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日本话不会说的“日本小姐”，“美女盗窃犯”姜艳的不归绝路

1989年2月26日晚，内蒙古电视台《观众五分钟》节目播出了一条“外国人看内蒙”的新闻，一名长相甜美、自称是厦门大学留学生“仪保美佐子”的“日本小姐”在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的大堂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一口极为流利且标准的普通话盛情夸赞呼和浩特是一座如何如何美丽的城市、呼和浩特的人民是如何如何的热情好客，留给观众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时呼和浩特的观众们谁都不会想到，这个上电视的“仪保美佐子”，此时此刻正在中国边境城市二连浩特，接受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以及呼和浩特铁路局公安处的联合审查——

昭君大酒店

折断采访是2月19日录制的，采访结束后，“仪保美佐子”离开了昭君大酒店，打车去了呼和浩特火车站，登上了呼和浩特开往兰州的旅客列车，到了兰州站时已经是2月20日中午——

1995年之前的呼和浩特站老站房

80年代的兰州站站房

下了火车后，“仪保美佐子”请了几名在列车上刚认识不久的列车员在兰州吃羊肉串，几个人一共吃了100多串，仅仅“仪保美佐子”一人就吃了40串，那副狼吞虎咽得模样把几个列车员都唬得一愣一愣的。

老照片，吃羊肉串

吃完后，“仪保美佐子”大大咧咧地拿出钱包准备付钱，结果才打开钱包她就大声叫喊起来：“我钱包里少了钱，有小偷啊，抓小偷啊！”

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仪保美佐子”声称钱包里少了人民币5000元和外汇劵200元！

一个日本美女在兰州被偷盗巨款，无疑这是一起重大涉外盗窃案件，兰州市公安局极为重视，立即从刑警大队中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侦办此案。

但是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除了羊肉串摊主和那几个一起吃羊肉串的兰州客运段列车员之外，“仪保美佐子”在兰州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人，而列车员和羊肉串摊主经过审查也陆续排除作案嫌疑。

老照片：烤羊肉串

对于兰州公安的“办案不力”，“仪保美佐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声称自己也有责任，是自己粗心大意，给中国的警察和大家添麻烦了（这哥态度很“日本”，日本人最喜欢的口头禅就是“给你添麻烦了”），在兰州市公安局和兰州市外事办工作人员不住的致歉下（当然，兰州市外事办赔偿了“仪保美佐子”2000元现金和200元的外汇劵），“仪保美佐子”在2月23日乘坐火车离开兰州返回了呼和浩特，又在2月24日登上了开往二连浩特的列车，打算在这里越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80年代的二连浩特铁路边检站，这张照片曾经登上过初中地理教科书，是80后读书时期的集体记忆

结果，在2月26日下午过口岸检查证件的时候，细心的边检民警发现“仪保美佐子”的外国人居留证上的照片有被更换的痕迹。随即呼和浩特铁路局公安处不顾“仪保美佐子”的高声抗议，将她“请”下列车，以涉嫌涂改证件罪收容审查。

就在呼和浩特市的电视台播放“仪保美佐子”在昭君大酒店的采访时，“仪保美佐子”正在二连浩特边防局收容所接受询问，现将询问记录摘录如下：

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答：“仪保美佐子。”

问：“你是日本人？”

答：“是的。”

问：“你到中国来干什么？”

答：“到中国留学啊，这在我的居留证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80年代日本在华女留学生的学生证

问：“小姐，居留证并不能说明你的真实身份，你有护照吗？”

答：“我的护照丢失了。”

问：“你持的是什么护照？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持的是公务护照，是棕色的。”

问：“小姐，你错了，日本公务护照的封皮是墨绿色的。”

答：“不！肯定是棕色的！”

问：“你发了优待证了吗？”

答：“发了，是白色的。”

问：“你又错了！小姐。我们对留学生是不发优待证的。”

答：“你们——你们这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抗议！”

问：“小姐，听你中国话讲得很不错，你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

答：“一年以前。”

问：“你来中国一年，就能把中国话讲得这么标准，那真是奇迹了！”

答：“我小时候是在中国长大的。”

“小姐，我很想和你用日语交谈一下。”一名日语翻译说罢后，突然用日语询问“仪保美佐子”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讯息。

答：“对不起，我不想用日语和你交谈。”

问：“你根本就不会说日本话，你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答：“你胡说，我是日本人！”

问：“那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日本话？”

答：“我——我就不想说——”

问：“行了，别再装下去了！”

1989年2月27日，“仪保美佐子”以涉嫌伪造身份和报假警被呼和浩特铁路局公安处拘留审查，没有“外国人”的光环，铁路警察对她也就没那么客气了，“仪保美佐子”在领教了几顿“大记忆恢复术”（不要以为“大记忆恢复术”不会对女性使用）后终于开始断断续续挤牙膏式地“交代问题”。

她承认自己不叫什么“仪保美佐子”，而叫“王珍珍”，天津市人。1987年冬离开天津，先到北京，后去了广州，在南下广州的列车上认识了一个叫王虹的女孩，两人成为“好姐妹”，并跟着王虹到了珠海，并受到王虹的父亲王有发的热情款待，她为了表示感谢，认了王有发为干爹。

谁知王有发是个走私团体的头目，她很快就被王有发骗了身子并加入了他的走私集团，通过王有发认识了珠海市公安局的“张哥”和一个名叫麦瑞德的美国人，并相继和这两人“亲亲抱抱举高高”，发展成了肉体关系。

从1987年至1988年年底，“王珍珍”自称帮助同伙在椰子壳里装黄金和可卡因，通过铁路携带到北方黑市销售牟利；和麦瑞德一起去北京收集古字画，去秦皇岛盗窃军事地图，等等。其中部分情节的跌宕起伏程度已经堪比《加里森敢死队》中的部分桥段。

加里森敢死队海报

铁道部公安局刑侦处的同志们在研究了“王珍珍”的口供后认为：“两分真、八分假”，故事虽然动听，但更像是这个表演欲望很强的女青年对公安人员扯下的弥天大谎，目的是为了混淆视线，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目的。

随后，在铁道部公安局刑侦处的直接指挥下，呼和浩特、齐齐哈尔、天津、广州以及柳州铁路局的公安处通力合作，对“王珍珍”的身份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核查，终于在1989年4月18日查清了“王珍珍”的真实身份——原天津动力机械厂开除女工——时年20岁的姜艳。

经查实，姜艳从小就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而被寄养在外婆家，老人的过分娇宠和溺爱养成了她骄横放纵和好吃懒做的恶行。

80年代的中国年轻女性

上初中的时候，因为父母被调回天津工作，姜艳就从外婆处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骄纵的恶行被父亲所不容，父女之间的矛盾很快变得尖锐无法调和，而姜父对她的教育方法又是简单粗暴，在得知她在学校抽烟并早恋后，父亲用木棒毒打了她一顿，导致她的头部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伤疤，姜艳也是驴脾气上头，愤而喝下了一瓶“敌敌畏”，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初中毕业后一年多的1986年，姜艳被天津动力机械厂招工，离开家住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结果经常性地旷工，和不同的男青年出入电影院、舞厅，引发厂里的不满，于1987年10月将她的行径告知了她的父母。姜父得知女儿的放浪形骸，怒不可遏，亲自跑到厂里当着众目睽睽之下将她在单身宿舍中毒打了一顿，姜艳愤而在11月离家出走离开了天津，而天津动力机械厂也因为姜艳长期旷工而在1988年1月正式将姜艳开除厂籍和工会会员籍。就此，姜艳彻底成了“街溜子”，然后她依靠自己的颜值在旅客列车上各种招摇撞骗，能骗就骗，不能骗就偷。

1988年5月，姜艳在北京开往齐齐哈尔的167次旅客列车上结识了齐齐哈尔客运段列车员刘某，列车抵达齐齐哈尔后，姜艳跟刘某回了刘某在齐齐哈尔的家，并和刘某滚了床单。随后又在和刘某如胶似漆的同时，又和齐齐哈尔客运段列车员李某和王某勾搭上了，刘某得知后勃然大怒，与李某和王某大打出手，三个人“互殴”得头破血流，姜艳就在边上看着三人厮打，显得还挺得意。

80年代末期的列车员装束

1988年9月末，姜艳发现自己怀孕两个月，但是刘某断然否认孩子是他的，李某和王某也表示孩子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10月5日，姜艳不顾自己怀有身孕随刘某登上了齐齐哈尔至沈阳的406次旅客列车，刘某将姜艳安排在11号硬卧车厢。10月6日凌晨，姜艳在12号硬卧车厢从一个熟睡的旅客没上锁的皮箱中偷了1100元人民币现金，结果下车时被乘警查获，人赃并获无可抵赖而被沈阳站派出所收审，但因为她怀有身孕，再加上其母从天津赶到沈阳为她写担保书，故而才将她于11月30日被送回天津取保候审。

姜艳的母亲要求姜艳马上做人流，但姜艳认为一旦做了人流，她会立即被判实刑，因此当其母在1988年12月20日强行带她去医院做人流时，姜艳借上厕所的机会爬窗逃走，在天津站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开始了新的流浪生活——

面对以上查实的证据，姜艳的的面具再也戴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交代了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1988年12月22日，姜艳从沈阳登上了开往真如（今上海西站）的195次旅客列车，在车上结识了在厦门大学留学的日本留学生仪保美佐子，姜艳通过高情商的谈吐获取了仪保美佐子的信任，在车快到真如站时她趁仪保美佐子不备，盗窃了她提包内的外国人居留证和2万日元现金，还贼喊捉贼地带她向乘警报案。仪保美佐子被姜艳的表演所迷惑，对姜艳的仗义感激涕零，在到了上海后带着她到处玩，玩遍了上海滩后又先后玩了南京、杭州、苏州和厦门，其费用全部由仪保美佐子承担。

80年代的日本女青年

和仪保美佐子分别后，姜艳将仪保美佐子的外国人居留证上的照片撕下，换上了自己的照片，就此摇身一变，成了“仪保美佐子”。随后，姜艳借着“仪保美佐子”的身份去买紧俏的卧铺车票，然后高价转卖。比如在福州时她倒卖一张去北京的卧铺票，赚了100元；在上海倒卖一张去呼和浩特的卧铺票，赚了300元；又在广州、衡阳、长沙、柳州等地如法炮制，大赚特赚，先后倒卖卧铺车票26张，净赚5700余元。

有了钱，她又用“仪保美佐子”的名义入住各地的高级宾馆和酒店，由于当时普遍的崇洋媚外风气，所以一本外国人居留证几乎无往而不利，极大的满足了姜艳的虚荣心。

1989年1月27日，姜艳以“仪保美佐子”的身份在柳州火车站登上了上海开往南宁的179次旅客列车的14号硬卧车厢，和一名叫尚塔尔·吉尔、来中国度假旅游的法国女护士为伴，车快到黎塘站时，姜艳趁着尚塔尔·吉尔去餐车就餐时，从她的钱包内拿走了800美元、700法郎以及吉尔的护士职业证，然后借故上厕所离开现场。

当时的柳州站站房是这样的

事后尚塔尔·吉尔报告了乘警，乘警虽然将姜艳作为嫌疑对象进行了盘问，但看了她出示的“仪保美佐子”的外国人居留证后就排除了她的嫌疑，使得她轻易逃之夭夭。

1989年2月1日，姜艳以“仪保美佐子”的身份在萍乡火车站登上了179次旅客列车的软卧车厢，住在4号包房。和她同房的恰好是在上海科技大学任教的日本青年女教授前田纯子。这让姜艳大为紧张，因为她这个假日本女人面对货真价实的日本女人根本“装”不过一集，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更不敢亮出自己“仪保美佐子”的身份。以至于隔壁包房的美国旅客请她们去打扑克时她就以装睡来应对，当前田纯子离开包房和美国人打扑克后，姜艳从前田纯子的钱包中拿出5万日元。

萍乡站站房

前田纯子回包房后检查钱包，发现少了5万日元后立即报警，姜艳作为唯一接触现场的人受到乘警的审查，但在审查中姜艳再度以“仪保美佐子”的身份成功蒙混过关，逍遥法外。

根据姜艳的交代，她从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先后盗窃作案六起，倒卖车票32张，非法获利36000余元，大部分都被她挥霍殆尽。

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姜艳提出自己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要求取保候审。然而这次她的母亲表示坚决不再为她作保，再加上她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再加上犯罪对象多为外国人，罪加一等，怀有身孕再也无法成为她的护身符。因此，公安机关按照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为她进行了强制人工流产，然后将她正式逮捕。

最终，姜艳因为盗窃罪、伪造身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0年代冒充洋大人偷盗洋大人，数额特别巨大是加重情节，要不是姜艳怀孕，死刑立即执行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