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他的许多诗歌如《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偶然》吟诵至今。他虽然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但他并非一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恰恰相反，学生时代的徐志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小小的志摩天资聪颖，人称“海宁神童”。志摩念了7年的家塾后，父亲希望他得到更好的教育，于是把他送去了开智学堂，那是个新式的小学。在开智学堂，教志摩古文的，是外号“两脚书橱”的老师张树森（字仲梧），是个桐城古文高手。志摩在很小的时候，便受老师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十岁出头的志摩，曾写过一篇古文议论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文采义理俱佳，令人拍案称奇。

“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羸弱顽疲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欲挫其锐，非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也不可，且贼之千里进攻，利在速战，苟与之坚壁相持，则贼计易穷。幸而潼关天险，西连京师，粮运既易，形势又得，据此以待援军之集，贼粮之匮，斯不待战而可困敌也。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之上策也，奈何元宗（元宗即玄宗，笔者注）昏懦，信任国忠，惑邪说而诅良策，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徐志摩《论哥舒翰潼关之败》）

可能是志摩学习太刻苦，他在大约13岁的时候便戴上了近视眼镜，这在100年以前还是很罕见的。戴上金丝眼镜的志摩，顿觉眼前一片清晰，高呼：“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1910年，徐志摩13岁那年，到了杭州最好的中学杭州府中求学，在那里徐志摩展露出学霸锋芒。志摩所在的班级后来出了两位文学巨匠，一个是徐志摩，另一个是郁达夫。1931年11月，徐志摩乘坐飞机遭遇空难去世后，他的“二十年的旧友”郁达夫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志摩在回忆里》，深情描摹了志摩在杭州府中的求学情景。

郁达夫回忆说，那时的志摩身短、头大、脸长，长得像“怪物”，并且十分顽皮，不怎么爱读书，手里总是捧着小说看。但志摩很聪明，虽然看起来不用功，却总是考第一，而且志摩写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

当时学校规定，级长由考第一的人担任，志摩在杭州府中这所当时浙江省最好的高中，连续五年当级长，真是了得。

志摩结束了中学生涯后，便开始北上求学，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学法学。在这期间，徐志摩拜了一位名师——梁启超。梁启超是当时最有名望的启蒙大师，影响了一代青年。

志摩拜师不久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十分惶恐，怕有辱师门。

“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途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念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

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鱼肉百姓，西方列强觊觎中国，国势黯淡。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老师梁启超鼓励徐志摩出国深造，担任起改造社会、为国家寻找出路的重任。当年8月，徐志摩便赴美留学去了。

在前往美国的远洋轮船上，徐志摩给亲朋好友写了一封《赴美文》，表达了自己心怀国家的雄心壮志。

“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到美国后，志摩成了一个“拼命三郎”，惜时如金。他先在克拉克大学学历史，一年半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又用半年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得到了美国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这对于一个美国本土学生，一般需要6年，徐志摩两年就做到了，可想而知志摩留学期间，学习有多拼。

志摩在留美日记中说，他每天“六时起，七时朝会”，经常听讲座，和朋友一起去公共图书馆……他读的书非常广泛，关心天下大势，当时同学们都称呼他为年轻的“鲍尔什维克（即布尔什维克，笔者注）”。

1920年，志摩为了追随他所仰慕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改造家罗素，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在英国，志摩向著名的文学家曼苏菲尔、狄更生等学习请教，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学养。

1922年，志摩学成归国，做编辑很成功，当大学教授也很受欢迎，这跟他学生时代积累的文化底蕴不无关系。

徐志摩这个学霸是怎样炼成的呢？富裕的家庭环境是志摩成才的助推器，让他可以享有良好的学习资源，接触到大量优秀老师，结交了大批优质的学友。同时，徐志摩天资聪明，刻苦勤奋，求知欲强，乐观豁达，这些共同铸就了他的学霸本色。

自古诗人就分为两类，一类诗人入世，他们吟咏着民众的悲欢，好像永远都站在我们中间，如杜甫。

另一类诗人出世，或如陶渊明采菊东篱，或如诗仙李白俯视众生，或为艺术而行走人间。

他们降临尘世，经历人生的洗礼和情感的磨难，写出和泪滴血的诗篇，然后就像流星划过夜空，倏然而逝。

他们才是纯粹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人。

只有喜爱“飞翔”和“云游”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归去方式。

120年前，徐志摩出生，从此人间拥有了最美妙的诗意四月天。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纵然是他遗弃了的女人，到老也还是深深地爱着他。他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晚年就说过：“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 （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

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我们原来的了解，要伟岸的多，也光辉的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的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出国前，徐志摩已拜在梁启超门下。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20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赘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全程作陪并担任演讲翻译。左一为林徽因。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1927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事件”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1927年春天之后，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这一时期的新月派，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认为，上海时期的新月派，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想来这是因为，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不承认前后“新月”的关联，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