人的自由。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究竟应该享有何种自由，或者说其自由的限度，是由历史和传统塑造形成的。社会契约论者在理性假设中所建立起来的抽象自由没有真正的实存性。

然而哈耶克的自由是普世观念下的自由。这一自由是抽象理性的产物，它不承认历史或者习俗这样的特殊性对它进行限制。“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捍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哈耶克甚至指出，美国保守主义者反对政府过多管制也与某种普遍的理性原则没有关系，而更多依据对特定目标的关注。

哈耶克本人的论证已很好说明为什么进步左翼将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混为一谈是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这是马斯克与MAGA运动终有尽头的真正原因，马斯克本人的行动轨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斯克一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比如批评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在2022年的初选中也选择支持德桑蒂斯而不是特朗普。

甚至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马斯克在大选中长期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与今日互联网中马斯克自称的“黑暗MAGA”形象相去甚远。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分裂的举动是马斯克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逻辑一惯性。

马斯克的政治阵营转换更多是从新冠疫情后开始的。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采用了不同强度的封控措施。在马斯克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侵犯”人身自由无疑是对个人自由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换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对抗国家对个人自由日益强烈的压迫。从2022年开始，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比如马斯克公开谴责特鲁多要求加拿大卡车司机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马斯克与MAGA运动的合流与他2022年后收购Twitter密切相关。在保守主义看来，主流媒体对保守主义存在系统性的压制，导致保守主义难以获得舆论的主动权。在马斯克看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点，自由意志主义者都应当给予其言论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绝对言论自由主义。

这导致马斯克在收购后废除了亲进步派叙事的事实核查机制和解封大量因为2021年1月6日事件被封禁的账号。马斯克的行为在事实上推动保守主义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更为平衡的发言权利。这是两者结盟的现实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达成一种偶然的协作。

在2024年唐总枪击案后，马斯克与MAGA正式结盟。他不但像传统CEO一样向特朗普的竞选资金大量捐款，更是亲自下场，参与组织特朗普的竞选集会。甚至马斯克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一些绝对自由承诺，比如对LGBT的支持。这可以解释为在马斯克看来，觉醒文化已经成为新的压制性因素，它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特权。

需要指出的是，马斯克在关键政策上依旧保持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张，政府效率部门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对MAGA运动而言，反对官僚系统是因为官僚存在系统性的民主党偏好。华盛顿特区极为畸形的投票比例是最好的证据。传统保守主义的政策的落实需要对官僚系统的全面清算，但这种改造必须不能是失控的。

马斯克的落脚点是自由意志主义对国家的长期负面态度——官僚主义本身就是低效的，代议制也不能真得反应民意，需要通过向全民征集线索的办法提高政府效率。这种论调几乎和哈耶克完全一致。哈耶克认为，保守主义较少关注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而更关注谁来行使权力的问题。

换言之，保守主义者不可能是理念上忠诚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政府效率部门的效率一词也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痕迹。用哈耶克的话说，“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却倾向于根据他们怯懦的思路运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变革或者限制变革的速率。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保守主义者又对自生自发的调适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对这种自生自发调适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变革，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必要的调适。”

文化共同体的血缘困境

客观而言，许多人一直低估了自由意志主义的复杂性。比如自由意志主义究竟更倾向绝对的小政府主义还是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其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种低估导致他们无法将马斯克与自由意志主义之间建立明确的思想联系,上文所说的UBI和自由意志主义关系只是一个例子。

马斯克对待移民的态度是另一个争议点。在马斯克全面转向MAGA之后，他经常表现出对非法移民和非白人移民的强烈攻击性，从而被贴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很多人认为这种对移民的限制性举措违背了自由意志主义的基本框架。

用时髦的话说，这显然是没有对齐颗粒度的结果。自由意志主义在移民限制的问题上存在两条不同的道路。马斯克强调的是对非法移民的限制，这一思路没有超出罗斯巴德的基本构想。用他的话说，“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国家会像特定居民和业主所希望的那样‘封闭’。因此，很明显，美国事实上存在的开放边界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中央政府（负责所有街道和公共土地区域的国家）的强制开放，并没有真正反映业主的意愿。”

如果将马斯克简单地视为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么他支持H1B只会显得贻笑大方。毕竟亚裔是H1B签证的最大群体之一。自由意志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种族论的。对马斯克而言，如何印度人或者中国人达到了同样的程度，同样可以建设自由主义美国的美好未来。

顺带一提的是，将自由意志主义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是非常古怪的想法。自由意志主义者大体遵循了哈耶克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结果。自由意志主义否定民族主义，将其视为对自由特殊性的限制，这也是马斯克反对俄乌战争的思想诱因之一。如果我们翻阅美国自由党的纲领，这种反干涉主义的倾向随处可见。

马斯克与MAGA在H1B上南辕北辙的立场恰恰暴露出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马斯克与其他自由主义者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以理性为基础建立某种抽象的普遍性。换句话说，自由意志主义的普世主义依旧是普世主义，这与MAGA的保守主义血统格格不入。

所以，自由主义那种完全脱离血缘的共同体根本不可能存在，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他们所假设的抽象意义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必然会受到共同生活印记的影响。

无论合法与否，移民本质上是从其他共同生活中迁移过来。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原来的印记。共同体当然具有消化异质性成分的能力，问题是，这种消化不是在真空无摩擦力的环境下进行的。同化本身是一件有代价的事情，代价会随着同一时期移民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攀升。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土耳其血统对他的英国性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上世纪70年代德国引进大量土耳其劳工真得导致土耳其烤肉成为了德国菜。大量外来移民所导致的“文化入侵”（或者用更中立化的表示，文化碰撞）在事实上会对原有的共同体产生强烈影响。尤其是当这些移民带有强烈经济移民特征的情况下，共同体的共同生活记忆将更难发挥作用。

共同体凝聚力衰弱是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必然后果，治安恶化只是其中较小的影响之一。当然，这并不代表治安恶化全是外来移民的责任，但外来移民确实在推动治安恶化上功不可没。

外来移民在瑞典恶性犯罪的占比可以帮助我们管中窥豹。瑞典国家电视台STV在2018年的调查节目中显示，过去五年843起地区法院案件中，58%的强奸和强奸未遂罪犯有外国背景。考虑到近期关于瑞典黑帮几乎完全被外来移民接管的报道，移民和犯罪率的关系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

在MAGA派的眼中，由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移民问题上长达数十年的放任，美国的移民控制系统已完全失效，移民短时间的大量涌入极大增加了共同体的维护成本。非法移民需要被驱逐，通过H1B签证来美利坚谋求经济利益的合法移民也需要限制。人数限制可以为恢复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文化共同体可能不一定是种族主义的，但绝不可能是非血缘主义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对保守主义者而言，祖国而非国家才是家国关系的真正体现。祖国不能是中立且冷冰冰的政治机器，它与共同体的成员之间通过强大的情感纽带相互连接。真正的爱国主义不能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冷酷理性计较上，而是对祖国的爱恋。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马斯克这样的政治候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国之情，如果世界上有另一个国家更符合他的自由意志主义理想，他完全会对美国弃之如敝履。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MAGA派理念的具象化。与第一任期的收紧签证和驱逐非法移民相比，即将到来的第二任期特朗普明确提到废除出生地原则的重要性。客观而言，美国采用出生地原则更多是新大陆特殊性的表现。但在几十年的移民失控中，出生地原则已成为驱逐移民的重要阻碍。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意味一种完全非血缘的共同体实验已走向失败。也只有在把握特朗普移民政策整体脉络的情况下，我们才更有可能理解特朗普在H1B签证问题上的表态。

从特朗普和万斯在本次事件中的低调程度看，他们并不想直接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特朗普也仅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寥寥几句带过话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产业上有很多H-1B签证。我一直相信H-1B。我用过很多次了。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

万斯更是直接没有对问题进行任何表态。他们清楚知道马斯克和MAGA派系不是同路人，但现在不是因为H1B签证就与马斯克公开决裂的时候。更何况，失败的民主党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的目的就是扩大联盟的裂痕。

正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一样，MAGA与马斯克的策略性结盟终有一天会分道扬镳。MAGA并不是因为H1B签证才知道这一点，史蒂夫·班农这样的人物早就提醒过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本次事件更多是MAGA派系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试探，从而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攫取更多的话语权。

马斯克的自由意志主义是否必然会导向赛博巨企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至少他本人的火星实验依旧带有强烈的直接民主制特征。不过对保守主义者而言，无论是赛博巨企还是进步世界都是难以接受的未来，它们在摧毁历史的同时，无法遏制自由意志的膨胀。

眼下，为了伟大的MAGA事业，MAGA们确实没法离开硅谷大资本家和科技巨头的马斯克们，然而MAGA显然不喜欢无限自由意志最后会导致的虚无主义结局。真正的问题永远不是MAGA和马斯克们会不会割席，而是什么时候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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