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明朝卓越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人物简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广荆州卫（今湖北省荆州市）军籍。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 ，故称之“张江陵” 。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神宗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 [33]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去世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人物生平：

少年聪颖

嘉靖四年五月初五日（1525年5月26日，此据《登科录》《万历起居注》 以及《明实录》等；另有《行实》称其生于五月初三日即1525年5月24日，并得到当代著述采用，该日期或是因文字刊刻致误），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据说张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少年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同年，张居正做了补府学生。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居正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嘉靖十九年（1540年），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官场升迁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 [3]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 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坖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徐阶起草遗诏，引张居正与之共谋。不久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王潜邸故讲官陈以勤一起入阁，而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位列次辅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36]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1569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 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首辅万历

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17]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应当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劳瘁而死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 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表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为政举措

政治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

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

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

一条鞭法，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